摘要：本文出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作者：（美）M.H.艾布拉姆斯，译者：王凤，版本：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4月
本文出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作者：（美）M.H.艾布拉姆斯，译者：王凤，版本：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4月
恢复人类生活曾经失去的幸福
在西方二十世纪诸多英美文学研究者中，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文学1916级终身教授”M.H.艾布拉姆斯教授因其独到的批评视角、深邃的哲性洞察、宏阔的文化视野、丰润的人文情思、素朴的文路笔风而特色鲜明，独树一帜，且因建树之卓越，影响之深远，成为英美文学界无人不知的学术大师，正如国内学者王宁所言，“我们无论是谈论英国文学或文学理论，都无法绕过这位重要的人物”。
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年7月23日—2015年4月23日），欧美现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
就英国文学而言，艾布拉姆斯教授的突出贡献之一表现在他组织主编了《诺顿英国文学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和《文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这两部教科书深受大学师生及其他读者的欢迎，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教材和专业读物。在文学理论领域，奠定其世界文学批评大师地位的则是他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独到研究，尤其是 1953 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该书阐明作者心灵的活动构成诗歌的主要领域，与当时盛行的英美新批评主张的客观批评相对，加之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全面回顾和总结，学术价值极高，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浪漫主义研究扛鼎之作，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在为其撰写的书评中，赞誉该书是“自斯平加恩（J.E.Spingarn）以来文学批评领域中最优秀的学术著作”。然而，国内学界对这部正当其时的著作的过度关注，导致忽略了艾氏另外一部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浪漫主义研究杰作，即《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该书出版于1973年，一经出版便在西方获得众多好评。莫尔斯·佩克汉姆（Morse Peckham）称它是“自己所阅读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认为该书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无人可及，主要表现在：通过德国诗人和哲学家来解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细致展现了浪漫主义核心神话、隐喻和概念与圣经、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传统模式之间的一致性；呈现了浪漫主义作家将神学传统世俗化产生的可能性意义；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持续影响。韦恩·C.布斯（ Wayne C.Booth）评价道，艾布拉姆斯在该书中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批评模式和文学史方式，他对诗歌进行有效的外部诠释，来表明诗歌对传统的吸纳与改造，从而给诗歌带来新的改变，产生新的意义，这不仅显示了华兹华斯诗歌的历史意义，而且展示了它的审美价值。
在艾布拉姆斯教授自己看来，虽然《镜与灯》更为人们熟知，但《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更为重要，它不仅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更是一部文学思想史，“涉及比文学批评更具人文重要性的东西”。艾氏所称的文学思想，不单单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化等思想和观念，更多是指文学以整个外在历史文化为参照体系生发出来的内在意义和可能性价值。这种内在意义和可能性价值既体现、吸纳了传统，也出于满足现实需要而更新、转换了传统；既体现了文学在其历史与文化中所处的位置，也阐明了文学在历史与文化的演进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作为一部艾氏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史，《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强调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欧洲社会文化现状，以凸显浪漫主义作家集体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具有的历史意义；第二，以同时代德国诗人和哲学家及其著作为参照，阐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相似点，从而赋予浪漫主义想象性诗歌以哲思的形而上特质；第三，最重要的是，将浪漫主义作品视为圣经、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等宗教神话和神秘主义传统的世俗化模式，从而把浪漫主义作家视为世俗的宗教思想者，这些世俗的传道者没有排斥而是吸纳了天堂、堕落、救赎、旅程、循环、回归、天启等古老的宗教神话概念，并在主体和客体、自我和非自我、心灵与自然、意识与世界的现代思想框架内重新加以解释，让它们衍生出去神圣化的世俗的意义模式，为人类的生活经历与世界经验提供崭新的阐释方式。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奠基人，提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在诗艺上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开创了20世纪诗风的先河，被雪莱赞为“第一位现代诗人”。
根据这种方式，人的意识、精神或心灵都必然经历一场循回曲折但始终向前发展的旅程：起初与自然处于天堂般的和谐统一中，然后从这种统一中堕落或坠落下来，与自然分离，经历充满诸多分离、分裂、多样、矛盾和对立的过程，一路向前、向上，最终又绕回到原初的那个起点，也就是自己一直所在的那个家园，不过是一个更好的家园，在那里，心灵与自然联姻，人类获得救赎。这样，通过阐明浪漫主义哲学和文学中的特有概念和模式是被置换和重构了的神学话语，或者说是宗教经验的一种世俗形式，艾布拉姆斯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就超越了浪漫主义时期单一的时空限制，而具有文化上的整体性、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范式上的同一性特征，使得浪漫主义不仅仅构成欧洲文学两千多年发展戏剧史上的一个场景，更将其塑造为西方社会文化传统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其中，古典传统得以延续。但是，在欧洲社会现代急剧转型的浪潮中，这种传统以一种新的现代经验范式、新的经验组织模式及一套新的关系和关联程式呈现出来，并延续到整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想之中，产生了持续性的广泛影响。
最能说明艾氏这一独到、伟大的学术贡献的，便是2013年他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是他“拓展了我们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理解，扩大了文学研究范围”，这作为对艾氏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总结，切中肯綮。
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一书中，艾布拉姆斯通过其浪漫主义文学思想，表达了自己最为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欧洲，社会政治和生活动荡不安，启蒙理性思想陷入深刻的危机中，为寻求摆脱文化和思想困境的方式，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努力从古典和传统宗教中汲取源泉。他们吸收、同化了大量的宗教主题，将它们重塑为一种世俗模式，然后宣称自己作为诗人-先知或哲学家-先知，担负起拯救堕落人类和世界这一神圣使命，帮助人们在世间建立一座人间天堂，恢复人类生活曾经失去的美好、欢乐、正义和幸福。正是在此意义上，艾布拉姆斯认为“浪漫主义美学是主张艺术为人类、艺术为生活的美学”，几乎也恰好是这一点，最为突出地彰显了其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中作为深厚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想。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反叛思潮和虚无主义否定思想的裹挟下，人的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如无根浮萍、风中乱絮，心灵无家可归，精神无处可依，在某种意义上，与法国大革命后浪漫主义诗哲们深陷其中的社会境遇类似。那么，在这个时候重提浪漫主义作家，彰显他们所承担的以人类救赎为目标和使命的先知者角色，呈现他们在人类处于深重苦难和无边矛盾中仍然保持的积极的、乐观的、自信的生活姿态，艾布拉姆斯并不是要提倡回归到所谓浪漫主义的简朴的原始主义，或者采取躲避的态度逃逸到唯我独存的个人的心理世界和心灵领地，相反，他旨在为处于其时其境的人们（包括他自己）提供一种看待传统文化思想、人类生活经历、世界发展变迁等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更多是肯定而非否定的、有机而非机械的、统一而非分裂的、同一而非差异的，在高举差异性、不确定性、否定性、平面化、碎片化等观念大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成为一个坚定的后现代文化思想的逆行者。
对于这种浪漫主义思想，如果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切听来显得虚假或陈旧，艾布拉姆斯的断言是：“这也许表明，比起雪莱和华兹华斯所知道的时代，当代人所处的时代更令人失落，更让人感到沮丧。”这里，虽未经明示，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艾氏内心深处怀有的时代忧虑和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如同其笔下的浪漫主义诗哲，“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规定了人最重要的东西和人的根本尊严”。
拯救传统的概念、体系和价值
雪莱在《为诗一辩》中写道：“英国文学发展起来，如获新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批哲学家和诗人，他们超然卓越，从为公民和宗教自由进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斗争以来所涌现的人群中，无人可与之比拟”，这些人拥有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1819年10月，雪莱在给查尔斯·奥利尔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孕育了新的思想和感情的源泉”，伟大诗人“从这些源泉中获得了相似的情感基调、意象和表达方式”，一个时代中“最优秀作家”具有相似性，证明“那个时代的精神对所有人产生了影响”。
我们将看到，雪莱的同时代人也做出过类似的断言。假设我们提取出雪莱声明中的事实性主张，并将其重新表述如下：十九世纪许多大诗人与十八世纪诗人明显不同，他们有着共同的重要主题、表达模式、情感和想象的方式，其作品构成一种综合的思想潮流的一部分，这种潮流不仅展现在诗歌中，也显现在哲学中，与时代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在我看来，如此加以陈述的主张是有效的：而且，我要补充的是，这些主张不仅对英国文学和哲学有效，也对雪莱生活年代中的德国文学和哲学有效。
雪莱（1792—1822），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代表作有《西风颂》《勃朗峰》《致云雀》等。
本书意在通过具体阐明那些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来证实上述观点。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三四十年是一个创造力非凡的时期，英国和德国都如此，在众多杰出的诗人、后康德哲学家、传奇作家、非完全虚构性自传作者以及德国人称为“普遍历史”（一种关于人类过去、现在和可预测未来的哲学框架）的相关形式的倡导者中，都明显存在着相似之处，体现在作者的立场与扮演的角色，主题、思想、价值观、意象，思维与想象方式，以及情节和结构设计中。本书所讨论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这三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具有自身的前提和组织原则，每一位伟大作家都有着独特的关注点，发出独特的声音。在讨论某一部具体作品或某一位具体作者时，我力求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每种形式的意图和个人表达上的差异。然而，这些作家都共同关注某些人类问题，并以一种可以辨识的方式思考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正是雪莱及其同时代人所称的“时代精神”的依据，而为了便于讨论我选择采用“浪漫主义”这个虽有歧义却是惯例的术语来称呼这一现象。
本书以“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为名，旨在表达传统神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世俗化，这是我一直关注的焦点，虽然绝非唯一的关注点。
英国和德国是两个有着神学和政治激进主义历史的新教国家，其中，圣经文化激发了人们对雪莱所称的“时代重大事件”的回应。在这些重大事件中，他首先指的是法国大革命。革命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巨大的失败，在现代政治、社会和工业世界出现动荡的时期引起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冲击波。例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青年卡莱尔、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席勒和柯尔律治等想象力丰富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们都是形而上学思想者和吟游诗人，都将自己视为被上帝选中的人，在充满深刻文化危机的时代中充当西方传统的发言人，且将自己表现为传统的哲学家-先知形象或诗人-先知形象（在英国，主要典范是弥尔顿，雪莱称之为“为公民和宗教自由进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斗争”的伟大“吟游诗人”），以不同但明显相似的方式，努力重新构建希望的根基，进而宣告，人类必然获得重生，或至少可能获得重生，重生后的人类将居住在一片更新如初的大地上，在那里，他将发现自己自始至终栖居在家园之中。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一直处于逐步世俗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常见的历史事实，但人们很容易误解这一过程发生的方式。世俗的思想家不能摆脱持续数世纪之久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像基督教神学家无法摆脱古典和异教思想传统一样。这个过程——至少——并不是要删除和取代宗教观念，而是要同化和重新解释这些观念，将其作为以世俗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世界观的构成要素。
我所称的“浪漫主义”作家具有诸多独特之处，这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持有哪种宗教信条，甚或根本不遵循任何宗教信条，他们都致力于拯救传统的概念、体系和价值，这些概念、体系和价值建立在造物主与造物、造物主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基础之上，但需要在主体和客体、自我和非自我、人类心灵或意识与自然的交流这些流行的二元术语系统中重新加以表述。尽管它们的参照系从超自然变成了自然，但那些古老的问题、术语与思考人性和历史的方式仍然存在，这些传统元素构成了隐在的特征与范畴，甚至成为那些彻底世俗化的作家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也成为他们思考人类境况、环境、核心价值和抱负、个人与人类的历史命运的前提、形式。
本书并不针对十九世纪早期的思想和文学进行全面综述。即使是重点关注的作家，我也主要选择他们创造力处于鼎盛时期创作的作品而对这个时代的其他重要作家则略之不叙。例如，济慈之所以被提及主要是因为他在一些诗歌中表现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诗人的心灵经历成长，得到规训，被视为一种个体生命的神正论（济慈称之为“一个救赎体系”），这个过程既始于我们于这个世界的经历，也终于这种经历。本书完全没有论及拜伦，并非因为我认为他逊色于其他诗人而是因为他在其重要作品中采用一种反讽的“对抗语气”（counter-voice）进行言说，刻意为同时代浪漫主义者的预言者姿态打开了一种讽刺性视角。
华兹华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首次撰写了“《隐士》纲要”这一纲领性声明，并在《漫游》“序言”中指出，作为一份纲要，它阐明了自己打算创作的巨著《隐士》以及收录自己其他作品的诗集所具有的“构思和范围”，本书在结构上就以该“纲要”为中心，从中摘取出一些文段，然后又折回其中，如此来回往返，呈现出一种序列运动。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华兹华斯是那个时代伟大的诗人典范（正如同时代的英国诗人所公认的，不论采取什么标准），其“纲要”为浪漫主义的核心事业确立了宣言，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可以此来衡量其同时代诗人作品中存在的一致与分歧。
《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作者：（英）威廉·华兹华斯，译者：丁宏为，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在每一节中，我也着眼于华兹华斯之前和之后的时代——往其后探索了圣经、基督教释经文献、宗教忏悔文学以及通俗哲学和神秘哲学等各个相关层面，往其前则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杰出作家——旨在表明浪漫主义思想和文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浪漫主义时代的作者在重新解释自己“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发展出一个经验组织的新模式、一种看待外部世界的新方式，以及一套个人与自我、与自然、与历史和同胞之间的新关系。从十九世纪中期到现在，这一事实对大多数重要作家来说都显而易见，其中的许多人或积极或消极地以浪漫主义成就的形式和内在精神为参照，来定义自己的文学事业。我知道，这些主题和材料极其多样，将它们整合在一起难度极大，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有时会想起柯尔律治曾经说过自己为何花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完成所计划的杰作（Magnum Opus）——因为关乎万物，涉及一切，这个时候，我便感到一阵苦涩。
PS：本文摘编自《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一书。本文第一部分为书中译者序言，第二部分为作者前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原文作者/王凤 M.H.艾布拉姆斯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