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我在大学毕业两年后,有幸被调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春秋》杂志社任记者。调进杂志社第二个月,在市委领导安排下,我就采访了《红岩》小说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那是一次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特殊采访,它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
杨益言说红岩
陈显涪
杨益言说
那是一种秘密的信号
那里有恐怖和血腥
那里是美制枪械和手铐
那是一张张倔强的面孔
那是难以言状的烈士苦难
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
特务组织
那就是——
歌乐山竹梆声掩盖下的罪恶
1987年,我在大学毕业两年后,有幸被调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春秋》杂志社任记者。调进杂志社第二个月,在市委领导安排下,我就采访了《红岩》小说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那是一次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特殊采访,它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
杨益言
一、歌乐山的竹梆声
杨益言没有开场白,更没有任何寒暄。他说:1948年8月的某一天,我在重庆朝天门附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那天,我正走在路上,头上突然被蒙上了一层黑布,进而被推上了一辆草绿色的美制军用吉普车,还没等我坐稳,车子就仓促启动,仿佛整个大地都在颠簸,车子向着远方起伏不定的公路驶去……
我在车上不知被颠簸了多久,突然,四周传来恐怖的竹梆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呀,充满着阴森、威胁、恫吓、可怕、畏惧,令人恐怖,在歌乐山的野谷林丛里激起了阵阵共鸣。
吉普车猛然停下,我被粗鲁地推下车,蒙住我双眼的黑布随即被扯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片黑色的岩石和一座座山谷,光秃秃的乌黑色岩石瞬间凸现在我的眼前,突露的山谷间,耸立着一个个阴森森的岗亭,我听见,那些令人心悸的竹梆声,正是从岗亭中传出来的。黑黑沉沉的天空下,我看见了手铐上的英文字符:MADEINU·S·A,我被押进了竹梆声下的黑牢。
(一)我的名字变成了258号
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特务全部穿着美式军服,挎美式枪械,旁边的桌椅上,也都用白色油漆写着“中美所”或者“中美合作所”的字样。凶神恶煞的特务涌上来,对我全身上下进行了搜查,然后对我宣布:现在你已经没有名字了,记住你的号码,258号。随即厉声说:这就是你的名字,这里绝对禁止用你原来的名和姓,更禁止和任何人交谈,违者严厉惩处。
我低着头,被押着穿过了响着竹梆的高墙岗哨,来到一处院坝,迎面是十六间男牢房,对面的不远处则是两间女牢房。我被关进了楼上第二间牢房,我看见,牢房里有27张倔强、陌生的面孔,他们都直盯盯地望着我,我有史以来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特务们向我宣布和警告的话语还在耳边回响,我不知应该怎样和他们说话。
我在想:这是什么地方?那些“美”字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美国?那一张张不屈的面孔是些什么人?我心中突然感到很模糊,但又很熟悉。是的,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我和他们并不陌生。
我1925年出生在重庆的朝天门,儿时的我看见长江上行走的尽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军舰和船只,从长辈口中知道的,都是列强在瓜分中国,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北碚的兼善中学度过的,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兼善中学的创始人是卢作孚先生,他凭着一腔爱国热情,把事业做到了这般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实业可以救国。大学我是在同济大学上的电机系,一心想毕业后实业报国。一开始,美国人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还说要帮助中国修建三峡水电站,我很高兴。可是,后来美国却帮助国民党打内战,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不能在平静的课堂里坐下去了,全国青年开始了反内战反迫害的高潮。1948年初,我们同济大学的热血青年聚集到上海外滩英国领事馆门前,看见黄浦江上的美国第七舰队转动炮口对准青年学生,军舰上的飞机也随即出动,呼啸着从爱国学生的头上飞过,准备着向数以万计的爱国学生伸出罪恶的血手。这印象太深刻了,我立刻意识到,这世界上还有友善笑脸背后的另一个美国。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一天,1948年1月28日,同济大学工学院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时我正在负责学联的汕印报编辑工作,我们经受了上万军警、坦克和马队的围堵和逮捕,后又遭受了搜查和围困。从此,我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当时我得以侥幸逃脱,可是回到重庆后,还是被特务逮捕了。
是的,只是因为我参加过反内战反迫害的学潮运动,就被秘密抓到了当时最大的集中营,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而且不准用我的名字,只能用258。是的,我在上海见过许多美式装备的特务,在这里,我又见到了他们,几乎无处不在的特务。
(二)我受过酷刑,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被关进牢房的某一天,特务把我从狱友中强行拉走,对我进行审讯。那是我受过最最痛苦的过程,一是肉体上的痛苦,二是精神上的痛苦,我要坚持住,什么也不能说。我知道,狱中随时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我也有可能。即使这样,我也只能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决不能屈服。我知道,敌人只掌握了我在大学时办报的情况,我知道的其他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于是,无论他们怎么折磨我,我就是咬紧牙关,只承认办过报,而且只是搞油印,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酷刑在竹梆声中笼罩着牢房内外,许多人在酷刑里失掉了宝贵的生命,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就是牺牲在特务的酷刑下的。那时,重庆的酷热把牢房烤得火一般难受,我们只能在人挤人的牢房里侧着身体睡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龙光章等9名战士在川鄂边被俘后,一路受尽折磨,关进渣滓洞时,只有他和指导员李泽两人了。然而,龙光章他们关进来的情况并不比路上好,这里的霉米饭、酷暑、疾病、蚊虫等一切非人的折磨终于把他摧残垮了,他在无尽的折磨中瘫倒了。有什么办法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呢?给点营养?没有。给点药物?没有。龙光章抱着解放军最终会打到这里的希望,停止了他的呼吸。龙光章被长期折磨至死的噩耗通过牢房的秘密孔道,传遍了全部狱友,人们愤怒了。我也参加到了这场斗争中,学会了使用秘密孔道。大家对敌特斗争的估量,以及准备谈判的条件,认为:必须在这场斗争中打掉敌特的嚣张气焰,一,必须给龙华章买棺材,用白布裹尸埋葬;二,改善狱中待遇;三,今后重病者一律送医院治疗;四,为龙光章烈士开追悼会。
要知道,这是在敌特如林的渣滓洞狱中呀,这样的要求能办到么?我们当然知道,要迫使敌人接受条件,绝非容易的事,如果敌人暂时不承认,或者只承认其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极大的胜利。我在这场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大家不怕死不怕折磨,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即使在渣滓洞这种白色恐怖的地方,也是有可能的。当时,我想起了古人曾说过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话。这是出自孔子的《论语》,其意义是人在将死的时候,会说出智慧的语言。没想到看守所长李磊在谈判时,也说了这段名言。他酸溜溜地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兄弟当了多年所长,出现这种事情还是头一次……”大家怒道:“少啰嗦,到底同不同意?”
当时人们都在背地里称李磊为猩猩,他在我们团结一致、毫不屈服的压力下,终于说其他条件都好办,只是开追悼会一事,实在没有先例,不能同意。于是,岗亭上加了机枪,夜夜响起的竹梆声更加恐怖,巡逻特务大大增加。李磊放出话来:“你们胆敢要挟我?”
为了取得胜利,我参加了绝食斗争,敌人把平时的霉米饭换成了香味扑鼻的红烧肉,我们的胃里像火烧一样难受,但敌人失败了,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如果我们大批地饿死,敌人的上司怪罪下来,李磊将吃不了兜着走。无奈之下,猩猩只好说:“你们一定要开什么追悼会,那就吃饭,吃完就开。”
这时候,岗亭上的机枪装上了子弹盘,走廊和四周都增加了武装特务,猩猩装出一副悲戚的面孔,站在了我们平时放风的院坝里,牢门一改紧闭常态,全部打开。我们18间牢房的狱友,迈着沉重的步子,带着准备了两天的东西,走向了追悼会。黑布袜子撕成的黑布条,做成了青纱,盘在胸前的黑色花朵,也是用它做成的。女同志头上的白花,是用我入狱时的白衬衫撕烂了做成的。狱友们从各自的牢房走到院坝中央,没有人说话,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沉重的脚步。我们压抑着满腔的怒火,黑压压地站在放风场。刚满46天的“监狱之花”,也在妈妈的怀抱里,加入了追悼会的行列,她那大大的晶亮的眼睛,还是头一次见到牢房之外的天空。
同志们的挽联是用一方方的小草纸做成的,足足挂满了有四丈多宽的高墙,风一吹过,发出哗哗的响声。那是哀悼龙光章的哀乐。在挽联的旁边,放着大家从牢房边上采集野花做成的花圈,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奠”字。此时,高墙上又增加了一排机枪,黑黑的枪口凶神恶煞地对着我们,我们没有一点害怕,依然把追悼会进行了下去。
谁能相信,在这与世隔绝的集中营里,竟然开了一个为革命者举行祭奠的追悼会。我们又插上了一炷香,香烟袅袅,把那幅“人生百岁难免一死,愿君超凡直上西天”的挽联吹得哗哗作响。我们深深悼念着为人民事业献出了一切的龙光章烈士,风儿伴随着龙光章的灵魂,在歌乐山的竹梆声中冉冉上升……
二、《红岩》写作的过程
我在渣滓洞中被关押了几个月,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即将被国民党特务关闭的前夕,我得到罗广斌的帮助,加上党组织的营救,我得以从渣滓洞逃脱。当时,我在放风的时候,假装体能训练,罗广斌他们成功说服了一名叫杨钦典的看守,他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同意帮助我们,我们终于大难不死。我们脱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联系解放军,让他们赶快去渣滓洞救战友们。
11月30日,重庆得到解放,我把署名杨祖之的文稿《我从集中营出来》送到了重庆《国民公报》,四天后,文章发表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系统讲述了渣滓洞监狱发生的革命斗争,引起了轰动。1950年4月,我被分配到重庆团市委工作。1955年,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向英雄人物学习,重庆市委组织了报告团,我和罗广斌、刘德彬等人参加了报告团。我们到自贡、成都、江津等地巡回报告渣滓洞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讲得我热血沸腾。
1956年,在我哥哥杨本泉建议下,我们向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请假两个月,在南温泉开始了文学创作,我们各自写出了自己熟悉的革命故事,然后汇集在一起,取名为《禁锢的世界》。当时,除少数稿件在《重庆日报》发表外,其他的稿件都没有发表。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文学创作并不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1957年,团中央在讨论干部写作时,有人提出了这个题材,于是团中央向四川、重庆两级团组织提出,希望组织人员创作这方面题材的作品,经过讨论,重庆两级文联决定将此题材的创作作为向新生的共和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向我约稿,而我此时正患严重的肺炎,团市委为了照顾我休息,安排我值守办公室,我就利用这三天难得的时间,以每天1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这篇稿件。随后,我将稿件寄给了罗广斌,希望他修改修改。哪知他当时正在重庆郊外一门心思研究养鱼技术,没有时间及时改稿,刘德彬已下放农场劳动。我与罗、刘两人基本失去联系,只好一个人再次对原稿进行修改,取名《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发表在《红旗飘飘》上。再后来,此文又在《北京晚报》上全文发表。1959年2月,《在烈火中永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量巨大。随即,部分章节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一时引起轰动。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认为,《在烈火中永生》这本书只有5万多字,内容过于单调,如果能写成长篇小说,必须进行重写。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党组书记朱语今亲自出马协调重庆方面,并指定青年编辑王维玲具体联系我,用重庆集中营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经过市委组织部严格审查(重庆直辖前夕,我在北京采访了当时的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也证实了这个过程),不久,市委确定由我和罗广斌为《红岩》的创作者。我当时觉得很惊讶,认为我的能力不够,担不起这副重担,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但是,组织的决定还得服从。1959年2月,我和罗广斌脱离后来工作岗位,汇集到重庆市中山四路81号,正式开始了《红岩》小说的创作。
三、《红岩》成书的后话
在以后的采访中,我又有幸采访了杨益言的夫人何明杨,据她回忆,杨益言接到写作任务后很苦恼,创作愿望和实践矛盾经常困扰着他,他睡不着觉,就半夜起来翻找写小说的资料。还有,原有的资料也少,根本不够写成一部小说,他的哥哥杨本泉也说:“杨益言他们写得很苦,初稿写出来后,令人很不满意。”后来我又在重庆直辖前有机会采访了当时的编辑王维玲,据他回忆,初稿写成后,杨益言和罗广斌对书中的人物塑造很不满意,小说《红岩》几乎就要半途而废,但大家都对这部小说抱有很大期望,包括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通过不同方式,向两位作者打气,鼓励他们走出困境。
作者采访杨益言旧照(图中左二为杨益言,右三为作者)
1960年夏天,重庆市委组织部安排杨益言和罗广斌到北京参观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时期的电报手稿,这给了他们极大的启发,杨益言谈到感受时曾说:“我们看后觉得,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考虑小说的谋篇布局,以及人物塑造。”
1960年冬天,新的创作开始了,他们写作的地方没有暖气,重庆还是很冷的,脚冻僵了,手写僵了,也没有加强营养的食物。想起狱中革命斗争的战友,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创作热情,他们经常彻夜工作。那年冬天,作者还专门抽时间到了华蓥山武装起义的革命遗址武胜、广安等地,重踏先烈足迹,收集人物故事,探访英雄事迹,丰富小说情节。当时正在武胜深入生活进行采风创作的著名作家沙汀和艾芜,与杨益言罗广斌见面,共同研究、修改这部小说。
1961年12月,这部历经坎坷的长篇小说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红岩》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后又多次印刷,总销量近三千万册。
《红岩》作为一部革命题材的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红岩》还衍生了很多文艺作品,如电影、歌剧、话剧等,共同构筑了红岩英烈的集体记忆。
作者:陈显涪(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日报》退休记者)
来源：方志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