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去年冬天的一次退休工人聚会，老友们围坐在那家开了三十多年的国营饭店里，墙上挂着泛黄的领导人画像，角落里那台老式电风扇早已停转，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酱香和陈年木头的气息。
月月6000退休金，我却想早点走
＂月月6000退休金，我却想早点走。＂我说完这句话，眼泪就落了下来，全桌子的老同事都安静了。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次退休工人聚会，老友们围坐在那家开了三十多年的国营饭店里，墙上挂着泛黄的领导人画像，角落里那台老式电风扇早已停转，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酱香和陈年木头的气息。
我叫王德生，今年七十有二，是北方那座工业城市机械厂的退休工人。那天是厂里老职工的聚会，大家都在谈退休金涨了多少，日子过得怎么样，轮到我说话时，这句话就这么脱口而出了。
老刘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德生，咱们这辈人，吃过返销粮，经历过大下岗，现在每月6000退休金，在咱这座老工业城市，日子也算过得去了，咋还想不开呢？＂
我笑了笑，端起那只缺了口的搪瓷茶缸，里面的茶叶早已泡得发苦。
＂不是钱的事。＂我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退休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从60年代参加工作一直干到2010年正式退休。那会儿国企改制，厂子经历过最艰难的时期，我们这批老职工是看着厂子从计划经济年代的辉煌，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挣扎，再到现在的涅槃重生。
当年，咱们厂可热闹了，自带食堂、浴室、电影院，还有托儿所。每到下班时间，传达室广播喇叭里总是放着《东方红》，大家骑着永久自行车，成群结队地穿过厂区那条杨树林荫道。
记得那会儿，车间里机器轰鸣，我和秀兰就是在那铁花飞溅的车间里认识的。她是缝纫组的女工，每天扎着两条马尾辫，穿着蓝色的工装，笑起来有两个甜甜的小酒窝。
1975年，我们在厂部大食堂办了婚宴，请了全车间的工友，每人发了两包大前门香烟和一块上海牌香皂。秀兰穿着红色的确良上衣，我穿着军绿色的的确良中山装，照相馆里照的结婚照至今还挂在我家墙上。
那时候，分到的是两间筒子楼，煤火炉一生，屋里就暖烘烘的。后来有了儿子建国，又生了女儿丽丽，日子虽然清苦，却也温馨。
最困难的是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厂里效益不好，很多工友都回家了。我因为技术还不错，被留了下来，每月工资从原来的九十多降到六十几。秀兰的缝纫组整个被裁撤，她就在家带孩子，晚上接些外面的缝纫活儿贴补家用。
她心灵手巧，不但会缝纫，还会编织。家里大大小小的毛衣、手套、围巾，全出自她的手。每到冬天，我和孩子们穿着她织的毛衣，走在厂区里，别提多神气了。
＂爸，你走神了。＂刘师傅的话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聚会散了，他非要送我回家。路过小区门口的小卖部，我们买了两瓶二锅头，在我家那个狭小的阳台上小酌。
那个阳台是改革开放后，单位分房，我们搬进了六层楼的楼房，阳台虽小，但秀兰硬是在上面摆了几盆花，冬天还能晒太阳。
＂德生，是不是想秀兰了？＂刘师傅问我。他和我是四十多年的老搭档了，了解我的心思。
我点点头，眼泪又要往外涌。秀兰五年前因心梗走了，走得很突然，那天早上她还给我煮了小米粥，说晚上要去赶集买线团，要给将来的孙子织毛衣。
谁知道，那碗小米粥成了她给我做的最后一顿饭。
＂人这辈子啊，不就是这样。该来的躲不掉，该走的留不住。＂刘师傅叹了口气，仰头干了杯中酒。
春节前，儿子建国从南方打来电话，说要带着儿媳和小孙子回来过年。女儿丽丽也从省城医院请了假，说要回来陪我。
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我的心却提不起半点兴奋。秀兰不在的这五年，每到过年，都是最难熬的时候。
记得她在的时候，大年三十早早起来蒸馒头、包饺子，年夜饭都是满满一大桌。现在倒好，冰箱里塞满了速冻水饺，电视上循环播放着春晚重播。
去年，儿女回来待了三天就走了。临走时，女儿给我买了一堆药，儿子给我塞了两千块钱，我都原封不动地放在柜子里。
今年又是如此。初二一大早，他们就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爸，咱家那个一楼储藏室还留着干啥？改成车库多好。＂建国收拾行李时突然说道。他开了家小型加工厂，近几年生意不错，开上了小轿车。
＂那里面放着你妈的东西，不能动。＂我的语气比想象中的严厉。
建国愣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丽丽从医院带回来一台电子血压计，叮嘱我按时吃药。＂爸，要不你搬省城跟我住吧，那边医疗条件好。＂她一边整理我的药盒一边说。
我心想，我的根在这里，秀兰的一切都在这里，怎么能走呢？但我只是笑着点点头，没有反驳。
初五一早，我就送他们上了高铁。回到空荡荡的家，我默默收拾着他们留下的礼物盒子。冰箱里塞满了速冻饺子和包子，够我吃一个月的。
家里太安静了，只有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这是我和秀兰结婚时单位发的奖品，三十多年了，从未停过。
我打开了那间储藏室的门。里面堆满了秀兰生前的东西——她的缝纫机、毛线、织针，还有她没来得及完成的编织作品。在角落里，放着一个旧皮箱，里面是她珍藏的毛衣编织册，有一半还没用过。
＂秀兰，你走得太突然了。＂我自言自语地说着，抚摸着那些发黄的纸页。上面有她用红笔做的标记，还有一些手写的笔记。那是她准备织给我们金婚纪念的图案。
我拿出老相册，翻到那张我和秀兰在厂区门口的合影，那是八十年代初，她穿着花布衣裳，笑容灿烂如春日里的山花。相册角落里夹着一个小兔子挂饰，是她用毛线编的，说是要送给将来的孙子玩。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手里捧着那本编织册和小兔子挂饰，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老王，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是李师傅，我当年车间的老搭档，现在成了小区的义务维修员。他总穿着那件八十年代的灰色工装，腰间挂着一串钥匙，走路带风，就像当年在车间里一样雷厉风行。
＂睡不着。＂我简短地回答。
＂想什么呢？＂李师傅在我身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递给我一支。
我没接，只是指了指照片角落里的毛线小兔子。＂这是秀兰织的，她说要给将来的孙子孙女织一屋子的玩具。＂
＂秀兰走得太突然，她有半本毛衣编织册还没完成。＂我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些花样她说是要织给咱俩的金婚纪念。＂
李师傅沉默了，他懂我的意思。不是钱不够花，而是生活少了那个陪自己说话的人，少了那个共同的期望和梦想。
＂德生，你知道咱们社区活动室新开了老年编织班吗？＂李师傅突然说，＂我家老伴每周都去，说挺好的。＂
我心里一动，第二天就去了社区活动室。那里确实有老年人编织课，是个退休的手工艺老师办的。我是唯一的男学员，一开始手指笨拙，毛线总缠在一起。老师耐心地教我，其他大妈们起初偷笑，说＂老头子学什么毛线活儿＂，后来知道我的心事，都安静地帮我解开纠缠的线团。
＂王大爷，您这是要送给谁啊？＂一位老太太一边帮我捋顺毛线一边问道。
＂完成我老伴的心愿。＂我简短地回答，没有多解释。
那些大妈们眼里闪过一丝了然和敬佩，从此再没人取笑我。
学习编织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我那双常年和机器打交道的粗糙大手，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精细活儿。第一周，我连最基本的针法都掌握不了，手指被扎得全是小洞，毛线团乱成一团。
回到家，我对着秀兰的照片苦笑：＂老伴啊，你看我这双笨手，怎么完成你的心愿呢？＂
但我没有放弃。每天傍晚，吃过简单的晚饭后，我就拿着编织工具去活动室。渐渐地，我学会了基本针法，能织出简单的图案。一个月后，我终于织出了第一个小兔子。虽然丑得不像样子，但我知道，秀兰在天上会笑着说：＂老头子，做得不错。＂
小区里的人开始注意到我的变化。以前，我总是独自一人在家，很少出门，偶尔买菜也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现在，我每天定时去活动室，有时还会和其他老人一起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聊天。
李师傅看我好些了，便邀我参加他们的＂夕阳红＂互助小组。小组里有老教师、老会计、老医生，都是些退休的老同志，大家轮流分享生活技能和经验。
＂王老师教我们修理收音机和电视机，张会计教我们理财，我教大家按摩保健，德生，你能教大家什么呢？＂李师傅问我。
我想了想，说：＂我可以教大家怎么修理家用电器。＂
就这样，每周二是我的＂课堂＂，我教大家怎么修理电饭煲、电熨斗、收音机这些老物件。有趣的是，这些技能在年轻人眼里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却显得格外珍贵。
一次，一位老太太带来一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缝纫机，说是她女儿要扔掉，她舍不得。我帮她修好了，老太太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是我结婚时的嫁妆啊，用了四十多年了。＂
。
春去秋来，不知不觉，我已经织了一筐毛线玩具。有小兔子、小熊、小猫，甚至还有一个小火车。每一个都不太完美，但都倾注了我的心血。
有一天，建国突然来电话，说周末要带孙子回来看我。我挂了电话，望着窗外的梧桐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活着的意义。
我连夜整理房间，把织好的毛线玩具摆在客厅的矮柜上，又炖了一锅红烧排骨，那是建国最爱吃的。
当三岁的小孙子拿起那个歪歪扭扭的毛线小兔子时，我紧张得手心都是汗。孩子抱着小兔子，咯咯地笑了起来，怎么也不肯放手。
＂爸，这是您织的？＂建国惊讶地问，眼里满是不可思想。在他的记忆里，我一直是个严肃的老工人，从来不做这种＂女人活儿＂。
＂嗯，跟社区里的老太太学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您一直说妈妈走得突然，原来您是想完成她的心愿啊。＂建国眼眶湿润了。
晚上，我们父子坐在阳台上喝茶，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
＂爸，对不起，我一直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里。＂建国低着头说，＂现在我懂了，这里有您和妈的全部记忆。＂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有些情感，不需要太多言语。
＂下个月是您和妈的结婚纪念日，我和丽丽商量好了，要带您去趟北戴河，那是妈一直想去而没去成的地方。＂建国说。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暖。原来孩子们一直记得。
社区举办文化展览时，李师傅非要我带上秀兰的半本编织册和我完成的作品参展。我起初不愿意，觉得自己织的东西太粗糙，拿不出手。但李师傅说：＂这不是技艺的展示，而是情感的传递。＂
展览那天，我的展台前围满了人，他们好奇地翻看那本发黄的编织册，抚摸那些不太完美但充满爱的毛线玩具。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我时问：＂王爷爷，您退休后为什么还这么努力学习新技能？＂
我沉思片刻，说：＂不是退休金少了，是爱少了。可是现在，我又找到了传递爱的方式。＂
那句话上了社区的宣传栏，许多人看到后找到我，说受到了启发。。
我和＂夕阳红＂的老伙计们开始经常去敬老院，教那里的老人编织，带给他们一些简单的快乐。每当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想到秀兰，知道她会为我骄傲。
那本编织册我终于完成了，就像完成了对秀兰的承诺。我用它织了一件毛衣，按照秀兰当年的设计，准备在我们的金婚纪念日穿上。虽然她不在了，但我知道，她会看到的。
去年冬天的那次聚会上，我说＂月月6000退休金，我却想早点走＂，是因为当时我感到生活没有了意义。可如今，我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上午在社区活动室教人修理家电，下午编织，晚上和＂夕阳红＂的朋友们一起看露天电影或者听广播。
退休金还是那六千块，可我不再想＂早点走＂了。因为我明白，活着不是为了等待什么，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了继续爱，也被爱。
前天，我织完了秀兰设计的最后一个图案——一对手牵手的小人。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秀兰就站在我身边，笑盈盈地看着我，就像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厂区门口合影时那样。
我把那对小人挂在了床头，每天晚上睡前，我都会对它说声晚安。我知道，秀兰能听到。
＂德生，发什么呆呢？该去活动室了！＂李师傅在楼下喊我，声音中气十足。
＂来了！＂我应了一声，拿起编织包，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秀兰的照片，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
我轻声对她说：＂老伴，我找到了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那月月六千的退休金，而是为了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为了延续我们的爱。＂
我关上门，迎着初升的太阳，步伐坚定地走向新的一天。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