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升级“关税战”，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走向衰退的担忧。许多人联想到1930年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大幅提高了两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引来各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1929年到1934年全球贸易规模

▲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 图/视觉中国

“乐观主义者一定会绝望。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不要紧。”

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升级“关税战”，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走向衰退的担忧。许多人联想到1930年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大幅提高了两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引来各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1929年到1934年全球贸易规模萎缩约66%，并加剧了西方世界的大萧条。

与1930年代这场“关税战”相伴而生的除了经济危机，还有政治的极端化。1933年，当德国人民对失业和贫困心怀恐惧时，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党上台，推翻了德国自1918年采用的共和宪政政体，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就此结束。这个生于战败、亡于内乱的共和制国家又名魏玛共和国，因其第一次国民会议在距离柏林200公里的魏玛举行。歌德和席勒曾在魏玛写作。

民主和人文主义的愿景没有带领德国走出时代留下的沉疴，党派纷争、大规模失业、恶性通货膨胀等政治、经济问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德国作家、后来被誉为“西德战后儿童文学之父”的埃里希·凯斯特纳，就在这一时期写下了他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法比安》，一个青年人在光怪陆离的柏林逐渐失去生存之所，直至死亡。2025年，该书中文版首次问世。

如今，凯斯特纳多以儿童文学为人所知，如《埃尔米擒贼记》和《两个小洛特》。在《法比安》之前，他被引入中国的著作只有儿童文学。但凯斯特纳在小说和诗歌领域的成就，即便放在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等大师云集的魏玛时期文坛，依然有着稳固的地位。凯斯特纳曾被授予国际安徒生奖和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并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法比安》的叙事时间紧凑，小说的11天时间里，法比安穿梭于柏林形形色色的场所，感受着这座城市的迷乱、萧条、冷酷，经历背叛和失去，最后，为了救人，他从桥上纵身一跃，死在了冰冷的湖水中。故事没有片刻的平静和喘息，像一列失控的列车，也像急速走向深渊的德意志。

文科博士的出路

法比安在咖啡馆里看报纸——9岁女孩跳窗、总理选举再度无果、莱恩茨动物园谋杀案、市采购办公室的丑闻、鲁尔区煤炭销量萎缩、14万名金属加工业工人即将罢工。画面跳转，他走进夜晚的编辑部，打字机的啪嗒声和电话间的说话声嘈杂不断，总理的演讲即将占据明早报纸的头版，标题为“总理称乐观主义是责任！”

在乐观主义被视为责任的年代，法比安与乐观全然不相干。法比安32岁，单身，租住在群租房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替香烟写广告，策划有奖竞猜，鼓动人们买更多的烟。这份工作在家乡邻居眼里与他文科博士的学历不相称。母亲为他辩解，称是过渡性工作，“今天如果你不想饿死——谁又想饿死呢——就不能干等着正儿八经的工作从天而降。”

法比安从没有过满意的工作。通过博士考试的那一年，他被录用为地址抄写员。通货膨胀时期，他为一家股份公司管理过证券，每天计算两次证券的实际价值。德国在1919至1923年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大量印制钞票用于支付国债和战争赔款，导致货币贬值。1923年初1美元兑换21000马克，到了8月，1美元可兑换460万马克。

法比安还曾接手过一家绿色食品店，尽管他的贫穷“已经变成了一项恶习”，但他没有赚钱的欲望。“我不要利息，不要剩余价值，”他对朋友拉布德说，“赚了钱做什么？只为了吃饱的话，没必要前进。无论我是抄写地址、为海报配诗还是卖紫甘蓝，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根本无关紧要，这些是成年人的使命吗？”

法比安的经历带有凯斯特纳的自传色彩——出身贫寒、一战末期应征入伍、受过良好教育、只身来到柏林工作。凯斯特纳生于德累斯顿，父亲是皮革工匠，后来去制箱厂做工人，母亲卖家庭手工产品，为了贴补家用，还在家里开了一间理发室。他1917年被征兵，后因心脏病而复员，1919年考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历史和哲学，1925年获博士学位。凯斯特纳的幸运在于，他能通过创作维持生活，并获得名望，而法比安始终郁郁不得志，甚至连生存都不能保证。

广告公司需要缩减成本，法比安失业了。失业者在魏玛时代后期并不少见，1929年德国失业人数激增至300万以上，而德国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只能为80万受助人提供维持生存的帮助。法比安失业后想去领失业救济金，在几个劳动分局间辗转，没人能说清楚到底在哪儿办，每个机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他找不到工作，也无处可去，在母亲来柏林看望他时，为了不暴露失业的境况，他只能去图书馆和商场闲逛。

“1932年，德国约有6500万人口，630万人失业，每个失业者的背后是一个家庭，这意味着可能上千万人生活没有着落。加之时任总理布吕宁应对经济萧条的举措之一是缩减政府开支，失业者和弱势人群失去了本就不多的社会福利的支撑。”世界史研究者、德语译者陆大鹏深入研究过魏玛时期的历史，他认为法比安的遭遇在那个时期几乎是必然的，“一个外地人来首都生活，跟几个人合租，只有一个房间，失去工作立刻面临挨饿的境地，那个社会让人没有出头之路，没有给普通家庭出身、有知识、有道德的年轻人留出空间。”

巴比伦之都

凯斯特纳在《法比安》中花了大量篇幅描写柏林城中的情色欲望。法比安出入交友俱乐部、酒吧、夜总会，观察这些场所里的人，像隔着一层玻璃橱窗观察新奇的商品。一名金发女郎从俱乐部将法比安带回家，她格外追求享乐，她的丈夫不仅允许，并且签订了一份交友合同；酒吧里的站街女穿着泳衣和高跟鞋跳舞，等待客人挑选，她们中有的人原本是工厂女工，被裁员后来到这里，为了能够吃饭和喝酒。

柏林洒满月光的街道和散发花香的庭院在法比安看来只是一种幻觉，寂静之下充斥着犯罪、招摇撞骗、贫困和奸淫。“对面广场旁，有一家咖啡馆。外国人和柏林的妓女一起坐在里面，只有外国人。前面是一家俱乐部，喷着香水的男同性恋与优雅的演员、聪明的英国人共舞，并公布自己的技能和价格……右侧拐角是一家只住日本人的旅馆，旁边是一家餐馆，里面的俄罗斯籍和匈牙利籍犹太人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一条支路上有个小旅馆，未成年的女中学生下午去那里卖身赚零花钱。”

陡然从帝制转为民主国家，被压抑的事物全都涌现出来，魏玛时期的社会风气变得尤为开放。陆大鹏认为开放有两种表现，一是思想的前卫，如性科学专家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1919年在柏林创办性学研究所，他提出性别并非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性取向像多种状态之间逐渐过渡的光谱。二是道德的解禁，克劳斯·曼等很多作家就将柏林比喻为“巴比伦 （罪恶之都） ”。

除了思想的自由以外，造成柏林罪恶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穷，因钱财而直接导致的盗窃、杀人案件增多，很多失业的人无法谋生，不得不投入色情业，服务从世界各地来柏林买春的人，“通货膨胀时期，欧美其他国家的人拿着外汇来德国享乐，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到德国也可以过富豪的生活，住高级酒店，出入夜总会。”陆大鹏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在这种社会里正常地结婚生子变成令人羡慕的事情，法比安和拉布德在剧场遇到一个脸上带剑伤疤痕的男子，向他们炫耀妻子、孩子、带花园的别墅以及岳父给的工作。拉布德十分沮丧，带疤痕的男子拥有一切，而他们却“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目标，甚至没有固定女朋友”。

法比安不由得安慰他，“如今哪个人30岁就能结婚？这个人失业，另一个明天就丢工作，第三个人还从没找到过工作。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没做好后辈成长起来的准备。经济情况很糟的人，最好保持单身，而不是让女人和孩子参与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拉布德的家境其实很优越，父亲是知名的辩护律师，他还有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但未婚妻出轨的场面摧毁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规划，所以他开始买春，交往放荡的女人。

与拉布德形成对照的是25岁的女孩科尔内利娅，她被两个男人抛弃，又因此被母亲指责为“娼妓”，心灰意冷地独自来到柏林打拼。法比安燃起了她对爱情的向往，她也让法比安开始憧憬正常的生活。然而，他们交往的第二天，法比安失业了，科尔内利娅却得到一名电影制造商的青睐，她离开了法比安，把身体像卖给解剖学研究所一样卖给了电影制造商。

法比安再一次被推入黑暗。

▲电影 《法比安》 剧照

纵身一跳

凯斯特纳在1950年再版序言中解释，《法比安》一书是在用夸张的方式发出警告，“极高的失业率，与经济萧条接踵而至的精神抑郁，对自我麻痹的沉迷，各党派肆无忌惮的活动，都是危机正在逼近的信号。”

魏玛时期党派林立，政治观念各不相同，陆大鹏介绍：“左派有奉行改良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主张推翻现有秩序的德国共产党，中间派有主张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政党德意志民主党、代表天主教力量的中央党，右派中有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最右的是纳粹党，奉行极端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不同党派都有自己的报纸、无线电节目等大众传播渠道，政治声音非常多元。”

不同党派间的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且伴随着暴力，陆大鹏说：“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政治斗争主要体现在议会和选举中，但在魏玛时期，党派斗争包括街头斗殴、暗杀，各党派还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比如纳粹党的冲锋队。”

在小说中，拉布德是一个积极表达政治主张的人，他会去大学向学生作报告，主张资产阶级青少年自愿减少个人利润，缩减资本主义，提高社会效率，他还同意建立激进的资产阶级倡议小组。而法比安的政治态度十分消极，他不相信人们拥有理智和正直，他选择旁观和等待，“如同一个不信神的人等待神迹一样，等待着正直获胜。”

但拉布德的政治行动刚开始就失败了，他去法兰克福设立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倡议小组，活动最终以人们扭打在一起而收场。同时，拉布德又听说他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被否决了，在接连的打击之下，他开枪自杀了。当法比安去大学询问时，才得知拉布德的论文大受赞赏，被否决只不过是他人别有用心的“玩笑”。

法比安不想目睹拉布德的葬礼，逃回了家乡。法比安一直是一个坚韧的人，能够在充斥着恶意的社会里保持自己的善良，小说中几次写到他对路人出手相助，请被驱逐的乞丐吃饭，给流浪的精神病患者提供留宿，保护一个被众人指责的偷烟灰缸的女孩。他从来没想过自杀，“乐观主义者一定会绝望。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不要紧。”可在他回到家乡、重新鼓起劲找工作时，他为救一个男孩从桥上跳下河，他死了——他不会游泳。

《法比安》在凯斯特纳的小说中是个异数，他的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都是温馨的，有着圆满的结局，或是恶人得到惩治，或是家庭破镜重圆，或是实现自我成长，他用童话给现实提供救赎，把所有的绝望留给了《法比安》。

陆大鹏觉得法比安的结局是凯斯特纳的仁慈，“在那样经济糟糕的社会中，大部分人迅速走向极端，要么倒向极左，要么拥抱极右，没有人支持民主，温和的知识分子被夹在左右之间没有出路。如果法比安继续活着，他可能也会投身于纳粹党，让他死掉，不是很干净的一个结局吗？避免他坠入到污秽中去。”

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凯斯特纳的名字被列入禁书作家名单，他的书在柏林歌剧院广场被公开焚烧时，他就站在现场看着。他想做一个见证者，尽管他曾两次被秘密警察组织逮捕，但他没有移居海外，而是留在德国，写作，记录，等待着改变发生。

来源：智慧芯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