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者按本文源自 Nancy McWilliams 的「心理动力学的诊断过程」访谈视频，经翻译整理后作为学术性专业资源分享给大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心理状态背后的深层动因。
编者按 本文源自 Nancy McWilliams 的「心理动力学的诊断过程」访谈视频，经翻译整理后作为学术性专业资源分享给大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心理状态背后的深层动因。
翻译/编辑 林成晨
我是这本《心理动力学诊断手册》（PDM）的联合主编之一。
虽然这里我们并没有强调“障碍”这个词，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人格特质。
像精神分裂型、偏执型、自恋型、反社会型、歇斯底里型、强迫型、分离型（这通常被归类在歇斯底里类别中）、依赖型、受虐型、轻躁狂型、反依赖型、施虐型、躯体化型、恐惧型人格……这些类型我们在 PDM 中都涵盖到了。
人格的形成通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你气质、成长环境中的关键影响因素、防御机制的学习、认同与反认同的对象、自尊的建立方式等等因素的复杂组合。
♦ 你是如何学会维护自己的自尊的？
♦ 你是在压过别人时会感到自我良好，还是在为更大的利益做出牺牲时才会感到满足？
♦ 你如何处理失望？
♦ 你是否被教育成一遇到问题就归咎于别人，还是你学会了哀悼、接纳并继续前行？
从婴儿开始，每个人在各种维度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质。
有的孩子很容易带，有的则很难，而这又会与家庭的应对方式交互影响。
如果你有一种家庭能欣赏和支持的气质，那你就很幸运；但如果你的气质与家庭格格不入，家人可能会让你感觉你“有问题”。
再加上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发展性挑战，例如家庭的忽视、创伤、过度控制等等，这些都会进一步影响人格的形成。
我们的大脑本质上是一台“预测机器”，它会根据童年时期反复发生的事情，预测现在世界的样貌。
创伤，无论在什么年龄发生，都可能扰乱人格的稳定性。
药物使用也是如此。我曾以为存在“酒精型人格”，但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
一旦让人戒酒清醒，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在发展出物质使用障碍之前的原始人格。
我一直对个体差异充满兴趣——不仅仅是诊断上的差异，更包括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心理治疗。
比如，你同一个被收养的人交谈、或者一个与你种族不同的双胞胎、成长背景与阶级不同、信仰不同（比如他是印度教徒，而你是基督徒）这些都远远超出诊断范畴，但却深刻影响你如何与对方建立一种平等、支持、而又有帮助的关系。
当我去其他国家时，这一点特别有趣。他们经常会告诉我在他们国家最常见的人格类型：
♦ 瑞典人说他们多是精神分裂型
♦ 意大利人说自己偏歇斯底里
♦ 俄罗斯人说他们倾向自恋
♦ 挪威人自称是回避型
♦ 新加坡人说常见强迫型
♦ 日本人则说躯体化很常见
♦ 澳大利亚人说是反依赖型
♦ 波兰人说他们是创伤后应激型
这真的是文化如何塑造主导人格风格的一个鲜活体现。
我问他们：“那你们怎么看美国人的主导人格风格呢？”他们通常会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恋型。”你知道的，我们总说“美国最棒”之类的话。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变化快速、身份感不稳定的文化环境中，大家都焦虑于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这样的文化土壤，极易滋生出各种自恋问题。
在美国文化中，我们还有一套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官方话语体系，它会赋予个体一种极端的“个人权威”感，甚至能被用来为种族灭绝等行为开脱。
抑郁型人格
根据一些研究，最常见的人格类型是抑郁型人格，这在治疗师群体中也最常见。
这样的人倾向于靠近他人，关心他人，但也往往非常自我批评，容易在分离中感到痛苦，对批评非常敏感。他们一旦被批评，常常会归因于自己“有问题。
相比之下，偏执型人格的人则会立即指出你的问题出在哪。换句话说，抑郁型人格倾向于“内向攻击”（introjection），将负面情绪内化到自己身上；而偏执型人格则常使用“投射”（projection）机制，把内在的不安归因于外界。
“反对自我”（turning against the self）也是一种常见的防御方式。
从社会哲学角度来看，一些人需要不断向外界证明自己在受苦——不是为了痛苦本身，而是为了维护某种关系，或是在心理上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有些人受虐倾向（masochistic traits）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宁愿留在被虐待的关系中，也不愿意独处。对他们来说，被打也好过被遗弃。
这并不代表他们喜欢痛苦，而是他们的生存策略源于早期不能分离的处境：他们必须与施虐的父母共同生活，否则就可能面临被遗弃或饿死的威胁。
因此他们的依恋模式是：“如果我在受苦，你就会关注我。”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往往只有在受伤或生病时才会被父母关注。
这种人格结构是可以识别的类型之一。表面上看，他们可能符合DSM（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抑郁障碍的所有症状标准，但实际他们可能更偏向“自我挫败型”（self-defeating）的人格特质。
这类患者通常带着抑郁问题来治疗，但他们将治疗视为一个抱怨他人的场所，同时会在无意识中对治疗师施加压力，比如暗示：“你应该来修复我的人生，我才是那个一直在受害的人。”
他们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坏人都在外面，你打算怎么办？”这些话语听起来或许不明显，但当治疗师关注自己的主观体验时，往往会察觉到：这个人呈现的不仅仅是抑郁，而是在不断重复一个内在剧本——你必须来帮我，但你最终一定会失败。
临床思维在近些年受到挑战，其中一个原因是制药公司的影响。
它们更偏好“分类式诊断”，因为一旦你被诊断为某种疾病，就可以对症推销药物。对他们来说，复杂性、背景与人格维度都是不必要的麻烦。
保险公司也倾向于简化诊断：只要症状减轻，治疗就算完成。但精神障碍不像普通疾病那样可以通过“退烧”式的方式彻底治愈。这种思路往往会漏掉问题的核心。
以抑郁障碍为例，仅凭DSM的描述，你无法判断这是否是Sydney Blatt所说的“注射性抑郁”（introjective depression）——其主观体验是：“我很糟糕，我是一个坏人，我内在有罪恶感”；还是“依附性抑郁”（anaclitic depression）——其主观感受是：“我很空虚、我很孤独，我需要有人依靠，没有亲密关系生活就没有意义。”
这两种抑郁形式在植物性症状（如食欲、睡眠、精力下降等）上完全相同，都符合DSM的诊断标准，但它们在治疗上的路径和重点却完全不同。
大脑中也有两个不同的焦虑系统：一个是Panksepp提出的“警觉恐惧系统”（fear system），另一个是“恐慌-悲伤系统”（panic-grief system），后者与依恋密切相关。
这与偏执型人格的人反应完全不同，人们曾尝试使用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来治疗焦虑，这些药物据说对焦虑有帮助。
但如果你没有区分“湮灭性焦虑”（Annihilation Anxiety）和“分离性焦虑”（Separation Anxiety），那么你用药就不对路，这两种焦虑是由不同的神经递质介导的。
“恐惧系统”是我们害怕被捕食者吃掉的原始本能，是进化遗留下来的机制。这个系统让我们感到我们将被摧毁。
大多数人不会轻易体验到湮灭性焦虑，但我在911事件发生时感受到了它。有些具有偏执性人格特质的人会经常处在这种焦虑状态中。
而“分离性焦虑”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主观焦虑体验。它属于“恐慌—悲伤”系统的一部分。
如果你把一只幼年哺乳动物与其母亲分开，它首先会表现出强烈的焦虑，并进行不断地寻找行为。
如果你观察幼崽和母亲的大脑成像，你会发现他们大脑中被激活的是同一区域。这个系统是由血清素（serotonin）介导的。
而恐惧系统并不是由血清素介导的。安抚恐惧系统的是苯二氮类药物和其他镇静类药物。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偏执倾向的人也伴随着物质使用障碍，比如滥用巴比妥类、苯二氮类或其他镇静剂——最常见的就是酗酒。
偏执型人格
他们具有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特质——这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描述，他们确实可以被这样描述。
但他们同样也可能对自己理想化的人物产生过度信任，比如“我的邪教领袖是完美的”或者“斯大林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
理解他们心理的最好方式并不是把他们简单看作多疑的人，而是理解他们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极端摇摆。
沙利文就曾说过，偏执型人格并没有正常的信任/不信任水平，他们要么极度信任，要么完全不信任。
类分裂型人格
类似地，类分裂型人格（schizoid）的人也表现出回避亲密的倾向，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渴望亲密关系，也会感到孤独。
这里我说的并不是DSM里那种“精神分裂”的定义，而是更传统意义上的“类分裂性人格”。他们有时会与他人建立极度亲密的时刻，然后又迅速退缩。
亲密与疏远的反复是定义他们心理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位有类分裂型心理特质的来访者，而我没能理解这一点，我可能会因为我本身倾向抑郁，就不断向你靠近、试图安慰你、提供帮助。
但你可能会觉得我在侵犯你的空间，让你很不舒服。所以我学会了在与类分裂型人格相处时，保持距离，注意他们是否感受到过度刺激。
这是个粗略的总结，但其实每种人格类型对治疗方式都有不同的启示。
比如一个主要偏执，但又融合了其他多种特质的人，他们的问题往往集中在信任与不信任、以及是否会被背叛。
强迫型人格
他们则会格外关注控制与失控、整洁与混乱、准时与迟到等问题，强迫型人格在我们的文化中曾经非常常见，现在则没那么普遍了。
这些人通常很有条理，对什么是“正确的”、“及时的”、“认真负责的”、“整洁的”、“一丝不苟的”非常敏感。但他们也常常有一个“凌乱抽屉”——某个领域他们是完全失控的。
戏剧型人格
他们会特别关注性别、权力和性。他们的一些症状也会表现出对此类主题的强烈关注。
比如说，假如你是一位强势的异性恋男性治疗师，而你的患者是具有戏剧型人格倾向的女性，这时你就不应采取“男性解释”（mansplaining）的方式对她讲话，因为她的心理结构中可能已经内化了“女性是弱势性别”的观念。
所以，你要做的是帮助她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而不是告诉她“你应该做什么”，因为那会重现她所熟悉的“男性有权力、女性没有”的结构。
如果她感觉自己没有权力，那她可能会尝试通过性别角色或性吸引力来平衡权力差距——但这往往会导致糟糕的结果。
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人格，在面对他们时，只需要不断地问：“你是怎么想的？”、“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对此有什么感觉？”、“这对你意味着什么？”这样就够了。
转载自公众号 海音心理中心
来源：心理咨询师曹怀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