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太行山脉的褶皱深处，坐落着一个被黄土覆盖的村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这里的地貌如同被巨斧劈砍过一般，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上，稀稀拉拉的植被勉强维系着脆弱的水土平衡。放眼望去，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800亩耕地被分割成4700多块碎片，平均每块不足

在太行山脉的褶皱深处，坐落着一个被黄土覆盖的村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这里的地貌如同被巨斧劈砍过一般，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上，稀稀拉拉的植被勉强维系着脆弱的水土平衡。放眼望去，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800亩耕地被分割成4700多块碎片，平均每块不足0.18亩，这些地块小得就像孩童随手撒落的积木。

这片土地仿佛被施了魔咒：三天无雨，禾苗便蔫头耷脑；一场急雨，又会让整块耕地毁于一旦。贫瘠的土壤和零散的地块，让粮食产量常年徘徊在令人揪心的低水平。村民们世代与这片桀骜不驯的土地搏斗，却始终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宿命。

转机出现在1952年。当陈永贵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时，这个倔强的太行汉子带领着58名壮劳力，扛着铁锹镐头走进了白驼沟。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沟壑间垒起24道石坝，硬是在荒沟里造出5亩良田。

此后数年，大寨人像愚公移山般执着。1953年后底沟的25道石坝，1954年小背峪沟的8亩新田，特别是1955年开始的三次狼窝掌会战，180多道总长7.5公里的石坝如巨龙般盘踞山间，将300亩坡地改造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田。村民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太行山上书写着当代的农耕神话。1956年高级社成立后，集体的力量让改造步伐不断加快。挖山填沟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修造梯田的身影漫山遍野。粮食亩产从1952年的65公斤飙升到385公斤，这个数字背后，是村民们用血汗浇灌出的生命奇迹。

命运总是在辉煌时刻露出残酷的一面。1963年夏季的暴雨来得格外凶猛，七天七夜的倾盆大雨让虎头山变成了咆哮的猛兽。8月3日那个恐怖的夜晚，村民们眼睁睁看着十年心血在洪流中土崩瓦解——113孔窑洞轰然倒塌，77间房屋被连根拔起，180亩梯田化作泥浆，100多条石坝像积木般被冲散。黎明时分，70%的村民站在泥泞中，望着被夷为平地的家园。县里的救灾干部踩着没膝的淤泥赶来时，看到的是一张张被雨水泡得发白却异常坚毅的面孔。

当山西省委紧急调拨的救济粮车开到村口时，陈永贵却做出了震惊全省的决定：三不要国家救济，三不少生产任务。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连晋中地委的一些老干部都直摇头："陈永贵这回怕是夸下海口了。"但很快，虎头山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天刚蒙蒙亮，男人们就扛着铁锹镐头上了山，女人们背着孩子在地里补种庄稼，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又点起煤油灯修缮房屋。

这年秋收时节，外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被洪水洗劫过的土地上，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金黄的玉米棒子挤破了外衣。实测数据显示，亩产突破700斤，总产达20多万斤，不仅留足了社员口粮，还超额完成12万斤统购任务。更令人惊叹的是，废墟上崛起的新居整齐划一，青石根基比从前更加牢固。11月的寒风中，山西省委的红头文件再次飞向各地，这次的通知里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烫金大字。

1964年3月27日，一列绿皮专列缓缓驶出北京站，向南疾驰。毛主席坐在车厢里，手中翻阅着各地送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窗外华北平原的麦田刚刚返青，但主席的眉头却始终紧锁——他正在思考农村干部脱离劳动这个棘手问题。

第二天清晨，专列停靠在邯郸站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先后登上列车。在简朴的车厢会议室里，毛主席开门见山地问道："现在有人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陶鲁笳扶了扶眼镜，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材料。这位曾在太行山打过游击的老革命，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开始汇报大寨经验。

"陈永贵这个人不简单，"陶鲁笳翻开笔记本，"他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办法。前不久在太原作报告，连赵树理都佩服，说他的讲话完全合乎辩证法。"说到这里，陶鲁笳特意提到一个细节：大寨干部始终坚持下地劳动，他们的工分比社员略高但绝不过分，这个制度有效防止了特殊化。

毛主席听得入神，突然插话："这个办法好！"他放下手中的香烟，身体微微前倾，"能调动群众积极性。"谈话间，毛泽东突然问起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陈永贵仨字怎么写？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连忙在便笺上工整地写下"陈永贵"三个字，解释道："他是个老农民，识字不多。"毛主席接过纸条端详片刻，叮嘱道："一定要把他的材料送给我看看。"

专列继续南行，但这次谈话的影响却开始发酵。陶鲁笳回到太原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陈永贵和大寨的详细材料。这些带着油墨香的汇报文件，很快被送往中南海。而在太行山深处的大寨村，陈永贵正带着社员们在狼窝掌垒石造田，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写在主席的便笺上，更不会想到这次谈话将如何改变大寨的命运。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周总理仔细阅读着从山西调来的材料，当看到大寨人在洪灾后不要国家救济、坚持生产自救的事迹时，他拿起红笔在关键处划了又划。第二天一早，他就给陶鲁笳打去电话："鲁笳同志，请你亲自去大寨蹲点，搞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

此时的陶鲁笳正在太原主持省委会议，接到总理电话后立即启程前往大寨。他住进了村民家的土炕，白天跟着陈永贵下地劳动，晚上召集社员座谈。二十天下来，这位省委书记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手掌上也磨出了茧子。5月25日，一份沉甸甸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被送到了中南海。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案头已经堆满了关于大寨的材料。他戴着老花镜，一份一份仔细阅读，有时看到精彩处还会用铅笔在边上写下批注。与此同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领的考察组也在大寨完成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调研，从专业角度对大寨的梯田建设、种植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

6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特意让工作人员把大寨的调查报告复印分发给每位常委。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全国地图说："我们搞农业，就要提倡大寨这种精神。陈永贵识字不多，可干出来的事情不少啊！"周恩来补充道："大寨的经验证明，只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会议结束后，一份关于在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精神的决定开始起草。

从太行山麓到中南海，从省委书记的调查报告到国家部委的考察结论，大寨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正在成为全国农业发展的标杆。而这一切，都源于毛主席在南下专列上的那个电话，源于领袖对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的敏锐把握。

1964年12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暖气驱散了冬日的寒意。周恩来总理站在主席台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当他提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时，会场里两千多名人大代表不约而同地翻开笔记本。周总理用他特有的清晰语调，将大寨经验概括为三句话："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这些话语通过会场的高音喇叭传向四面八方，很快变成铅字印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

就在代表们热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整理他的采访笔记。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号，在他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中，将大寨称为"中国农村的奇迹"。这些报道漂洋过海，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在太行山深处有个不靠外援、自力更生的中国村庄。

转过年的春天，大寨经验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农村。在山东临沂，公社社员们对照着《人民日报》的报道，讨论如何改造自家的山坡地；在河南林县，红旗渠工地上的民工们喊出了"学大寨、赶大寨"的口号；就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里，也组织学习大寨的梯田建设经验。各地农村的黑板报、广播站，都在传播着同一个主题：如何像大寨人那样，用双手改变家乡面貌。

1965年6月的一个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国家计委负责人。他掬起一捧池水，意味深长地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这番话很快传到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耳中。

11月的北京农业展览馆前，彩旗招展，人流如织。来自全国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的展板前挤满了参观者。山东下丁家的梯田模型、湖南毛田的水利工程示意图、河北沙石峪的"万里千担一亩田"照片，吸引着各级干部驻足观看。展览馆的留言簿上写满了感言，有位书记这样写道："看了展览才明白，大寨精神就是不等不靠的志气。"

这股学习热潮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在陕北高原，农民们用镢头劈山造田；在云贵山区，社员们用背篓运土改地；在江淮平原，生产队组织"铁姑娘队"开沟挖渠。到1965年底，全国2300多个县都树立了自己的学大寨典型，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的劳动力创下历史新高。统计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新增梯田、坝地等高标准农田面积，比前三年总和还要多。

这股持续升温的学大寨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面貌，更重要的是重塑了亿万农民的精神世界。在河北遵化，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带领群众凿石造田，创造了"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在河南新乡，刘庄大队史来贺组织社员发展副业，实现了粮棉双丰收。这些生动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当亿万农民被充分调动起来时，就能迸发出改造山河的磅礴力量。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