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星期四凌晨三点多，医院输液室还亮着灯。我靠在墙角，眯着眼数弟弟的点滴瓶里剩下的药水，不知不觉又走了神。

星期四凌晨三点多，医院输液室还亮着灯。我靠在墙角，眯着眼数弟弟的点滴瓶里剩下的药水，不知不觉又走了神。

这是第十七天了。

隔壁床的大爷又开始咳嗽，一阵接一阵，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他儿子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边打电话边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护士路过时狠狠瞪了他一眼，他赶紧掐灭烟头，但护士一走又点上了。

“姐，冷不冷？”

弟弟醒了，声音沙哑得不像他。

“不冷，你咋醒这么早？疼不疼？”我赶紧坐直身子，摸了摸他的额头。烧退了一些，但脸色还是不好。

“想喝水。”

我拿起床头的水杯，发现已经空了。医院走廊尽头有个饮水机，我看了看手机，三点二十八分。

“等我一下，去打点水。”

走廊上冷清清的，只有值班室传来电视的声音，好像在放什么综艺节目的重播。我走到饮水机前，准备接水时才发现，水杯底部有个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

这个杯子是弟弟上初中时我给他买的，上面印着”努力，就有可能”几个字。现在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杯盖也丢了。想着要买个新杯子，但又觉得这点钱也得省着花。

回病房的路上，我看见一个护士在走廊尽头的窗口抹眼泪。她穿着白大褂，头发乱糟糟的扎在脑后，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可能是病历单。我不好意思看太久，赶紧低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主治医生来查房。

“情况不太乐观啊，肝功能指标还是偏高，要做个增强CT再看看。”医生一边翻病历一边说。

“要多少钱？”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三千多吧，对了，之前的检查费用处理了吗？”

我摇摇头，“再等两天，我姐夫说借到钱就打过来。”

医生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他看起来也很疲惫，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三四支笔，裤腿上沾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溅上的咖啡渍。

我知道医院已经给我们通融很多了。正常情况下，欠费超过5000就要停药，我们已经欠了将近12万。

弟弟生病是在三个月前。那时他在工地上班，说是搬水泥时不小心扭到腰，没几天就高烧不退。开始以为是感冒，吃了几天药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等送到医院时，已经是重症肝炎了。

医生说可能是之前有乙肝病毒，这次劳累过度引起的爆发。

我不知道弟弟以前得过乙肝。我们兄妹分开太久了，他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

爸妈在我十八岁那年出了车祸，弟弟才十岁。当时家里一贫如洗，我只能把弟弟送到乡下姑姑家，自己去城里打工。这一晃就是十几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中午，食堂的饭菜又涨价了。一份青菜炒肉从8元涨到10元，我只好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碗稀饭，馒头留给弟弟，自己喝稀饭。

回病房的路上，我遇到了那个昨晚哭泣的护士。她正在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那人西装革履，看起来不像病人家属。

“小陈啊，你姐姐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医院会尽力帮忙的。不过规矩还是要遵守，欠费太多我们也难做…”

“谢谢院长，我知道了。”

原来那是院长。护士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学生。

我悄悄走过，装作没听见。但”院长”两个字让我心里一动——也许可以去找院长商量一下费用的事？

下午三点，弟弟睡着了。我决定去找院长。

医院行政楼在住院部后面，是栋旧式的三层小楼，外墙的白漆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门口停着几辆车，最里面那辆黑色帕萨特应该就是院长的。

我在门卫处登记，说明来意后，保安打了个内线电话。

“院长在开会，你等会儿吧。”

我在楼下的长椅上坐下。长椅上晒着几份报纸，最上面那份是上周的《健康时报》，标题是《医疗改革再深入，百姓看病更省心》。报纸一角被不知谁的咖啡杯烫出了一个圆形的黄斑。

等了近一个小时，保安说院长可以见我了。

院长办公室在三楼。我敲门进去时，他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小，墙上挂着几张证书和一幅山水画，画框有点歪。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但有一盆看起来已经枯萎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你就是203病房那个肝炎患者的姐姐？”院长抬头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坐下。

“是的，院长。我是来商量医药费的事情…”

“你们欠了多少来着？”他翻开电脑查了一下，“11.8万？不少啊。”

“我知道这个数目很大，但我弟弟真的需要治疗。我已经在筹钱了，打了好几份工，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

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这半个月来的疲惫、担忧和无助一下子爆发出来。

院长递给我一张纸巾，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他看起来五十出头，头发有点花白，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

“你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

“刘芳。”

“老家哪里的？”

“松江县，栗树村。”

听到这个地名，院长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他站起身，走到书柜前，从最上层拿出一个旧文件夹，翻了几下，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认识这个人吗？”

我接过照片，上面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蹲在一个农村小院子里，给一个小男孩打针。小男孩大概六七岁，瘦瘦的，满脸是泪。旁边站着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红色毛衣，一脸担心地看着小男孩。

我愣住了。

那个小姑娘，分明就是十几年前的我自己。而那个小男孩，是弟弟。

“这…这是…”

“1998年，栗树村霍乱疫情，我带队去村里紧急救治。”院长指着照片上的年轻医生，“这是我，那时候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

我终于想起来了。那年夏天，村里突然有好多人得了霍乱，弟弟也感染了。县医院派了医疗队进村，在村委会的院子里搭起了临时医疗点。

“你还记得吗？你弟弟病得很重，高烧不退，我们差点要送他去县城。是你一直在旁边照顾他，连睡觉都守在他身边。”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记得那几天弟弟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每隔半小时就用湿毛巾给他擦额头。爸妈要在地里干活，医疗队的叔叔阿姨们教我怎么观察病情变化，怎么喂药。

“那时候你才多大？十岁？十一岁？但已经照顾弟弟很好了。”院长轻声说，“你弟弟最后没有转院，就在村里治好了。”

我记得弟弟退烧那天，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医疗队要离开时，我追着给他们鞠躬，还偷偷摘了院子里的几朵野花送给一位护士阿姨。

“你知道吗？那次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医疗状况的报告，引起了上级重视，第二年我们县就加大了对乡村医疗的投入。”院长收起照片，“看到你，我就想起了当年那个倔强的小姑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又酸又暖。

“你弟弟的治疗费用，我会想办法解决。”院长说，“咱们医院有一个特殊病例救助基金，专门帮助特困患者，我看你弟弟符合申请条件。”

“真的吗？谢谢院长！谢谢！”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不用谢我，这是医院的制度。对了，你弟弟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把弟弟的病情简单说了一下。院长皱了皱眉，说要亲自去看看。

我们一起回到病房。弟弟刚醒，看到我身后跟着院长，有些惊讶。

院长仔细查看了弟弟的各项检查报告，然后说：“肝功能确实受损严重，但还有希望。我建议转到肝病专科治疗，那边有更好的设备和专家。”

“可是…”我想说费用的事，但院长摆摆手。

“费用的事我们已经谈过了，你只管安心照顾弟弟。”

那天晚上，护士给弟弟换药时，我注意到她胸牌上的名字：陈佳。是不是就是院长之前谈话中的”小陈”？她看起来很年轻，可能刚毕业不久。

“陈护士，你…”我想问她和院长的关系，但又觉得不合适，便改口道：“你今天值夜班吗？”

“嗯，二十四小时连班。”她笑了笑，“不过习惯了。”

她给弟弟测完体温，准备离开时，似乎想起什么，转身对我说：“我听说院长要亲自过问你弟弟的病情，真是太好了。院长的医术在全县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肝病。”

“是啊，院长人很好。”

“他一直都是这样，特别关心困难患者。”陈护士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我姐姐也是肝病，前段时间病情恶化，住院花了不少钱。要不是院长帮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昨晚看到她哭。原来她姐姐也在住院，而且看样子情况不太好。

弟弟的转院手续第二天就办好了。临走前，院长来送我们。

“去了专科医院好好配合治疗，肝病虽然麻烦，但只要坚持治疗，完全可以控制。”院长对弟弟说，然后又转向我，“有什么困难随时联系我。”

他塞给我一张名片，背面手写着一个手机号码。

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了市里的肝病专科医院。一路上，弟弟都很安静，只是握着我的手不放。

“姐，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上手术台前，弟弟突然说。

“说什么傻话，你是我弟弟。”我忍着眼泪，“好好治病，别的不用想。”

手术很顺利。主治医生说弟弟的肝脏虽然受损严重，但还没到不可逆的地步，通过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一个月后，弟弟出院了。虽然还需要定期复查，但已经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

出院那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手术顺利，恭喜！这个月下旬我要去专科医院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去看看你弟弟。——李院长”

我把手机递给弟弟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姐，等我身体好了，我想去医学院读书。”

“为什么突然想学医了？”

“我想成为李院长那样的医生。”弟弟认真地说，“住院这段时间，我看到太多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而发愁的人了。”

我笑了，揉了揉他的头发，就像小时候那样。

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家照相馆。弟弟指着橱窗里的样板照片说：“姐，咱们去拍张照片吧，我想送一张给李院长。”

照片洗出来后，弟弟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二十年后，我们又见面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两次。”

后来，弟弟真的考上了医学院。在他入学那天，李院长专门来送他，还带来了那张二十年前的老照片，装在一个新相框里。

“医生这行不容易，但值得。”李院长拍拍弟弟的肩膀，“希望你记住，我们的职责不只是治病，还有医人。”

弟弟郑重地点头。

临走前，我悄悄问了李院长一个问题：“当年您为什么会保留那张照片这么多年？”

院长笑了：“因为那是我行医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看到你们兄妹俩，让我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医生。”

他顿了顿，又说：“对了，陈护士的姐姐病情稳定了，已经可以出院了。她让我转告你，谢谢你那天在走廊递给她的纸巾。”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原来那天在走廊，她也看到我了。

回县城的路上，车窗外是一成不变的田野和村庄。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我们帮助别人，别人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弟弟的医药费账单最终结清了。除了医院的救助基金，还有一笔”匿名捐款”。我猜那是李院长自己掏的腰包，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

后来，弟弟医学院毕业后，主动申请去了偏远山区的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次回家，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他正蹲在一个破旧的农家院子里，给一个小男孩打针，旁边站着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照片背面写着日期和一行小字：

“2025年，历史重演，但这次由我来传递。”

生活就像是一个大圆，我们走啊走，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回到了原点，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