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庸在《鹿鼎记》第48回，写到韦小宝与索额图负责中俄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因此获封一等鹿鼎公。《康熙王朝》中，周培公为康熙绘制《皇舆全览图》，首次细致呈现了中国疆域。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金庸在《鹿鼎记》第48回，写到韦小宝与索额图负责中俄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因此获封一等鹿鼎公。《康熙王朝》中，周培公为康熙绘制《皇舆全览图》，首次细致呈现了中国疆域。

康熙画像与《雍正王朝》剧照（焦晃饰演康熙）

这是小说家之言。真实历史上，康熙这些“文治武功”的背后，隐藏着他内务府中传教士的影子。他们既是康熙的科学导师，也是文化使者。通过传教士留下的文献、满文档案等史料，学者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编织了300年前一段隐秘的全球化叙事。

孙立天（中）发表获奖感言。

4月19日“春风悦读之夜”，第13届春风悦读榜揭晓，《康熙的红票》获年度新知作品。孙立天以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谕令出发，打捞传教士在清朝的活动和影响，展现了中西文化交往中少为人知的一面，突破了中国一直“闭关锁国”的刻板印象。

与牛顿同时代的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充满学习欲望，并在众皇子和八旗子弟中推广。随后到来的18世纪科学革命进程中，中国走向落后、挨打。书中隐含着提出一个问题：如果雍正及其继位者保持与欧洲科技发展同步，中国是否就不会有“失去的300年”？

红衣大炮、南怀仁与少年天子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份《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令》。因以红色印刷，又称“红票”——以拉丁文、中文、满文三语书写，外框双龙戏珠纹展现着皇家威严。

倒退300年，红票1716年诞生于北京。这份发往欧洲的“公开信”中，康熙追问自己派出的“洋钦差”的下落。红票在清代官修史书中没有提到，与之相关的事件也没有记录。从这张红票开始，300年前一段秘史在孙立天眼前浮现。

康熙的红票。书中附录

满人崛起初期，明朝的“红衣大炮”曾是他们的心腹大患。1626年宁远之战，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的大炮所伤，不久去世，直接导致满人战略收缩。这场战争中，无论是明军还是清军，依赖的火炮铸造技术都来自欧洲传教士。

传教士在清军入关前就活跃在八旗中，比如康熙母亲佟氏家族（正蓝旗）的包衣奴才中就有传教士。明朝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以其对天文学、火炮制造的精通，入清后继续受到顺治的恩宠。顺治死后，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也正是汤若望建议选择得过天花并活下来的皇三子康熙。

康熙画像。背后书架运用了欧洲绘画中的透视技法。

康熙喜欢西学，这是广为人知的。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孙立天引用了法国学者统计的一张表，展现了1690年康熙跟几位“洋师傅”们学习的“课程表”。表格显示，康熙召集传教士上课，平均每个月都在20天以上，五月最多，有29天。八到十月中断了学习，是因为康熙亲征噶尔丹去了。

关于文章开头，《尼布楚条约》签订，书中用一小节详细介绍了康熙派南怀仁推荐的徐日升（葡萄牙人）以及张诚（法国人）参与谈判的历史。名义上，谈判由索额图、佟国纲带队，实际负责与俄国人谈判的，是这两个懂拉丁文的传教士。除了语言能力，他们还清楚俄国彼得一世在欧洲的软肋，这样的情报信息也给谈判带来了底牌。

天文历法、制造火器和中俄谈判等功绩，也为传教士换来了“容教诏书”。康熙中后期，来华传教士人数成倍增长。而南怀仁最后官至正二品，死后康熙亲自撰写祭文，赐谥号“勤敏”。

在清宫中任职的南怀仁。资料图

文明互鉴的“黄金时代”

来华传教士，大多都是一流学者。早期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科学素养极高。

后来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精英更多：洪若翰在法国是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做研究的，来华路上就一路观测星空；张诚在欧洲大学中教数学；白晋在数学、天文、技术方面都是专家……

带来欧洲文明的同时，他们也将中国文化带回欧洲。白晋来华后，醉心于研究《易经》不能自拔，康熙平准噶尔后，开始丈量国土、绘制全国地图，白晋为了从塞外回北京研究《易经》，借口坠马摔伤了腿，想逃避测绘工作。可惜被康熙识破了。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美]魏若望著，本书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中的一种。

傅圣泽痴迷《老子》《易经》，在中国待了20年后，采购了1000余册中国典籍带回欧洲。回法国后，伏尔泰、卢梭等纷纷上门找他，请教中国问题。

邓玉函在欧洲时是植物学和医学专家，来到中国，中医和中药给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可惜的是，来华的第十年，他在中药实验中不幸身亡。

巴多明的笔记中则提到，他向欧洲介绍了不少名贵中药，如虫草和阿胶。欧洲当时从中国大量进口大黄，这是一种治便秘的草药。他发现中西用法不同：欧洲生服大黄，方法比较原始，效果差且有副作用。他把中国的方法介绍到欧洲：对大黄进行加工，再加入蜂蜜制作。

康熙景德镇窑五彩耕织图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资料图

中国最著名的还是瓷器。殷弘绪到江西景德镇考察，1712年和1720年先后写了两份报告发回欧洲，被翻译为各种语言。殷弘绪在江西得到了特别关照，因为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经常心慌心悸。在传教士“安利”下，他发现喝点西洋葡萄酒对症状有改善。康熙让各省从西洋人手中收集葡萄酒，殷弘绪因此被礼待。

康熙宫中还有很多传教士带来的西药，当时称为“圣药”。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是康熙的包衣奴才和宠臣。曹寅生病后，曾想康熙求“圣药”——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洪若翰曾用这种药治好了康熙的疟疾。

康熙帝赐给曹寅金鸡纳霜治病的回复。资料图

康熙马上派快马连夜送去南京，并附带了一封信，介绍了药的用法，结尾他用了四个“万嘱”。从中可见康熙对曹寅的关心，也能看见康熙对药性的了解。可惜康熙的药还是去晚了，曹寅没等到就去世了。

入华传教士广泛被中国文化吸引，一生没再回欧洲，死后葬在中国。孙立天指出，他们愿意来中国，与康熙时他们在华的地位有关。当时，欧洲科技大爆炸之前，并没有近代才有的“西方意味着先进和进步”的观念，双方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留学生在“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前合影。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人葬在今今北京市委党校内。图源：新华每日电讯

内务府与雍正禁教

出入皇宫、随侍皇帝身边，是一种重要特权。孙立天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传教士凭什么身份得以在宫中行走？

首先排除君臣——即使以南怀仁钦天监监正（正五品）的身份，也没资格经常接触皇帝。孙立天提到清代体制的一个独特之处，八旗制。

镶黄旗盔甲。图源：故宫博物院

八旗中的包衣奴才（booi aha）与汉人社会的“奴”是不同的。奴属贱民阶层，会受歧视，甚至“良贱不能通婚”；八旗中的奴才并不代表社会地位低，“是不是奴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谁的奴才。”孙立天表示，满人中大量高官都是奴才出身，比如曹寅、年羹尧。

满人靠征战起家，最初没有科举制，以家庭/八旗为中心的主奴制对选拔人才很重要。皇帝也兼具双重身份：朝廷的首脑、一家/旗之主。内务府就是为上三旗旗主——皇帝管理包衣奴才的独立系统。正因此，传教士获得了特别的身份。在地方官员眼中，他们是内务府的人。

当康熙决定派钦差去欧洲，首先考虑了一个满人包衣奴才，但因语言问题，改派了传教士。康熙向教皇特使、俄罗斯使臣介绍，他们是朕的“御前之人”“家里人”。

康熙死后，45岁的雍正即位，传教士被赶出了内务府。在孙立天看来，这断掉了他们在大清朝野的根本。

雍正的佛教装扮

今天的雍和宫游客如织，已成为热门景点和年轻人眼中“灵验”的许愿地。雍正从20岁就开始喜欢佛教，他与天主教传教士的关系，注定不会像康熙那样亲密。

孙立天特别提到，传教士与皇子们建立关系的黄金十年，是康熙废掉太子之后。“九子夺嫡”中分四派：太子一派、皇三子一派、皇八子一派、雍正一派。四派中，前三派与传教士都有很好的关系，唯独在雍正这里，传教士没下过功夫。他们也没想到雍正会最终胜出。

雍正即位后，禁教政策慢慢降临。传教士尝试过再争取，离开内务府，他们连进宫见雍正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好在他们在朝中还是积累了不少人脉，但难以改变雍正。

权臣隆科多可以私下跟他们说悄悄话，但看到迎面来了另一位大臣，马上就停止了谈话。传教士最后找到了唯一能帮他们的人——皇十三子（怡亲王）。

坊间称为“侠王”的皇十三子，当时是最忙的人之一，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指点了他们求见雍正的办法。有了这番指点，传教士在长达一年之后，得以再见到皇帝。这跟康熙时代他们随时可以进宫面圣相比，完全是两重天了。

《乾隆帝岁朝行乐图轴》，郎世宁与汉族宫廷画家丁观鹏等人共同绘制。图源：故宫博物院

从雍正朝开始，传教士采取蛰伏策略，等待再一个康熙时代那样的时机，比如长期担任宫廷画师的郎世宁。可惜他们没有等到。

但无论如何，顺治、康熙时期，在传教的驱动下，中西文化传播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传教士走遍全球，在他们笔下，相对于印度莫卧儿王朝等地区，中国是开放包容的。

“起码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开拓前景的地方。这也是他们反复写报告回去，不停地让教皇派更多传教士来华的原因。这是我的一个主观印象。”孙立天说。

孙立天做客“春风沙龙”，对谈浙江大学尤淑君、历史作家苗子兮。潮新闻、春风悦读spring公众号近日将推出对谈实录。

文明的对话未竟，但传教士留下的遗产深刻影响着中国。《皇舆全览图》首次以科学方法测绘国土，印证了牛顿的地球椭圆理论；《数理精蕴》等著作推动数学教育；西药炼制技术为近代医学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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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