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瞧瞧，又是老实人杨长海！这年头，知道实惠的都躲着走，就你往前凑。＂这话飘进耳朵时，我正弯腰把两袋玉米面放进村委会门口的捐款箱旁。

＂瞧瞧，又是老实人杨长海！这年头，知道实惠的都躲着走，就你往前凑。＂这话飘进耳朵时，我正弯腰把两袋玉米面放进村委会门口的捐款箱旁。

我是杨长海，四十年代生人，在青崖村当了二十多年的小学老师。

自打改革开放，村里人都忙着发家致富，有的开拖拉机跑运输，有的去镇上开小商店，还有胆子大的甚至去南方做生意。

而我，仍守着三尺讲台，每月拿着不到四十块的工资，住在学校分配的两间土坯房里，家徒四壁却也安稳。

我的老伴王秀英常笑我：＂咱家里连个电风扇都买不起，你还整天想着别人。＂

确实，村里人都说我眼里揉不得沙子，为人过于老实，不像同龄人早已人精似的，反倒像个念书人，总爱管闲事，乐善好施。

＂书生气＂这个词，在村里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全国正搞＂五讲四美＂，村里响应号召建起了＂扶贫互助站＂，在村口放了个漆成红色的木箱子，号召大家献爱心。

那天我刚发了工资，二话不说，拿出五块钱放进了箱子，又回家搬来两袋自家种的玉米面。

妻子王秀英一把拉住我：＂咱家还欠生产队十块钱化肥钱没还，你这是何苦？村里那么多比咱家有钱的，咋不见他们上赶着捐？＂

我只是摇摇头，拍拍她的手说：＂吃得饱的帮吃不饱的，天经地义。＂

＂就你这个天经地义，迟早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妻子气呼呼地进了屋。

第一件事发生在那年七月的一个闷热午后。

那天，太阳像个火球悬在天上，知了在树上拼命叫唤，村里人大多躲在屋里乘凉，连狗都趴在阴凉处吐着舌头不愿动弹。

村东头的王大娘，年近七旬，膝盖风湿病犯得厉害，行动不便。我路过她家，听见她在院子里唉声叹气，原来是水缸见了底，家里的小孙子又去集镇上玩了。

＂大娘，我来帮您挑水。＂我放下手里的教案，二话没说，拿起她家门口的扁担和两个木桶，朝村边的井走去。

那个年代，村里还没通自来水，家家户户都要去井边挑水。井有一人多深，用辘轳放下水桶，吱嘎吱嘎地摇上来，才能装满一桶。

我挑了两担水回来，汗水已经湿透了背心。王大娘捧出一碗自家磨的豆浆：＂长海啊，你真是个好人哩，比我那两个儿子还孝顺。＂

谁知第二天一早，村里就传开了我趁机偷了王大娘压箱底的五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顶得上我三天的工资了。

我哭笑不得，赶紧放下正在批改的作业本，匆匆跑到王大娘家解释。

谁知她见我来了，变了脸色：＂杨老师，我不好意思当面说你，你自己清楚！那可是我留着给孙子交学费的钱啊！＂

我百口莫辩，心里又气又委屈。村里人对着我指指点点，有的甚至绕道走，不愿和我打招呼。

几天后，那五块钱在王大娘枕头底下找到了，可道歉的人没有，流言却早已满村飞。

＂老实人就是好欺负，＂村里卖豆腐的老李隔着豆腐摊子大声说，＂看人下菜碟，以后可得长点心眼了。＂

第二件事更邪乎，发生在半年后的一个冬日。

当时村里刚通了广播，每天早上六点，村委会的大喇叭准时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去集市赶圩，买了几本参考书和一支英雄牌钢笔，打算给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做奖励。

回村的路上，天已经黑了，寒风刺骨，道路结了一层薄冰。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我看见李叔——村里开拖拉机的李师傅摔倒在一个冰坑里，哎哟哎哟地叫唤。

＂李叔，怎么了？＂我赶紧把自行车靠在树边，上前把他扶起来。

＂哎呦，长海啊，真是谢谢你了。这天太黑，没看清路，崴了脚。＂李叔呲牙咧嘴地揉着脚踝。

我二话不说，背起李叔，蹬着自行车把他送回了家。

谁知转头他就在村里喊：＂我这腿是杨长海推的！得赔医药费！＂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灯下备课，煤油灯的光摇曳不定，照在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

＂长海，你听说了吗？李四说你把他推倒了，要你赔钱呢。＂我的同事老张站在门口，脸上写满了同情。

＂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是扶他起来的啊！＂我一下子站起来，墨水瓶差点被我碰倒。

第二天一早，李叔的老婆就带着他拄着拐杖来到学校，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呔！读书人了不起啊？把我男人推倒了还不认账？＂

闹了半个月，最后村长调解，我赔了二十块钱才算完。那可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啊！

回家后，妻子气不过，一边帮我捂热水袋暖手，一边说：＂你就是太老实，人家拿你当傻子耍。早听我的，少管闲事，也不至于搭上这冤枉钱。＂

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叹了口气：＂做人总要对得起良心。若是见死不救，我这教书匠的脸面往哪放？＂

妻子翻了个白眼：＂你这良心值几个钱？还不够咱家买两袋化肥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北风呼啸，吹得窗户纸啪啪作响。墙角的老式收音机里，播音员正播报着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的喜人成果。

第三件事彻底浇灭了我的热情，发生在第二年春节前。

那段时间，村里正赶上连续几年歉收，不少人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张家老两口尤其艰难，儿子在城里打工，常年不寄钱回家，他们就靠几亩薄田度日。

＂老杨，能不能接济点粮食给张家？他家老两口都快揭不开锅了。＂村长趁着来学校送广播稿的机会，悄悄跟我说。

那晚回家，我从自家的地窖里翻出十斤玉米面，又加上五斤白面，趁着夜色悄悄送到了张家。老两口感动得直抹泪，拉着我的手说来年一定加倍偿还。

谁知过年时节，我去远房亲戚家走亲戚，路过张家，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解放牌自行车，屋里点着明晃晃的电灯，桌上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几个男人正吃得热火朝天。

我刚想进去问个究竟，就听见张家老头端着酒杯大笑：＂杨老师那个傻子，一说穷他就掏东西，咱们家省下不少粮钱呢！来来来，都随份子的，今天多喝两杯！＂

我站在门口，如坠冰窟。寒风吹进衣领，却比不上心里的冰凉。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心中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

一路上，家里借的那辆二八自行车踩得吱吱作响，我的眼睛酸涩得厉害，不知是被风吹的，还是被心里的苦涩泛出来的。

到家后，我把事情告诉了妻子。她叹了口气，递给我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你啊，这么多年了，还是不长记性。书读得多，人情世故却一窍不通。＂

我低头吃面，没有说话。碗里的热气模糊了我的眼镜，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三天后，正值腊月二十八，寒冬的夜里，北风呼啸，下起了鹅毛大雪。

我和妻子正围着煤火盆贴春联，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谁啊，这大晚上的？＂妻子皱眉问道。

我打开门，张家的小儿子站在雪地里，脸被冻得通红：＂杨老师，我爹突然病倒了，发高烧，需要有人骑自行车送去镇医院。您能不能帮帮忙？＂

听闻此事，妻子一把拉住正要去拿外套的我：＂你就是吃了亏还不记性！前几天他们怎么说你的，这么快就忘了？＂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棉袄举起又放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求助的乡亲迟疑。

村长恰好路过，看出我的为难，把我拉到屋外：＂长海，这事我来处理。实话告诉你，张家老头没病，他是想骗你的自行车卖钱买酒。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张家小子今天下午还在供销社买了两瓶二锅头呢。＂

＂可他们家确实不容易啊...＂我还是有些不忍心，毕竟那是乡里乡亲的，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呢？

＂你啊，＂村长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大前门香烟，点燃后深吸一口，火光照亮他饱经风霜的脸，＂可怜之人往往有可恨之处。张家男人好吃懒做，十年前就能外出打工，偏偏窝在村里等救济。他儿子每月寄回家二十块钱，都被他拿去喝酒了。全村人都看在眼里，就你还被蒙在鼓里。＂

村长吐出一口烟，继续说道：＂善良不是傻，是明白事理后仍能宽容。帮人先看值不值得，这不是冷血，是尊重自己。＂

雪花落在我的肩膀上，慢慢融化，渗入衣服，冰凉一片。

那一晚，雪很大，我却看得很清楚。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在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却成了村里人眼中的笑柄。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村委会，告诉村长我愿意继续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不再盲目付出。

＂想通了？＂村长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人都是在摔跤中学会走路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学着分辨真假需求。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我总会想起那些曾经的事情，心里不再懊恼，反而坦然许多。

我依然帮助村民，但带着智慧的思考。寡妇李家的孩子需要学费，我主动承担；高中考上大学的张小蕊缺交学费，我悄悄凑了一百块钱；瘸腿刘叔要修补屋顶，我借来梯子，带着工具和他一起干。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总会用行动回报你的善意。李家的孩子每次见到我，都会规规矩矩地问好；张小蕊寒假回家，专程来给我拜年，还带来了一封饱含感谢的信；刘叔则在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二话不说帮我修好。

一年过去了，村里的广播站响起了＂五讲四美＂评选结果的通知，我被评为＂模范村民＂。

颁奖那天，村委会的大院里挤满了人，墙上贴着大红的标语，台上摆着一排奖状。

我戴着老花镜，捧着奖状，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台上。

＂长海，你说两句吧。＂村长鼓励道。

我清了清嗓子，环顾四周熟悉的面孔：＂以前，我以为善良就是无条件地付出，现在我明白了，善良不是随意施舍，而是有原则地付出。真正的同情心，需要智慧来引导。＂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看到妻子在人群中微笑着擦眼泪。

下台后，村长悄悄把我拉到一旁：＂怎么样，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傻老实人吗？＂

我笑着摇摇头：＂不傻了，但还想做个老实人。＂

村长拍拍我的肩膀：＂老实人不吃亏，只要心里有杆秤。＂

回家的路上，夕阳西下，村口的老槐树在风中摇曳。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话没错，但方便也得看对象，不是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不是所有的可怜人都值得同情。

那个夏天之后，村里的风气也悄然改变。人们不再嘲笑热心肠的人，反而更多地伸出援手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乡亲。

我继续在村小学教书，教孩子们识字读书，也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每当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我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有时候，我会站在教室窗前，望着远处的田野和山峦，想起那些改变我的事情。我不再后悔曾经的＂傻＂，正是那些经历让我学会了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

妻子常说：＂你变了，变得更有主见了。＂

我笑着回答：＂人总要在跌倒中学会站稳。＂

后来，村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我家也分到了几亩责任田，妻子操持着种了不少蔬菜水果，日子比从前殷实了许多。

有一天，我在村口碰见了王大娘，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叫住我：＂杨老师，这些年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当年那五块钱的事，是我记性不好...＂

我笑着摆摆手：＂大娘，都过去了。人活着，开心最重要。＂

王大娘红着眼眶说：＂还是你心胸宽广。你知道吗，村里人都敬重你，说你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那个年代是一种褒奖，代表着文化和品格的双重认可。

路过张家门口时，我看见老张正在院子里劈柴。见到我，他低下了头，默默地干着活。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只是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有些事，不必记恨，但也不必忘记。那些伤人的话语和行为，终将在时光中得到应有的评价。

回到家，妻子正在煤球炉上煮着一锅香喷喷的红薯粥。她见我回来，笑着说：＂今天碰上啥好事了？笑得跟偷了蜜似的。＂

我把遇见王大娘的事情告诉了她。妻子边搅动锅里的粥边说：＂看吧，好人终究会得到好报的。＂

我坐在门槛上，望着院子里那棵我亲手栽下的桃树，已经长得比房子还高了，今年又开满了粉红的花。

村口的广播里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播报着改革开放的新成就。我想，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只是亿万普通人中的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

那年夏天，我退休了。学校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欢送会，学生们送给我一本签满名字的纪念册。

村长——现在已经是乡长了——特意来参加，他举着一杯茶，对着全校师生说：＂杨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需要智慧，帮助他人更需要有原则。＂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自己这一生虽然平凡，却也活出了价值。

退休后的日子悠闲而充实。我和妻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种种菜，养养花，偶尔去镇上的书店买几本书看看。

有时候，我会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想起那些曾经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像树上的年轮，记录着我生命中的每一次成长。

如今，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世界变得越来越大，但人心的距离却似乎越来越远。

每当新来的年轻人问起我这个＂老古董＂有什么人生经验时，我总是笑着说：＂善良不等于软弱，明智不等于冷漠。对待他人，既要有温暖的心，也要有清醒的头脑。＂

回望那些年的经历，我不再感到委屈或愤怒，反而心存感激。正是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和事，教会了我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保持本心而不失智慧。

村口的老槐树依然在风中摇曳，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和人心的起伏。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从盲目善良到明智关爱的蜕变。

来源：开心是福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