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我第一次见证母亲与二婶王桂芝的偶遇。三十年来，这两位曾经亲如姐妹的人，连一个眼神都吝啬给对方。

三十年的沉默

＂许大娘，您家那绣花枕套还在吗？＂

＂走开。＂母亲头也不回，攥紧菜篮转身就走，布鞋在水泥地上摩擦出刺耳的声响。

我轻轻扯了扯母亲的衣角，她只是加快脚步，仿佛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赶。

那是我第一次见证母亲与二婶王桂芝的偶遇。三十年来，这两位曾经亲如姐妹的人，连一个眼神都吝啬给对方。

我叫许家明，今年四十有二，从小在沈阳铁西区长大。那是八十年代初的工人新村，一排排红砖小楼里，住着几十户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工人。

母亲许玉珍和二婶王桂芝原是同村来的，都跟着各自的丈夫从辽宁农村来到城里。分到了同一栋楼，一个住三楼，一个住五楼，往来如一家。

我爹在工厂当钳工，二叔在铸造车间做模具工，两家男人都是响当当的技术能手，每月发工资那天，准会带回一包槐花牌香烟和一瓶汾酒，两家人轮流做东，热热闹闹地凑在一起。

小时候我最喜欢去二婶家。二婶手巧，会绣各种花样的枕套，会用粗布头缝制小布老虎。

二婶家有一台二三十年代的老式缝纫机，黑色的机身，金色的花纹，踩踏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一首断断续续的小曲。

屋里总飘着桂花糖的香气，那是二婶从老家带来的手艺，用新鲜的桂花和冰糖熬制，甜而不腻，芳香扑鼻。

二婶的女儿王小梅比我小两岁，我们常在一起听二婶讲故事，讲她和我母亲小时候在村里偷摘杏子的事，讲她们怎么一起上学挑水，一起上山采蘑菇。

＂你妈那时候胆子最大，爬树比男孩子还利索。＂二婶总是这样说，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

＂那我妈为啥现在胆子这么小，连公交车都不敢坐？＂我歪着头问。

＂那是因为你妈太爱操心啦，人老了，顾虑就多了。＂二婶揉揉我的头，给我和小梅各塞了一颗桂花糖。

那年我才十二岁，刚上初中，正是懵懂的年纪，一场风波就这样来了。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窗外飘着绵绵春雨，电视里正播着《霍元甲》，母亲和二婶一边看一边纳鞋底。

母亲拿起一个绣花枕套，上面绣着牡丹配喜鹊，针脚细密，色彩艳丽。

＂桂芝，这枕套真好看，借我用几天行不？下周我娘过七十大寿，想让她睡得舒坦些。＂母亲说。

二婶犹豫了一下：＂行是行，这可是我娘临终前绣的最后一个枕套，寓意富贵吉祥，你可得小心点。＂

＂放心，我会好好保管的。＂母亲把枕套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衣柜抽屉里。

谁知道祸事就这么来了。奶奶寿宴那天，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挤挤挨挨地围在一张方桌前，酒瓶饭碗堆满了桌面。

一个远房叔叔喝得醉醺醺的，点烟时一时没拿稳，火星子落在了那个枕套上。

等大家发现时，枕套上已经烧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牡丹和喜鹊都烧焦了大半。

＂这可怎么办啊！＂母亲急得团团转，连忙用水浸湿抹布去擦，但为时已晚。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拿着那个破损的枕套去了二婶家，我跟在后面，心里忐忑不安。

＂桂芝，对不住了，你娘的枕套...＂母亲话没说完，眼泪就落了下来。

二婶打开门，看见那个烧焦的枕套，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这是我娘留下的唯一念想啊！＂二婶哭得昏天黑地，声音像是从胸腔里硬生生挤出来的。

＂我赔你一个新的！＂母亲也红了眼眶，抹着眼泪说道。

＂新的能有我娘的手艺吗？能有那份心意吗？＂二婶颤抖着手指，一针一线地抚摸着那个烧洞，＂我娘临终前熬了三个通宵才绣好的，这可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啊！＂

＂实在对不住，桂芝，我...＂母亲的话被二婶打断。

＂许玉珍，你别说了，你走吧，东西我收下了。＂二婶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如同冬日的风。

就这样，两个原本情同姐妹的女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我家在楼道里遇见二婶，绕道而行；二婶家碰见我母亲，视若无睹。

那个年代的人，倔起来连石头都不如。逢年过节，两家再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孩子生病，两家再也没有互相照看过。

起初我爹和二叔还试图调解，可两位男人在女人的倔强面前只能无奈摇头。两家男人在工厂里还能说说话，但回到家就绝口不提对方家的事。

＂女人家的事，咱别掺和。＂我爹咬着烟嘴，眼神有些黯淡。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八十年代末，我考上了技校，学了机修；小梅在一家服装厂当了裁剪工。

＂家明哥，咱俩别学大人那样，好不好？＂有一次在街上偶遇，小梅悄悄对我说。

我点点头，但我们都知道，在那个集体意识浓厚的年代，子女很难逃脱父母的影响。我和小梅的见面越来越少，最后也只剩下偶尔在菜市场的匆匆一瞥。

岁月飞逝，日子一晃就到了九十年代末。那时候，铁西的老国企不行了，下岗潮一波接着一波，像海啸一样吞没了无数家庭的希望。

我爹提前退了休，拿了一笔补偿金，却整日愁眉不展；母亲的纺织厂也停了产，厂门口贴满了招工启事和转让广告。

＂咱得想个出路。＂我对母亲说。

用积蓄租了个临街的铺面，开了家小卖部，卖些日用百货和零食。那时候小卖部遍地都是，街上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竞争激烈得很。

我蹲在柜台后面度日如年，常常一天卖不出几样东西，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

开张第一天，居然是王小梅来买东西。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连衣裙，挺着大肚子，脸上的笑容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多了几分成熟。

＂家明哥，好久不见。＂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几分拘谨。

＂小梅，你...结婚了？＂我有些惊讶。

＂嗯，去年的事，他是卫校毕业的，在社区医院上班。＂小梅低头挑选着货架上的东西。

我递给她一包奶糖，就像小时候一样：＂你二婶身体还好吗？＂

＂不太好，咳得厉害，大夫说是老毛病，缺一味老药引子。＂小梅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担忧。

＂老药引子？什么药？＂

＂不太清楚，好像是种叫＇紫菀＇的草药，现在市面上不好找。二叔跑了好几家老药铺都没买到。＂小梅摇摇头，＂听二婶说，只有你妈知道哪能找到那味药。＂

送走小梅，我鬼使神差地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正在灶台前择菜，听到王桂芝的名字，手中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二婶病得不轻，需要一味叫紫菀的药，听说只有您知道哪能找到。＂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母亲的表情。

母亲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只说了句：＂活该。＂

可那天晚饭后，我看见母亲在翻一个旧皮箱，那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嫁妆之一，上面的铜锁已经锈迹斑斑。

箱子里有她珍藏多年的东西——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一些照片，还有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各种中药方子，有些已经泛黄开边，字迹模糊不清。

母亲默默地翻着那些方子，眉头紧锁。我没敢打扰她，悄悄退了出来。

几天后，我在菜市场看见母亲在一个卖草药的摊位前驻足良久，最后买了一小包深褐色的干草。

回家路上，母亲一直攥着那包草药，像握着什么宝贝似的。

二婶的病越来越重。一天，王小梅来小卖部买退烧药，说二婶高烧不退，整夜咳嗽，说话都没了力气。

晚上回家，我看见母亲在灶前忙活，一锅深褐色的药汁冒着热气，散发出一股苦涩而芳香的气味。

她小心翻出一个红色的老式热水瓶，那是她结婚时的陪嫁之一，几十年来一直舍不得用，藏在柜子最里层。母亲将药倒进去，紧紧拧好盖子。

＂你去哪？＂我问，虽然心里已经猜到了答案。

＂出去走走。＂母亲系上围裙，遮住胸前的湿痕。

那晚的风有些凉，街灯昏黄，像一个个迷蒙的眼睛。我跟在母亲后面，她走得那样慢，仿佛每一步都踩在记忆里，又像是在和自己较劲。

到了二婶家楼下，母亲放下热水瓶，敲了三下门就急匆匆地转身，却在楼梯拐角处停下，躲在暗处。我躲在更远的地方，看着这一切。

门开了，是王小梅，她看了看门口的热水瓶，又看向空荡荡的楼道，最后望向楼梯方向，欲言又止地喊了一声：＂许大娘？＂

母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塑。直到王小梅带着热水瓶关上门，母亲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是说不清的复杂表情。

回家路上，母亲一直沉默不语。到家门口时，她忽然开口：＂家明，当年那个枕套，其实我也很心疼。＂

＂为什么？＂我问。

＂那是你二婶娘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就像我爹给我的这个皮箱一样。＂母亲的声音微微发颤，＂我知道那东西对她有多重要，可我却弄丢了。＂

＂那您为什么不向二婶道歉？＂

＂我道歉了啊，可那有什么用？东西已经毁了，道歉能把它变回原样吗？＂母亲苦笑着摇头，＂再说了，你二婶那人心比天高，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之后，每三天一次，母亲都会在黄昏时分送去熬好的药。她从不进门，只是放下热水瓶就走，有时会在拐角处躲着，直到听见门关上的声音才离开。

有一次，我悄悄跟到五楼，躲在消防栓后面。听见二婶在屋里说：＂又是那个药，真苦。＂

＂二婶，这药对您的咳嗽可管用了。＂王小梅的声音。

＂谁送来的？＂二婶问。

一阵沉默后，王小梅轻声说：＂是许大娘。＂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我以为二婶会发火，会把热水瓶扔出来，但什么动静都没有。最后只听见二婶叹了口气：＂倒了吧。＂

＂二婶！＂王小梅着急地说，＂这药真的很管用，您这几天咳嗽都好多了。＂

＂我说倒了！＂二婶的声音忽然提高。

我赶紧躲得更深，心想这下完了，母亲的好心算是白费了。

但接下来，我听见液体倒入碗中的声音，然后是二婶咕噜咕噜的吞咽声。

＂苦死了，＂二婶咳嗽了几声，＂下次别接了。＂

＂知道了，二婶。＂王小梅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二婶的病渐渐好转。腊月里，王小梅挺着八个月的肚子来到我的小卖部，送来一个包裹，说是二婶托她带给我母亲的。

＂二婶说，您妈的药方子救了她的命，这是一点心意。＂王小梅把包裹递给我，眼里闪着光。

当晚，母亲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崭新的绣花枕套，图案不是牡丹喜鹊，而是两个小女孩在杏树下荡秋千的模样，细针密线，栩栩如生。

母亲的手抖得厉害，摸着那精细的针脚，眼泪一滴滴砸在绣花上。

＂那是您和二婶小时候的样子吗？＂我问。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翻来覆去地看那枕套，指尖轻抚着每一个细节，仿佛要将它印在心里。

我凑近一看，发现枕套一角绣着小小的几个字：＂忆相识，似前缘＂，字迹娟秀，笔画舒展，像是从心底流淌出的情感。

＂您和二婶以前关系真的很好吗？＂我问。

母亲擦了擦眼泪，眼神飘向远方：＂那时候啊，日子虽苦，人心却热乎。你二婶刚来城里时，啥也不会，连自来水龙头都不会拧。我手把手教她用煤气灶，教她坐公交车。＂

＂后来呢？＂

＂后来啊，你爷爷生病，只有你二婶肯天天来照顾；你二叔下夜班，总是你二婶骑自行车去接；你小时候发高烧，是你二婶背着你去医院。＂母亲的声音轻柔，带着怀念，＂那会儿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有啥好吃的都一起分，有啥难处都一起扛。＂

＂就因为一个枕套，三十年不来往，值得吗？＂

母亲沉默良久，才叹息道：＂年轻时倔，不懂得退让；年长了怕拉不下脸，怕人笑话。人哪，就是这么犟，明明心里惦记着，嘴上却说不出软和话。＂

除夕那天，我惊讶地发现母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餐桌上多了两副碗筷。

＂有客人要来？＂我问。

母亲点点头，有些紧张地整理着桌布：＂我请了你二叔二婶一家来吃团圆饭。＂

我差点没拿稳手中的碗：＂您跟二婶和好了？＂

＂还没，＂母亲摇摇头，＂但总得有人先迈出这一步。三十年了，再不和好，可能这辈子就没机会了。＂

母亲站在门口张望，眉头紧锁，手指不停地绞着围裙角。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但楼道里还是静悄悄的。

＂会不会不来了？＂母亲有些失落地问。

＂再等等吧。＂我安慰道，心里却也没底。

＂来了。＂我透过窗户，看见二婶和王小梅提着礼品袋，慢慢走上楼来。二叔因为值班没能来，王小梅的丈夫也不在。

母亲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打开门。两位老人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

＂进，进来坐。＂母亲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发抖。

二婶点点头，挤出一丝笑容：＂玉珍，你做的红烧肉还是那么香。＂

这简单的一句话，像是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闸门。母亲的眼眶湿润了，她转身进了厨房，端出一盘热气腾腾的红烧肉。

＂你还记得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母亲把盘子放在二婶面前。

＂你做的菜，我怎么会忘。＂二婶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饭桌上，两位老人都不善言辞，但抖着手互相夹菜的样子比任何道歉都真诚。母亲给二婶斟满一杯热腾腾的米酒，小声说：＂桂芝，这三十年，委屈你了。＂

二婶摇摇头，眼里噙着泪水：＂那枕套哪有咱俩情谊重要。我这人就是犟，明明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偏要闹得老死不相往来。＂

＂我也该早点来看你，听说你病了，我心里难受得很。＂母亲的声音哽咽。

＂你那药方子救了我的命，＂二婶握住母亲的手，＂咱们小时候一起上山采的紫菀，你还记得啊。＂

＂怎会不记得，那可是咱俩的秘密。＂母亲笑了。

我静静地看着这两位历经风霜的老人，看着她们如何一点点拾起曾经的情谊，如何小心翼翼地修补那道因为一个枕套而裂开的缝隙。

酒过三巡，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她们聊起了往事，聊起了孩子，聊起了那些共同经历过的苦日子。

＂记得那年大雪封路，你生小梅，是我半夜去喊的接生婆。＂母亲回忆道。

＂可不是嘛，那雪有半人深，你穿着单鞋，脚都冻紫了。＂二婶点点头，＂还有那年闹水灾，是你把我和小梅抱到高处。＂

＂你也没少帮我，记得那年家明住院，是你天天给他送汤送粥。＂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仿佛要把三十年的空白一次填满。

王小梅看着我，眼里流露出喜悦和释然。她轻声对我说：＂家明哥，我总算看到她们和好了。＂

除夕的钟声敲响时，母亲和二婶并肩站在窗前看烟花。她们的背影印在红色的窗帘上，像极了枕套上绣的两个小女孩。

三十年的冰雪，终于在这个春节融化。花开花落，潮起潮落，岁月流转，唯有那份深藏心底的情谊，穿越时间的长河，依然温暖如初。

那晚离开时，二婶塞给我一包桂花糖：＂以后常来家里坐，别跟着学你妈那倔脾气。＂

我笑着点头，心里却想，倔强这事，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沉默了三十年的心结，就这样被时间和一副老方子慢慢解开。我看着母亲枕着那个绣花枕套安然入睡的样子，想起二婶临走时说的话：

＂人这一辈子啊，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心。年轻时不懂事，年老了又太要面子，回头看看，其实都是些小事。＂

是啊，所有的恩怨情仇，在时间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重要的不是那个已经焚毁的枕套，而是两颗曾经紧密相连又被岁月割裂的心，如今终于找回了彼此。

春节过后，母亲和二婶又恢复了往日的走动。常常是清晨一起去菜市场，傍晚一起下棋聊天。那个绣花枕套被母亲小心地摆在床头，每天都会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

有时候，我会听见她们在阳台上说笑，声音清脆如同少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时光倒流，看见了两个在杏树下荡秋千的小女孩，无忧无虑，纯真灿烂。

那个枕套，从此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也成了那段沉默岁月最好的注脚——有些情感，即使被岁月尘封，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焕发光彩。

就像那枕套上绣的话：＂忆相识，似前缘＂——缘分不必计较先后，重逢便是久别。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