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PREFACE
第17录 编者按
“WASP”这一概念，作为美国社会隐形的权力符号，长久以来塑造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特朗普既是传统精英阶层的“叛徒”，又是其文化内核的狂热捍卫者——他通过“民粹主义”工具试图复兴白人主导的西方传统，却因利益结构的撕裂与政治生态的极化，成为旧秩序解体的加速者。
作者指出，MAGA运动的本质并非简单的政治反弹，而是对西方文明衰落的集体焦虑，是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预言的当代回响。尽管特朗普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但由于其内在逻辑与文化保守主义等层面的局限性，这场“革命”终将难以为继。
本文不仅提供了对美国政治的解码，更为观察西方危机提供了文明史的维度。当种族、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日益以文化战争的形式爆发，特朗普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终点。历史的钟摆将如何摆动？值得每个人深思。
01 特朗普是否背叛了
美国精英文化？
过去，在美国社会，经常有个相当隐晦的概念，即“WASP”。“WASP”是英文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缩写，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剑桥词典》把此解释为“祖先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白种人，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势力最强大、最富有的白人”。
这个概念最初（1957年）由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所使用，但当时的“W”代表“Wealthy（富有）”而非“White（白人）”，后来的人们则以W来指称白人。不过，这一字之改，使得这个词更直接指向了这个群体的种族本质。德国社会学家维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是在信奉新教伦理的人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维伯在论证为什么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从比较的角度讨论了为什么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西欧和北美首先得到了发展，然后才扩散和传播到世界各地。西方先强大起来，走上了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产生了各种版本的种族优越理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论证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合理性。而西方的“种族优越”理论更是成为二战期间德国希特勒政府屠杀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白人优越论”在美国同样盛行。尽管美国从一开始就是移民国家，但反外来非白人种族移民的运动贯穿整个美国历史，直到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今天人们所见到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前身就叫《种族发展杂志》（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尽管二战以来种族因素因为“政治上的不正确”而淡化，但这并不代表种族因素在美国的外交中消失了；恰恰相反，每一个时期，这一因素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直接导向美苏冷战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的“长电报”，还是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都发表在《外交事务》上。
不管如何，在今天的美国，当人们说“他们是WASPs”时，往往指向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出身高贵、生活优越，居住在美国东海岸或者西海岸的旧金山附近，从小被安排就读昂贵的私立高中和常春藤盟校，是古老家财的继承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属于典型的WASP群体。不过，今天，特朗普似乎背叛了这个群体，成为了这个群体批评和攻击的对象。今天的美国，除了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支持者外，大部分精英阶层都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及其作为。的确，特朗普是MAGA运动的产物，是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这使得他站到了传统精英尤其是传统统治精英的对立面，其政策不可避免和传统精英阶层所代表的既得利益发生正面的冲突。
但是，特朗普真是背叛了美国精英文化吗？如果从更深层次看特朗普的理念和作为，人们不难发现，特朗普可能背叛了传统精英的物质利益，但他的理念是要恢复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传统精英文化。对特朗普来说，MAGA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仅仅是工具，是其复兴传统西方文化的工具。
Maga群体举行的线下集会（图源：The Economist）
02 MAGA运动的崛起：
结构性矛盾与文化焦虑
在MAGA运动和特朗普看来，美国（和西方）传统精英和统治阶层背叛了美国（和西方）社会。由于长期占据政坛高位和社会上层，并能获得各方面最大量和最优质的资源，WASP群体已经演变成为美国普罗大众经常嘲笑和讽刺的对象。在美国普通民众眼中，这个群体常常与那些令人讨厌的刻板印象联系起来：高傲、贪婪、自私、势利和其它他们所能想象出来的其他劣质。
的确如此。MAGA运动的崛起至少表明美国社会的两个巨变：
第一是利益结构的变化，即绝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变得更加富裕，反而变穷了。尽管上一波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但过于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产生了几个致命的结果：1）因为制造业流失而导致的去工业化；2）去工业化导致了中产阶层萎缩，美国从二战后中产占人口的70%的高峰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0%；3）政府没有再次分配的能力，导致社会不公超出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发展不产生就业。
第二是政治结构的变化。二战之后，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民主和共和两党轮流执政，共和党代表资本多一些，民主党代表劳工阶层多一些。但自克林顿执政时期，民主党接受了“第三条道路”政策以后，民主党便抛弃了劳工阶层，也转向了资本。这种转变反映在政治结构上便是从此前的“两党”之争演变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斗争。
美国民主党在迈阿密展开的辩论（图源：新民网）
MAGA运动可以说是这两个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MAGA运动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最近著文认为，作为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的特朗普，其第一次上台完全出于偶然，而第二次上台却是一种必然。其实，应当说特朗普对自己的第一次当选没有准备好，但他的出现都是必然。或者说，时势造英雄，没有特朗普，也会有类似的人物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
从文化传统来说，MAGA运动是对美国（和西方）的“没落”的担忧，是西方“西方的没落”传统在美国的延伸。这一文化传统系统地表述在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两卷本著作《西方的没落》中（第一卷发表于1918年，第二卷以《世界史的视角》为名发表于1923年）。斯宾格勒将他的书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斯宾格勒拒绝欧洲中心史观，认为历史中有意义的单位不是时期而是以有机体形式发展的完整文化体。因此，至少有八个高等文化体，即巴比伦、埃及、中华、印度、中美洲（玛雅/阿兹特克）、古典（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方或欧洲。文化体有生命周期，约一千年的繁荣期和一千年的衰退期，每一个文化体的最后阶段就是他所说的“文明”。
无疑，“西方的没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文明兴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今天所处的文明。这也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主题。在亨廷顿看来，国际层面国家间的冲突的本质在于不同的文明。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往往用“结构”（例如美苏争霸）、“国家”（国家利益）和“阶级”（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国际关系及其变迁，但亨廷顿更为深入一步，看到了所有这些因素背后的“文明”因素。
从表面上看，MAGA运动的叙事对国内事务的分析往往以“阶级”为单元，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则以“国家”为单元。但究MAGA运动的本质而言，这一运动表现出对白人主宰世界时代结束的担忧和恐惧。种族、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是MAGA运动叙事的关键词，也是其塑造敌人的话语工具。
头戴MAGA小红帽的特朗普（图源：观察者网）
03 反叛与保守交织：
“特朗普革命”的文化内核
这种文化因素不仅表现在特朗普的各种政策之中，更是趋于成为其政策的精神内核。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1
反对“觉醒文化”
在价值观层面，应当把MAGA运动理解成为保守主义文化运动。特朗普最反对的就是所谓的“觉醒文化”，包括性别文化（LGBTQ）、“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后文简称DEI）和认同政治方面的内容。“觉醒文化”也包括妇女权利和少数族群权利的内容。在中国，人们往往把这些文化趋势统称为“白左”。左派文化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业化的产物。诚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工业化导致了阶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尽管西方社会存在不同的阶级或者阶层，但资本和劳工成为两个主体并且是对立的阶级。不过，其它方面的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更深层次嵌入到了这两个主体阶级文化之中了。经验地看，每次左派文化的发展必然会遇到保守文化的抵制。
在美国，“觉醒文化”中的种族因素这些年来已经得到极大的张扬。前些年，“黑命贵”运动有效推动了人们重估美国的历史、历史人物和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机构和组织。针对“觉醒文化”，特朗普政府几乎无所不用，尤其是最近针对大学的DEI原则，消减甚至停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大规模的反移民政策更具有种族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毕竟，亨廷顿把白人减少和少数族群人口增多视为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反移民运动经常发生，但把此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则很少见。
2018年，数万名美国民众冒着高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图源：人民日报）
2
反对“深层国家”（deep state）
所代表的官僚文化
在MAGA运动看来，美国官僚系统已经没有责任感和能力为美国民众提供有效服务，而是把政府作为工具追求自己的私利。民众对WASP群体的认知就是这样的。特朗普反对其所谓的“深层国家”有其政治斗争的考量，因为在其第一任期期间，特朗普想做的事情几乎都遇到了来自国会、司法部门、军方等各方面的有效阻力，没有做成一件他想做的事情。因此，特朗普把打击“深层国家”作为他第二任期的要务。不过，要意识到，特朗普这样做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美国社会治理危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确是美国精英阶层（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严重和美国社会脱节的结果。特朗普是MAGA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就其“初心”来说，希望重建美国官僚系统和美国社会的关联。
3
反对福利国家
在西方，福利国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世界范围内，美国是最有条件成为福利国家的。但福利社会不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奥马巴的医改被特朗普视为是促使美国向福利国家发展，因此，特朗普一上台，就取消了奥巴马医改。尽管特朗普誓言要代表美国劳工阶层利益，但这绝对不是说，特朗普会走向欧洲式福利国家；恰恰相反，反对欧洲型福利国家是特朗普革命的一大使命。
4
“自力更生”的国际观
这反映在特朗普对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态度。自由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之上的。特朗普认为对此，同盟体系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承担了大部分维持这个体系的费用，而其它盟友国家则采取了“搭便车”的政策。就如在美国国内反对福利政策，特朗普也反对国际层面的“福利”政策。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承担维持联盟体系的费用就相当于美国为西方国家在国际层面提供的“福利”。
5
重塑“西方”和重建和“西方”的关系
美国副总统万斯跑去欧洲，告诉（甚至指责）欧洲人说，欧洲的敌人不是俄罗斯和其它国家，而是欧洲本身的内部政治问题，例如欠缺民主，不让不同意见者（指的是右派）说话。欧洲对此感到很伤心，因为在欧洲看来，欧洲一直是美国领导的西方秩序的核心和最坚定的支持力量。但是，这绝对不是特朗普或者万斯所理解的欧洲。第一，在特朗普们看来，欧洲过于堕落了，这不仅仅是欧洲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更是一种西方文明的堕落。第二，美国要通过减少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而让欧洲获得再次独立。法国总统马克龙经常说欧洲的“脑死亡”，美国人也显然看到了这一点。“脑死亡”表明欧洲已经不会思考了。即使欧洲依然具有物质能力，但一个不会思考的欧洲是没有希望的。无论是特朗普在处理俄乌战争过程中排除了欧洲，还是对欧洲发动的关税战争，这些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认知。第三，美国其实并不想抛弃欧洲，因为欧洲毕竟是“西方文明”的起源。正如特朗普厌恶“觉醒文化”，他所不喜欢的是左派甚至是中派的欧洲，他要重塑欧洲，一个右派的欧洲。或者说，美国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引领整个西方。
2025年2月，匈牙利总理希望特朗普将俄罗斯重新融入欧洲安全和经济体系（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04 注定失败的“特朗普革命”
尽管特朗普革命依然处于早期阶段，但如果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说，这场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
MAGA运动是对“觉醒文化”的产物。但问题在于，既然人们已经觉醒了，那么就很难回到从前的“愚昧”时代。在很多领域，“觉醒文化”（尤其在性别认同上）的确过于激进。任何事物走过头了，自然就会有反弹。但这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一般趋势。即使有反弹，但也不会消失。反“觉醒文化”并不表明妇女的权利不要了，少数族群的权利不要了。
“深层国家”也是如此。正因为“深层”，它也是西方资本基本价值观的载体。特朗普可以撤销美国国际发展署，甚至也可以撤销教育部，但这些都不是美国制度的核心部门。如果要动到美联署或者军工系统了，那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尽管迄今MAGA是特朗普的社会基础，但特朗普和MAGA运动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张力。MAGA是否能继续支持特朗普取决于特朗普能否实现MAGA所追求的目标。MAGA和特朗普互为工具。如果特朗普的关税战争导致美国社会的高通胀，或者关税战争反而使得中国更加强大，那么MAGA必然会撤除对特朗普的支持。同时，尽管民主党今天表现为涣散和群龙无首状态，但从最近的发展来说，民主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转型之后，必然重新回来，对MAGA和特朗普共和党构成挑战。
正在众议院参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图源：环球网）
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所反对的福利社会的概念和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制度体系在欧洲已经根深蒂固，极右派也难以放弃这个体系。即使在美国本土，这一制度何尝不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呢！特朗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制度或者阻止这一制度的发展，但已经没有能力消除这一制度了。
特朗普的“自力更生”国际观也必然影响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很多国家对美国高度依附和依赖，尤其是美国的盟友，这种依附或者依赖是美国影响这些国家的主要手段。但现在，这种依附和依赖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危机。如果美国不再提供过去那样的“国际公共品”，那么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必然要独立于美国，那么美国又如何去影响这些国家呢？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注定是一个复兴西方文化的错误人选。乱世出英雄，美国问题把特朗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位置。但这只能表明西方传统精英的衰落。类似美国建国一代那样的、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的政治人物消失了，即使像尼克松那样一代“出类拔萃”之辈也消失了。特朗普把追求私人利益和追求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混淆起来，在很多时候，更多的是把私人利益化装成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来追求。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特朗普那样公然用公权力来追求私人利益。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西方塑造的不仅仅是人们所看到的物质进步，更是培育了人们所看到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物，不管是哪个领域。但是，这样的人物消失了。人物是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或者说，人物即文化。人物消失了，文化自然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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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17录（总录第60录）
西方塑造的不仅仅是人们所看到的物质进步，更是培育了人们所看到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消失了。人物即文化。人物消失了，文化自然也消失了。
——郑永年
《独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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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