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刻，我放下手中绣着牡丹的手帕，不经意一瞥，心头如遭雷击。一张饱经风霜却依稀可辨的面容，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我平静的心湖。

落花时节又逢君

＂郭大姐，有人找。＂庭院里，小张指着门外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乞丐，欲言又止。

那一刻，我放下手中绣着牡丹的手帕，不经意一瞥，心头如遭雷击。一张饱经风霜却依稀可辨的面容，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我平静的心湖。

我叫郭淑贤，今年已是四十有八。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过这座北方小城，百姓们还在用粮票买口粮，用布票添置新衣，而我家的砖瓦小院里，竟站着一个让我心惊肉跳的人。

她不是别人，正是二十年前引得我家破人亡的赵小芳。

那是一九五八年隆冬，我正在灶间和面蒸馒头，煤油灯的微光下手影憧憧。天已经黑了，院里传来一阵敲门声，铁环撞击木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格外清脆。

我抹去手上的面粉，披上旧棉袄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戴着褪了色的红围巾，说是街道办介绍来的帮工，叫赵小芳，才十九岁。

＂郭师傅，听说您家缺个帮手，我来试试。＂她的眼睛亮亮的，笑起来腼腆，脸上冻得通红，搓着双手直跺脚。

那时候我丈夫周建国在钢铁厂当副工段长，是街坊们眼中的＂吃国家饭＂的人物。我们有个八岁的儿子周小军，住着单位分的两间砖房，院里还有棵老槐树。虽说不是什么大干部，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有模有样，邻居们见了都要笑呵呵地叫一声＂周师傅＂。

起初，赵小芳很是勤快，把家务活干得井井有条。煤球炉子烧得旺，地面扫得净，连墙角的蜘蛛网都不放过。家里的老式缝纫机她也会用，常常帮我给周小军补衣服。

＂小芳这姑娘真不错，手脚麻利，心思细腻。＂周建国常这么夸她，还把自己的烟卷留给她爹抽。那时我只当是丈夫欣赏一个好帮手，毕竟我家那个＂周师傅＂在街坊看来，一向是宽厚待人的好人。

谁知道，祸根就这样悄悄种下了。

那年春节，我们难得置办了一顿像样的年夜饭。红烧肉、白菜炖豆腐、还有从食堂特意带回来的一条鲤鱼。吃饭时，我发现周建国给赵小芳碗里夹了块最肥的红烧肉。

＂小芳，多吃点，瞧你瘦的。＂他的眼神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那一刻，我的筷子僵在半空。

后来的日子，我渐渐发现，每当赵小芳在场，周建国的眼神总是不自觉地追随。饭桌上，他会问赵小芳家乡的事；院子里，他会帮赵小芳打水；门口遇见，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

有时他俩独处一室，我推门而入，两人却突然沉默，空气里飘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我看见周建国眼中的躲闪，看见赵小芳脸上的红晕，一切已经不言而喻。

＂建国，你和小芳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一个夜里，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屋外，北风呼啸，老槐树的枝条敲打着窗棂，像是我不安的心跳。

＂你瞎想什么呢？她才多大？我能看上她？＂周建国从收音机前转过身来，眼神闪烁，话语里却没有往日的坦荡。

我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也不是没有警告过。我试着和赵小芳谈心，告诉她我和周建国的过往，讲我们如何从农村来到城里，如何一点点建立自己的小家。我以为她会懂，会收敛，会离开。

可终究，在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我上街买回一篮新鲜的青菜，推开家门，却发现屋子里少了两个人，少了两个行李包。桌上留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

＂对不起，我们走了。周小军就拜托你了。＂

那一刻，我的天塌了。

记得那天，邻居王婶推门进来，看见我呆坐在炕头，眼泪涌出来又干了，反反复复。

＂淑贤啊，遭了这事，你可得挺住啊！＂王婶搂着我的肩膀，＂孩子还小呢，你倒下了可怎么办哟！＂

王婶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是啊，儿子还在学校上课，还等着回家吃饭。而我，除了哭，还能做什么？

那段日子，我不敢上街，不敢见人。街坊四邻的窃窃私语，单位里的异样眼光，都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更让我揪心的是，小军在学校受到的冷眼。有一天，他放学回来，书包被人泼了墨水，衣服脏兮兮的。

＂妈，他们说爸爸是个负心汉，说我们家不正经。＂儿子眼里的泪水和愤怒，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伤痛。

＂不是的，小军，爸爸只是暂时糊涂了。＂我抱着儿子，不知如何解释这个世界的复杂。我只知道，一个八岁的孩子不该承受这些。

后来，我把儿子送去姐姐家暂住，自己则搬到了厂里分配的宿舍，一个狭小的单间，放张床就几乎没了转身的地方。白天上班，晚上凭着一手绣花手艺，接些街坊邻居的零活补贴家用。

五九年大炼钢铁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工厂食堂的饭菜越来越清淡，馒头越蒸越小。但我咬牙挺了过来，接回了儿子，日子虽艰难，却也有了盼头。

直到两年后，我在农贸市场遇见了周建国的老同事老刘。他递给我一支＂大前门＂，神秘兮兮地问：＂郭师傅，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我心下一紧。

＂建国那小子，又把那姑娘甩了，跟着一个南方女人去了广州。听说那女人爹是什么供销社的。＂

我呆立在人群中，心中五味杂陈。原来，背叛者终会被背叛。我不知道应该痛快还是悲哀，只觉得过去的伤疤被人硬生生撕开，流出的却不是血，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释然。

＂活该！＂我挤出两个字，转身融入集市的人流中。

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照相馆，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张照片——我和小军的合影。我看着照片上自己憔悴的面容，突然明白：这辈子，我得靠自己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又去，我的绣花手艺在＂破四旧＂中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有人甚至到厂宿舍来抄我的绣花针和丝线。我被扣上＂手工艺业主＂的帽子，下放到了车间打扫卫生。

但风声渐缓后，我的手艺反而成了稀罕物。车间主任的爱人偷偷找我给她绣花枕套，食堂大师傅的女儿出嫁，托人打听能绣嫁妆的师傅。我的针线活渐渐在小范围里有了名气，大家都叫我＂郭绣娘＂。

＂巧手出美活，妈妈的绣活儿真好看！＂小军常这么夸我，那时他已经上初中，个子窜得比我还高。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儿子周小军通过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进了省城的大学，我为他缝制了两套新衣服，塞了十块钱的路费，看着火车载着他驶向远方。

车间里有人说，这是＂上天的安排＂，是对我这些年来苦难的弥补。我不信什么天意，只知道，是我的一针一线，一滴汗一滴泪，把儿子送进了大学校门。

那时我已经成了厂里有名的＂能干的郭师傅＂，不仅因为我的绣活儿好，更因为我把一个破碎的家，硬是撑了起来。

一九七八年，大返城的浪潮来了，许多知青回到城里，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找不到住处。那时候，我已经住进了厂里分的一套独门独院的平房，虽简陋，但终于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门口种了几株月季，开春时节，红的粉的争奇斗艳。

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春日，她来了。

＂郭...郭师傅？＂那乞丐模样的女人站在我面前，眼神游离，手里攥着一块脏兮兮的手帕，上面依稀可见一朵绣得歪歪扭扭的梅花——那是我当年送给周建国的生日礼物。

我几乎认不出她就是赵小芳。她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像两口枯井。

＂进来吧。＂我听见自己冷淡地说。

她颤颤巍巍地跨过门槛，目光在我简朴却整洁的屋子里游走，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逃避什么。

＂坐。＂我指了指门边的小板凳。

她畏缩地坐下，低着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我给她盛了碗热粥，看着她狼吞虎咽。

＂你...还好吗？＂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我没回答，只是默默地看着她吃完那碗粥，然后又添了一碗。

夜里，她发起高烧。我找来自己平时吃的退烧药给她服下，又用凉毛巾给她擦额头。她在昏迷中胡言乱语，喊着一些陌生的名字，也喊着周建国的名字。

我翻找她的破包袱想找些干净衣物给她换上，却在褴褛的衣物下发现一个小布包，里面除了那块绣梅花的手帕，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周建国和赵小芳，背景是一片我不认识的湖水。

周建国的脸上挂着我熟悉的笑容，那种他得意时才有的、眯起眼睛的笑。而赵小芳则笑得羞涩，眼里满是憧憬和爱慕。

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小芳，等我安顿好，就来接你。建国。日期是1960年。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这个日期，距离他们离开我家，已经过去了两年。

＂你到底是谁？＂高烧中，赵小芳突然睁开眼，抓住我的手，眼里满是恐惧，＂你是不是要赶我走？我...我无处可去了...＂

＂我是周建国的前妻，郭淑贤。＂我平静地说。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像是决堤的河。

＂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停地重复着这两个字，声音细弱如蚊，却如同雷鸣般震撼着我的心。

断断续续地，我听她讲述了这些年的遭遇：被周建国带到南方后，他很快对她失去了兴趣，转而追求一个供销社干部的女儿。

＂他说我没文化，配不上他的前程。＂赵小芳哽咽着说，＂后来，那个供销社的女人要他断了和我的关系，他就...就不要我了。＂

她被扔在一个陌生的南方城市，举目无亲。后来在一家小酒楼当了服务员，文革中又被扣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一步步沦落至此。

＂我那时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被工厂里的叔叔阿姨轮流收养长大，从来没人真心疼过我。＂她擦了擦眼泪，＂建国说要给我个家，我就...就傻傻地信了。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她说着，咳得更厉害了，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像是要把自己藏起来。

望着眼前这个曾经毁了我家庭的女人，我忽然发现自己心中早已没有了恨。时间和苦难已经将当年的恩怨磨平。她，不过是另一个被周建国欺骗的可怜人。

＂吃点东西吧，好好养病。＂我递给她一碗熬好的小米粥，＂以后的日子还长。＂

第二天早上，我去厂里请了假，带她去了街道诊所。大夫说她是营养不良加上肺部感染，开了些药，叮嘱我要好好照顾她。

回来的路上，我们路过了露天电影场，工作人员正在搭建新的放映台。海报上是《决裂》的画面，街坊们围着议论纷纷。

＂听说这电影可好看了，讲的是阶级斗争呢！＂一个扎着红头巾的大妈说。

＂这不是啥新片子了，五年前就放过。＂旁边的老头摇着蒲扇反驳。

赵小芳站在人群边缘，眼睛盯着海报发亮，像个好奇的孩子。

＂想看电影？＂我问。

她腼腆地点点头，随即又赶紧摇头：＂不不，我...我不看。＂

＂等你身体好些，我带你去看。＂我说。

她睁大眼睛看着我，眼泪又差点掉下来。

她慢慢好转后，我开始教她绣花。刚开始时，她的手抖得连针都拿不稳，一幅简单的梅花图案绣了好几天还是歪歪扭扭。

＂我笨，学不会的。＂她沮丧地说。

＂不会的东西，多练练就会了。＂我拿起绣绷，重新示范，＂看，针要这样穿，线要这样牵...＂

让我惊讶的是，她学得很快。不到半个月，她就能绣出规整的花样了。一个月后，她已经能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活计。我们开始接一些外单，从枕套、手帕到围裙、衣襟，样样都做。

厂里的工友知道我收留了一个＂远房亲戚＂，都啧啧称奇：＂郭师傅这心地，真是没得说！＂有人私下里猜测赵小芳的身份，但我只是笑而不答。

日子渐渐有了起色。我把自己的老缝纫机让给她用，自己则添置了一台新的＂蝴蝶牌＂。家里的煤油灯也换成了电灯，房子里亮堂了许多。

＂我这辈子，做梦也想不到会和你一起生活。＂一个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赵小芳望着满天星斗感叹道。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它会带走你最看重的东西，又会在你不经意时，送来新的可能。＂我回答，心里想的却是：谁能想到，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最意外的救赎，竟来自同一个人？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们的绣品在一次地区手工艺品展上获了奖。当地报纸还刊登了我们的照片，称我们是＂民间艺术的守护者＂。

那天，儿子周小军从大学回来探亲，看到报纸时，先是一愣，随后眉头紧锁。

＂妈，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是...＂

我握住儿子的手，轻声说：＂小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都会犯错，都有迷路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

儿子沉默了许久，最后点点头：＂妈，您永远是我心中最坚强的人。＂

当晚，我们三人围坐在方桌旁，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听收音机里播放《春天的故事》。窗外，我种的月季花开得正盛，香气飘进屋内。

＂小芳，帮我把那瓶酱油递过来。＂我说。

她赶紧起身，动作利落地递过酱油，脸上的笑容温暖而真切。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已经不再粗糙，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那是一双能创造美的手。

小军出去后，我和小芳坐在月季花下，聊起了未来的打算。

＂现在国家政策好了，我听说可以自己开店了。＂我说，＂咱们的绣活儿这么好，要不要试试开个绣品店？＂

＂开店？＂她惊讶地瞪大眼睛，＂那...那得有本钱吧？＂

＂这些年我攒了些钱，再加上咱们获奖后的那笔奖金，应该够租个小门面了。＂我掰着指头算给她听，＂再说了，做工的本钱不就是这双手吗？＂

她看着自己的双手，又看看我，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郭姐，我...我能和你一起开店吗？＂

我笑了：＂这店就是咱们俩的。你我，一起闯。＂

夏天来临时，我们在小城最热闹的步行街上租了间小店面，取名＂双花绣坊＂。门前挂着我们绣的那幅获奖作品——一对并蒂莲，寓意＂同心同德＂。

开业那天，小军特意从学校请了假回来帮忙。他已经是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了，谈吐不凡，举止稳重。看着他和赵小芳有说有笑地招呼客人，我的心底涌起一股暖流。

晚上收工后，我们三人站在店门口的招牌下合影。相机的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没有背叛，没有眼泪，只有平凡而踏实的幸福。

但转念一想：若没有当年的变故，我或许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坚强；若没有这些年的苦难，赵小芳也不会懂得珍惜和感恩；若没有这些经历，我的儿子或许也不会成长为如此独立自主的年轻人。

也许，这就是命运最奇妙的安排。

后来的日子平淡而充实。小芳的手艺越来越好，甚至开始创作自己的绣品图案。我们的＂双花绣坊＂小有名气，远近的顾客慕名而来。

偶尔，我们会收到一些关于周建国的消息。听说他在南方混得不如意，几次想回北方都没了门路。但这些，都像是上辈子的故事了，再也激不起我心中的波澜。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些艰难的日子，想起自己一针一线支撑起的生活，想起儿子渐渐长大的身影，以及赵小芳从一个迷途少女到独立女性的转变。

人生啊，就像一幅绣品，正面光鲜亮丽，背面却是纵横交错的线头和结。但正是这些看似凌乱的线头，支撑起了表面的美丽图案。

站在院子里的月季树下，看着赵小芳娴熟地穿针引线，我想起一句诗：＂落花时节又逢君＂。

是啊，花开花落，人来人往，我们终究在这人世间的风雨里，互相搀扶，走到了此刻。而这，或许就是生命最大的馈赠。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