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1年，我出生在日本枥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庭。由于家境清贫，中学毕业后就远离家门去东京明治大学医务室任护士。1923年，我认识了在明治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翟宗文。经过较长时间相处，我深感宗文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追求进步的青年，我们彼此志同道合，互相爱慕，因而不

引子

＃本文摘自《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部 抗日战争时期(1989年10月)，作者石锦昭子，原标题《我和中国人民共同抗战》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我是个中国籍的日本人，50多年前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中日战争期间，举国奋起，全民抗战的感人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1901年，我出生在日本枥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庭。由于家境清贫，中学毕业后就远离家门去东京明治大学医务室任护士。1923年，我认识了在明治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翟宗文。经过较长时间相处，我深感宗文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追求进步的青年，我们彼此志同道合，互相爱慕，因而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脱离家庭，于1927年在东京结成伉俪。

1929年秋，我告别了自己的国家——日本，随宗文来到了中国。在上海，我亲眼看到到处都是外国人的租界，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似猛虎恶狼般掠夺中国财富，欺压中国人民，瓜分中国土地，激起了我对帝国主义者侵略行为的极大愤慨，从此我跟随宗文参加革命活动。

到上海后，我们只能暂住在他的革命老前辈同盟会会员朱蕴山老人家里。朱老对我们关怀备至，不仅供给生活烫用，还经常和我们聊天，畅谈革命道理，使我们深受教育，获益匪浅。当时，我对宗文不投靠国民党以谋求一官半联的高务品质深感敬佩。我也多次向他表示：“我是同情中国革命才心甘情愿和你结成伴侣而来到中国的，今后为了革命事业，我能经受任何艰苦生活，和你共同战斗。”宗文笑着回答：“但愿我们患难与共，白头偕老。”不久，宗文担任中共地下党宣传工作；经常和同志们在夜晚撰写文章，印刷宣传品，我也积极参与。1932年，蒋介石的特务密谋杀害宗文幸得一位老友深夜冒险告急，我们及时安全转移到南京。事后宗文对我说：“为革命随时都有牺牲可能，你怕不怕？”我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贪生怕死，能和你来到中国吗？”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俩的心贴得更紧了。宗文的战友们常在我家开会，往往密谈到深夜，我总是给他们备夜餐和站岗放哨。平时还帮助宗文印传单，和他们共同战斗。七七事变前夕，日本政府发出通令，凡侨居中国的日本人，一律要限期回国，否则作为频国论处。我蔑视这一通令，毅然在中国，协助宗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不久，由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沪宁相继失陷，我和宗文只好回到他的家乡——巢县柘皋暂住。

938年春，宗文应朱蕴山等人的电约，奔赴六安，我亦随行。宗文先后担任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总干事和副部长等职，我也参加了省动委会的妇女工作委员会，与孙以瑾、朱澄霞、刘芳等一起搞宣传工作。由于我原是护士，懂得一些医疗技术，因此我还配合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卫生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师悟（女）筹集药品，经常为省动委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治病。由于我是日本人，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就格外引人注目，影响较大。

不久，省动委会迁到立煌，我家单独住在省动委会对面小山上三间草屋里，地方隐藏，活动比较方便，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青年知识分子的秘密集会与联络场所，我为他们做保卫工作，当时，我家经济比较困难，每月收入仅有50元。因此，我带着儿子翟大全在山头上开荒种菜，还养了几十只鸡，除了贴补家庭生活，还用来招待来我家开会的同志。童汉章同志在我家住时，我总是热情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有些进步青年从立煌奔赴延安，从我家动身，经济上发生困难时，我们尽最大努力资助他们。

1938年冬，省动委会在立煌召开千人大会，我应邀出席，并且作了讲演。我说：“尽管我是个日本人，但我热爱中国人民。日本军国主义者丧尽天良悍然侵略中国，对中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谴责。我现在郑重宣布，坚决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侵略者！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全国人民自强不息，紧密团结起来，正义的战争就一定能够战胜慢略战争，中国必胜！日本军国主义者必败！”当时，我由于中国话讲得还不太流利，难以表达真实情感，因此仍用日语演讲，由宗文当场译。我讲话一结束，全场便响起露鸣般的掌声。中国人民把我看作亲密战友，我感到万分光荣自豪！

为了发展进步势力，省动委会中共地下党员张劲夫、周新民及民主人士朱蕴山、沈子修等向省政府推荐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县级行政工作，宗文被任命为庐江县长。当时情况复杂，由立煌去庐江，沿途有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封锁、搜查，因此大家劝我暂留立煌。但我为了协助宗文工作.毅然决定和他同往。在赴任途中，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新四军第司支队的武装掩护下，经过将近一周的夜行军才到达目的地。原庐江县长李自强暗通敌伪，凭借武装拒不移交，宗文旋将这一情况向新四军四支队作了汇报。四支队派八团一个营打开了庐江县城，使宗文和随同赴任的陈国栋、史伯石、黄宗柏等同志顺利地接管了县政权。

宗文接任庐江县长以后，主动与中共庐江县委密切合作，广泛开展抗日锄奸工作。但仅历时月余，省府突然来电将宗文召回立煌。宗文面对廖磊的指责，据理力争，进行反驳，使其哑口无言。后经周新民、朱蕴山、光明甫等人联名力保，虽免遭进一步迫害，但廖磊限制了宗文的活动，仅给他一个省府参议空衔，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

经过这场斗争,我和宗文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反共的真面目，更加坚定地为抗战事业奔走呼号，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行为和贪污腐化现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CC分子方治利用国民党执行委员的权力贪污赈救安徽难民巨款20万元。宗文对此义愤填鹰，在省动委会召开千人大会上揭露了方治的贪污丑行，并痛斥方治等是“白私自利、白甘下流、自取灭亡”的三自主义者，是孙中山先生的可耻叛徒。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方治听了宗文的发言，如坐针毡，狼狈不堪，中途溜走。会后，宗文在周新民、史迁、童汉章等同志的支持下，编写材料，揭露方治一伙假抗日、真反共、假团结、真分裂的伎俩。

李品仙接任安徽省省政府主席以后，大别山形势发生了急骤变化。他下令解散省动委会，并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3年冬史迁等同志又惨遭杀害。这时，我和宗文怀着悲痛的心情，被迫离开了立煌。宗文应省立一师校长贺义昭（进步人士）之聘，到霍邱教书。在那里我们自种蔬菜，继续过着清贫生活。宗文利用讲台，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暗中动员一些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我总是为他们备餐送行并资助路费。抗战胜利后，我和宗文离开霍邱，同去芜湖，以公开职业教师为掩护，同中共党员唐晓光、顾训方等同志一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全国解放后，我曾当选为安徽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作为一个中国籍的日本人，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深切盼望中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使人民过着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中日战争的历史教训被永远记取。

1980年底，我回日本探亲六个月中，谢绝了亲友们的劝说，又返回了第二个故乡中国。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同志派专车接我到他家作客。酒席间，张书记风趣地对我说：“您这次回日本探亲，我认为您远走高飞，不会再回来了，没想到您还能按期回归中国。”我回答：“我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几十年深厚感情，老翟逝世后，党和政府对我生活倍加照顾，在政治上还安排我为省政协委员，党的恩情使我永生难忘。在中国我有很多象你这样为革命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我和老翟的好朋友，我怎能舍得不回来呢？更何况解放后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加入了中国籍，实际上我早已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公民，这就更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归中国。”张书记夫妇听了我这一席话连连点头称赞我说：“您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您这种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人民的高贵品质令人敬佩。”接着他夫妇举杯敬酒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原注：石锦昭子于1985年4月16日在合肥病逝，此文系其子翟大全按照母亲生前口述整理）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