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群逐渐聚集，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不禁停下脚步——“台湾共和国”旗和“中华民国”旗并排悬挂在活动现场，鲜艳的红绿两色交织在一起，仿佛诉说着一个无法言喻的历史悖论。

2025年4月的一个下午，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复杂的气息。

活动的主办方如约而至，围绕着“拒绝统一，守护台湾”的主题，号召民众聚集在此。

随着人群逐渐聚集，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不禁停下脚步——“台湾共和国”旗和“中华民国”旗并排悬挂在活动现场，鲜艳的红绿两色交织在一起，仿佛诉说着一个无法言喻的历史悖论。

这些旗帜曾是两个敌对的象征，一个代表着坚定的独立诉求，另一个则是过去几十年中台湾政权的标志。

今天，它们竟然并肩而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谐”。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在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做出如此戏剧性的妥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明确规定，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

驻守台湾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不愿接受这一现实，试图通过挑动分裂活动，阻挠中国对台湾的接收。其中，驻台日军总督安藤吉利成为这一阶段的关键人物。

据历史记载，他在1945年秋天暗中策动部分日军残余势力，以及少数与日方合作的汉奸分子，试图在台湾制造混乱，延缓或破坏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

这些日军残余主要包括不愿撤离的低级军官和士兵，他们在台湾长期驻扎，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仍有忠诚情绪。

而被安藤吉利拉拢的汉奸分子，则多为在日本殖民时期担任基层行政或经济职务的本地人，他们因与日方利益捆绑，担心战后清算而选择铤而走险。

安藤吉利的计划是通过这些力量，在台湾局部地区挑起所谓“台湾独立”的事件，制造社会动荡，干扰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官员和军队的部署。

安藤吉利及其追随者在台湾中南部的一些城镇散发传单，宣扬“台湾自治”或“独立”的口号，试图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反对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

这些传单内容多以日文和部分中文书写，强调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现代化”成果，恶意贬低中国大陆的治理能力，甚至散布谣言称中国接收后将导致台湾经济崩溃、社会失序。

此外，在台南和高雄等地，部分日军残余势力曾短暂扣押地方仓库，拒绝向中国接收人员移交物资，试图通过制造物资短缺来激化社会矛盾。

这些行动虽然规模有限，但确实在局部地区引发了短暂的混乱。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

这场事件起因于台北市一起私烟查缉引发的冲突，迅速演变为全省范围的抗议活动。

国民党当局采取高压手段平息抗议，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官方统计死亡人数约数千人，民间估算更高。

部分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台籍人士开始质疑统一的合法性，少数激进分子甚至提出“台湾自治”或“独立”的主张。

事件后，部分台籍精英因躲避当局追捕流亡海外，尤以日本和美国为主要落脚点。

例如，廖文毅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台湾再解放联盟”，公开宣扬“台湾独立”，并试图通过国际游说争取支持。

冷战格局的形成极大推动了“台独”运动的发展。

美国在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将台湾视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前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开宣布保护台湾安全。

19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与部分“台独”组织接触，提供资金和情报支持，帮助他们在海外宣传“台湾独立”。日本则通过右翼团体和经济渠道间接介入。

日本财阀和政治人物在战后仍与台湾保持密切联系，部分右翼组织为流亡日本的“台独”分子提供庇护和资助。

这一时期的“台独”活动以极端反对祖国统一为特征。

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行所谓“护照”和“邮票”，试图通过这些象征性举动制造国际影响。

他们的宣言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统一，宣称台湾应成为“独立国家”，甚至在海外华人社区散发传单，鼓动反共情绪与“台独”理念结合。

这些活动虽然在岛内影响有限，但在国际上造成一定舆论声势，尤其在美国和日本的华人圈中引发关注。

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这些早期“台独”组织更多停留在宣传层面，未能对台湾岛内的政治格局产生实质性冲击。

进入21世纪，“台独”运动在话语策略上发生了显著转型，逐渐从高调宣扬“台湾主权”转向使用更为模糊的“不隶属”表述。

过去，“台独”分子常以“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为口号，公开挑战中国的主权完整。

例如，1990年代，民进党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宣称“台湾主权独立”，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国际承认。

然而，2025年，“台独”活动的宣传材料和公开演讲中，“不隶属”成为核心词汇，如“台湾不隶属大陆”或“‘中华民国’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年5月23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了“联合利剑—2024A”演习，动用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等多兵种，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展开高强度军事行动。

此次演习直接回应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中的分裂挑衅，演习内容包括模拟封锁台湾海峡、精确打击等科目。

演习期间，解放军舰艇和战机多次逼近台湾周边，台军虽启动应对机制，但整体反应显得被动。

面对大陆的军事威慑，“台独”分子意识到直接宣扬“主权”可能引发更强硬的反制，因此转而采用“不隶属”这一相对温和的措辞，试图在国际社会中塑造台湾作为“被压迫者”的形象。

2024年6月21日，夏日的阳光透过北京的高楼洒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大部委齐聚一堂，联合发布了《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这份文件是在一系列台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出台的。

特别是随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日益猖獗和一些国际势力对台湾问题的不断插手，国家安全的压力逐步加大。

针对台湾地区“台独”势力不断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这一意见明确提出要依法追究那些煽动或实施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顽固分子的责任。

2025年4月，“台独”分子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拒绝统一，守护台湾”的集会活动，试图通过大规模动员重振分裂势力的声势。

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台独”活动相比，此次活动在规模和影响力上明显缩水。

过去，“台独”势力组织的集会常能吸引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民众参与。

例如，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后，其支持者曾在台北举行百万人游行，高举“台湾共和国”旗帜，宣扬“建国”理念。

而2025年的活动，参与人数仅为数万人，远低于预期。

活动当天，主办方虽安排了音乐表演、演讲和标语展示，但现场气氛远不及昔日热烈，参与者以民进党忠实支持者和学生团体为主，普通民众的参与度明显下降。

早期“台独”分子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目标，设计了专属的旗帜、徽章和宣言，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主张。

1990年代，“台独”集会中常出现激烈言辞，参与者甚至与支持统一的团体发生肢体冲突，宣称“宁死不做中国人”。

相比之下，2025年的活动中，“台湾共和国”旗帜与“中华民国”旗帜并存，两种旗帜在会场各占一半，象征着分裂理念的妥协性融合。

主办方分发的宣传品中，既有“台湾共和国”的绿色徽章，也有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纪念品，试图通过符号融合吸引更多中间派民众。

演讲环节中，发言人不再强调“建国”，而是将“守护台湾”与“中华民国尊严”挂钩，呼吁参与者“捍卫2300万人的选择”。

这种变化与岛内民意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2024年5月的“联合利剑—2024A”演习后，大陆持续加强对台海的军事威慑，台军虽举行“电脑兵推”等演习，但整体应对能力有限。

2025年4月16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任何“以武谋独”“倚外谋独”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另外活动规模缩水的背后，是“台独”理念在岛内支持度的下降。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显示，民进党虽继续执政，但其得票率未过半。

岛内民调机构2025年初发布的数据表明，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占比超过60%，明确支持“台独”的比例降至20%以下。

此外，大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增强，也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到“台独”的不可行性。

例如，2024年大陆对台出口占台湾总出口的40%以上，经济依存度居高不下，削弱了“台独”活动的社会号召力。

参考资料：[1]段磊,邓玉凡.论“法理台独”的思想渊源[J].闽台关系研究,2021(3):88-101

来源：裂谷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