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美国社会正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但南方农村依然落后，田野里满是耕作的农民。就在这时，一股名为优生学的思潮从英国传到美国。这门学科由弗朗西斯·高尔顿创立，主张通过控制生育来“优化”人类基因。
19世纪末，美国社会正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但南方农村依然落后，田野里满是耕作的农民。就在这时，一股名为优生学的思潮从英国传到美国。这门学科由弗朗西斯·高尔顿创立，主张通过控制生育来“优化”人类基因。
优生学的核心是相信贫困、疾病甚至智力低下都是遗传缺陷，必须通过干预阻止这些“劣等”基因的传播。在美国，这套理论被迅速放大，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观念，受到精英阶层的追捧。
优生学很快从学术圈渗透到政策层面。1890年代，美国各州开始制定法律，允许对被认为“不适合生育”的人实施强制绝育。1907年，印第安纳州率先通过了全国第一部绝育法，紧接着其他州纷纷效仿。这些法律的执行对象不仅是精神病患者或重度残疾者，还包括那些被随意贴上“低能”或“道德败坏”标签的人。
社会工作者、医生和法官成了优生学的执行者，他们手握权力，决定谁有资格繁衍后代。1910年代，纽约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展示了一份份所谓“劣等家族”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以偏见为基础，数据粗糙，却被奉为真理。
“红脖子”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这个称呼指向美国南方的贫困白人农民，尤以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地最为集中。他们世代务农，住在破旧的木屋里，屋顶常年漏雨，屋内摆设简单，只有几把摇晃的椅子和一张坑洼的木桌。
他们的生活被烈日和泥土填满，孩子多半赤脚在田间跑，鲜少有机会上学。1890年代，亚特兰大的报纸上，记者用轻蔑的笔调描述这些农民，称他们“肮脏无知”，是白人种族的耻辱。
在白人内部，阶级分化异常尖锐。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南方的种植园主将“红脖子”贬为“白人垃圾”，认为他们的贫困不是社会结构的结果，而是道德和基因的缺陷。1900年代初，弗吉尼亚州的一份社会调查报告记录了一个典型家庭：父母和六个孩子挤在一间棚屋里，家中没有自来水，父亲偶尔酗酒，母亲身体虚弱。
报告总结，这类家庭生育过多，威胁社会稳定，必须限制其繁衍。类似的调查在全国流传，优生学家们在会议上宣称，“红脖子”的后代会拖累国家，必须被“净化”。这些言论得到了广泛支持，甚至连慈善机构也加入其中，呼吁通过绝育解决贫困问题。
1927年的“巴克诉贝尔案”成为优生学运动的里程碑。弗吉尼亚州一名年轻女子因被认定为“低能”而被强制绝育，她的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法院以8比1的票数支持州政府的决定，认为绝育是为了“公共利益”。
判决书被印刷成册，分发到各州，成为制定绝育法的模板。这次判决不仅针对个案，更为针对“红脖子”等群体的系统性迫害打开了大门。到1930年代，超过30个州通过了类似法律，优生学运动进入高潮，数万人的命运被悄然改写。
1938年至1968年，美国南方的“红脖子”白人成为强制绝育的主要目标。这场运动以“公共健康”为名，实则是一场针对贫困群体的种族清洗。州政府授权医院、福利机构和精神病院对被认定为“低能”或“不适合生育”的人实施手术。执行的标准极其模糊，贫困、未婚先孕、甚至家中卫生条件差都可能成为理由。
北卡罗来纳州的档案显示，1939年，一名21岁的男子仅因“住所过于简陋”被列入绝育名单。社会工作者走进他的家，看到泥土地面和破旧家具后，在报告中写道：“不适合养育后代。”几天后，他被带到县医院，手术迅速完成。
绝育手术通常在简陋的诊所或医院进行。1940年代，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医院，手术室里摆放着生锈的器械，墙壁上的油漆剥落，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手术过程简单而冷酷，医生用不到半小时完成一例绝育，护士随后清理器械，准备下一位患者。
许多受害者在术前被蒙在鼓里，以为只是常规检查。弗吉尼亚州的一份医疗记录显示，一名19岁的女子在签署文件时不识字，护士让她在纸上画了个叉，便将她推上手术台。术后，她被送回病房，腹部缠着纱布，医护人员未作任何解释。
当局的手段充满胁迫。福利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会工作者挨家挨户走访，记录家庭信息。1945年，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村庄，官员警告一名单亲母亲，若不配合“检查”，将失去每月十几美元的救济金。她最终同意让16岁的女儿前往医院。
类似案例在全国上演，贫困家庭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北卡罗来纳州的档案记录了一起事件：1947年，一个村庄的居民试图藏匿一名被列入名单的青年，但警察挨家搜查，最终将他带走。社区的微弱反抗在政府力量面前显得无力。
医生和官员将受害者视为数字，而非活生生的人。1940年代，弗吉尼亚州的一名优生学委员会成员在报告中写道，每周审批数十个绝育案例，“如同处理牲畜”。医院的档案堆积如山，每份文件上记录着一个家庭的悲剧。
1939年，仅弗吉尼亚州就有超过2000人被绝育，其中八成来自农村白人社区。受害者多为“红脖子”，他们的贫困被当做“退化”的证据，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
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十年，累计6.8万人成为受害者。北卡罗来纳州的数据显示，女性受害者占多数，但男性也不在少数。许多人在术后数年才得知真相，有的通过邻居的闲谈，有的在翻阅医疗档案时发现。
1948年，佐治亚州一名30岁的男子在医院复查时，医生无意中提到他多年前已被绝育，他站在诊室门口，手中的帽子滑落，久久未动。受害者的痛苦被系统性地忽视，社会对他们的遭遇鲜有关注，报纸上更多是关于优生学“进步”的报道。
1960年代，美国社会开始发生转变。民权运动的兴起让人们重新审视平等与人权，优生学的伪科学基础受到质疑。1965年，亚特兰大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篇调查报道，披露了强制绝育的残酷真相。
文章描述了一名受害者术后坐在家门口，手里握着一根枯枝，目光呆滞。报道引发了公众的愤怒，抗议者在州议会大楼前举牌游行，标牌上写着“停止摧毁我们的家庭”。学者们也开始发声，指出优生学的研究多为捏造，所谓“退化基因”毫无依据。
1968年，北卡罗来纳州的听证会上，一名受害者的母亲手持泛黄的医疗记录，控诉政府的暴行，迫使官员们低头翻阅文件。
1974年，强制绝育在法律层面被废止，1977年彻底终止。北卡罗来纳州的最后一例手术记录显示，手术室的设备已老旧不堪，墙角堆满废弃的器械。受害者人数最终定格在6.8万，其中约3000人在2000年代仍存活。
赔偿工作姗姗来迟。2013年，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一项赔偿法案，每名受害者可获5万美元，但申请流程繁琐，需提交大量证明文件。2015年，州政府大楼的会议室里，受害者家属排成长队，手持泛黄的身份证明，等待提交申请。
最终，只有少数人拿到了赔偿，多数人因档案缺失或年事已高而无果。受害者家庭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彻底崩塌，佐治亚州的一些村庄，居民宁愿长途跋涉到邻县就医，也不愿踏入县医院。
“红脖子”的身份在1970年代后逐渐被重塑。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他以南方农民的身份自居，站在竞选台上，身后是金黄的玉米地。这一形象让“红脖子”从耻辱的标签变为坚韧的象征。
乡村音乐也助推了这一转变，歌手们在舞台上高唱劳动者的故事，观众挥舞着啤酒罐齐声合唱。然而，强制绝育的阴影从未完全消散。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依然沉重。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一名84岁的老人坐在木屋的门廊上，手指摩挲着一本泛黄的日记，向一名年轻的历史学家讲述当年的遭遇。夕阳洒在她的脸上，远处的田野寂静无声。
6.8万人的命运被优生学的冷酷机器改写，他们的痛苦提醒着后人，科学的旗号曾如何被扭曲为压迫的工具。这场浩劫虽已结束，但其留下的创伤仍在南方的大地上低语，等待被更多人听见。
来源：Coolburger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