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全新命题，立足于此，本期推荐的论文以系统论为理论分析工具，基于“系统”的源概念、一般特性以及运行的基本规律，结合主流媒体的系统构成以及当下融媒改革一线面临的系统困境，阐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容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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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全新命题，立足于此，本期推荐的论文以系统论为理论分析工具，基于“系统”的源概念、一般特性以及运行的基本规律，结合主流媒体的系统构成以及当下融媒改革一线面临的系统困境，阐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容与路径。

从系统论视角来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应理解为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的简单替换，更为重要的是以互联网生产传播系统为参照，实现系统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关系的重构。由于主流媒体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其系统性变革必然需要得到更多重视、协同与配合。

省流版干货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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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系统论一般规律，主流媒体的系统再造可以从以下路径出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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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唯有通过系统性变革，实现全面且彻底的自我调整与转型，才能走出困境。无论是宏观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是细分领域的主流媒体改革，对于“系统”的重视与强调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大量已有研究中，缺乏对于“系统”概念尤其是主流媒体这个特殊系统的理论关照与深度剖析。

由此，本文以系统论为理论工具，基于系统的一般特性和基本规律，分析主流媒体这一系统的内部要素与关联结构，同时结合主流媒体改革一线的在地实践，阐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变革的基本路径。

系统论的内涵与基本规律

构成特征：系统论的核心思想

系统论以系统为研究对象。具有构成特征的元素复合体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构成特征依存于复合体内元素特定关系，是“新生的”或者“突变的”。构成特征也意味着，如果知道系统内各个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便可推导出系统的行为和特征。

因此，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事物的整体性、有序性和统一性，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整体层面来理解生命现象与社会现象。在方法论层面，系统论既强调分析性考察系统的构成元素，又注重综合性地考察系统的构成特征。

基于系统论思想，我们可以窥见政策文本中强调媒体融合要从“物理融合”向“化学融合”迈进这一表述的另一重意义，其实质就是要加强主流媒体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与连接，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构成特征的系统。这种构成特征产生自不同媒介融合后新的要素关系的重构。

系统的一般特性

基于系统存在的普遍性及其所揭示规律的现实对应性与有效性，贝塔朗菲规定并创建了一般系统论，旨在表述和推导开放系统所具有的一般特性与规律。

系统论的研究者采用定量的数学推导与定性的“原则性说明”，归纳了一般系统所具有的基本特性：

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

在系统一般特性的指引下，研究者们提炼了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

自一般系统论提出以来，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衍生理论相继出现，最终形成了系统科学。现代系统分析方法中的一般系统、结构、功能、信息等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引入社会科学中，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主流媒体的系统构成

根据系统的定义以及系统运行的一般原理，可以将“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转译成系统论语言，也就是“在已有媒体改革的基础上，推动主流媒体构成要素、要素间关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整体性优化”。

主流媒体的系统要素组成

在多元媒体共存的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逐渐式微，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工作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建成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成为我国主流媒体改革的方向。因此，从系统的构成要素来看，新型主流媒体是在传统主流媒体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体形态的新规定。

主流媒体的大系统中包括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四个核心要素。要素之间具有严格的层次性，在地位与作用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

●中央媒体具备头部资源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发挥导向、旗帜与引领作用，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旗舰”；

●省级媒体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发挥实现省域媒体集约、协同发展的功能；

●市级媒体具有承上启下的“腰部作用”；

●县级融媒体中心肩负着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使命。

主流媒体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竞争协同的内在规律，各级媒体对于行政资源、政策资源与市场资源展开争夺。竞争是为了更好地协同，各级主流媒体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媒体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功能，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共识等方面表现出行动的一致性与协同性。

各级媒体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在于如何自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如何以“互联网新型主流媒体”为发展模板，通过自我调整适应新媒体的生产、传播与运营逻辑。解决系统内部的问题，本质上是内部要素关系的重塑，在实践中就是以制度作为调节纽带，重新调整媒体系统内设机构之间的运行关系与内部人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主流媒体的系统运行环境

与任何开放系统一样，主流媒体这一系统虽具有功能的自主性，但是对于外部制度、政策、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

从制度环境来看，主管主办制、审批制、行业管理制、属地管理制构成了我国主流媒体的外部管理框架。

从技术环境来看，现阶段的主流媒体，往往受限于资金与研发能力，表现出技术的不自主性与传播平台的不自主性。首先需要依赖外部技术力量搭建自有客户端，客户端内接入的大量政务服务还需要获得数据管理局等关联部门的许可。在自建平台不成熟、影响力不足的情况下，主流媒体仍旧需要借助商业互联网平台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与影响力。

从资源环境来看，各级媒体与本地的党政部门之间存在广告推广、政务宣传、活动策划等业务关系。融媒改革还需要党政部门提供政策倾斜与资源支持。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的困境

基于笔者过去两年在广西全区各级主流媒体进行的田野调查，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融媒改革总体上面临着认知、制度、思想、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层面的困境，改革的阻力既源于系统内部，也与外部环境中关联系统的重视与支持力度有密切联系。

传统媒体工作者对于新媒体的接纳与适应能力是面临的共同问题。此外，每一级媒体面临的困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部分党委政府对融媒改革的

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未达预期

融媒改革看似是媒体单位和宣传部门的事情，但是在多头管理体制下，主流媒体更多扮演政策执行者的角色，任何重大改革举措的制定与落实都需要外部多个部门的联动与支持。

然而，各级党政部门对融媒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理解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区党政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同，给予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同。关联部门对改革的配合程度与对改革风险的判断差异，往往导致政策执行力度的不一致性，在一地可以顺利通过的改革举措，在另一地却面临重重阻力。

评价体系缺失导致

传统媒体工作者存在消极排斥心理

从传统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的转型，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主力军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大量传统媒体工作者通过自学成才成功转型的一线实践案例表明其并非无法适应新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模式。然而更为普遍的状态是传统媒体工作者对新媒体表现出敷衍、排斥的心理，这主要源于新媒体的生产传播模式触及了传统媒体人的核心利益。

新媒体内容发布后的传播效果和内容质量的高度可见性与可比较性，使得传统媒体工作者难以适应且面临职业自尊受损的风险。新媒体众口难调的多主体审核模式往往意味着内容仍需进行多次修改。内容发布后，平台更为广泛的受众叠加更畅通的反馈机制也意味着内容面临的监督增加，内容发布的可撤回性与不受限的每日发布频次，也大大增加了新媒体工作者的安全生产压力。

因此，若新媒体内容生产传播的相关指标未被强制纳入薪酬绩效评价体系，传统媒体工作者为了减少工作量、避免增加压力以及保护职业自尊，通常会采取消极的回避态度，甚至表现出对新媒体生产的排斥。

省级媒体平台的

技术支撑、要素集成能力不足

理想状态下，省级技术平台应该具备强大的技术支持能力，能够实现省域主流媒体的服务集成、数据集成、平台集成。

在一线改革中，一方面省级报社、广播电视台作为省级技术平台承建主体，仍然存在技术沉淀不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的问题，加之媒体内部对政策资金、开发话语权存在恶性竞争，导致平台技术薄弱、功能单一、特色不鲜明；

另一方面，市县主流媒体已有的自建客户端、指挥控制系统等技术平台，由于承建主体多样，技术方案各不相同，导致与省级平台技术接口不兼容。省级技术平台的核心技术自主性不足往往导致其对市县主流媒体内容生产、运营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够明显，技术能力无法有效辐射至基层媒体。县市主流媒体自建平台之间的技术壁垒，不仅加剧了各级融媒体中心在内容、资源、信息、数据共享上的难题，更导致省级技术平台与县市主流媒体平台之间出现贯通连接弱、要素集成程度低等问题。

市级媒体融合意愿低、改革难度大

由于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存在“政策真空”，加之广播电视台和报社发展现状有差异，在缺少行政命令的情况下，二者融合改革的意愿并不强烈。

除了改革的思想动力不足，多元产业创收探索的积极性不强，现实中地市级报社与广播电视台不仅人员体量大、身份复杂，而且薪酬分配、财务管理等运行机制不尽相同，一方面融合改革面临的难度大，另一方面融合方案中还存在“先发展再融合”还是“先融合再发展”的模式之争。

此外，在内容生产传播层面，地市级报社、广电媒体内容生产同质化严重，平台分散，无法形成矩阵效应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在评价体制建设方面，市级报社、广电媒体基本上还是以原有评价体系为主体，以点击量、转载率、互动情况等传播效果为导向的新型考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县级融媒体中心

先发优势丧失、后程发展乏力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后续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第一，身份性质使得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没有市场经营权限，资金使用受限使得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没有产业创收动力。

第二，优质人才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人才流失严重。调研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程度偏低，一方面老采编人员的技术接受与适应能力弱，另一方面大量高层次人才通过人社组织的事业编制考试进入融媒体中心，但个人知识结构与业务素养无法胜任一线生产岗位需求。由于薪资水平与职业发展受限，大量临聘人员把融媒体中心当作“职业培训学校”或者“职业跳板”，学成后即出走至其它系统。

第三，客户端“烂尾”。失去了初期的财政扶持后，大量县级融媒体中心无力支付客户端高昂的运营维护与升级开发费用，客户端陷入版本停滞、服务内容单一、日活量低的发展困境。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路径

从“系统”层面重新认识“系统性”变革

互联网是引发变革的最大变量，对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而言，系统内外“人”的认知是最关键的变量。要素、连接和构成特征（功能）是系统的三要件，而现实中融媒改革的执行者常常过分强调技术与人才的更新，却忽视了要素连接关系的更新。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方向是要植入互联网基因，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系统。系统性变革应当理解为系统内部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关系的重新调整。

对应到改革实践，为了使基层融媒改革者精准把握“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理念，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带领工作人员下沉到区、市、县主流媒体进行了多轮次、全覆盖实地调研指导，通过政策宣讲、现场座谈等方式从认知层面改变了一线改革者对系统性变革的机械理解。

以“全党办媒体”的集体力量

协同推进系统性变革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只需要宣传部门的主动作为，改革方案的敲定与改革举措的落实往往需要多部门的合规审议与协同配合。重大改革事项需要本地党政一把手直接参与、间接协调，以取得多部门、多系统协同配合的效果。以“全党办媒体”的认识高度，集成各部门力量，用全党参与的集体智慧共同谋划融媒改革方案，用全党支持的集体行动共同解决主流媒体所面临的人才、资金与技术困境。

融媒一线改革实践也证明，只有党政一把手重视并积极参与融媒改革，改革才能协同高效推进。以广西为例，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给14个设区市的书记写信，带头要求重视融媒改革工作，全区形成改革定期调度机制，每月举行改革调度会。由此，区市县基本形成了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宣传部长组织协调、党政部门各司其职、融媒体中心具体抓的系统联动格局。

注重系统性变革的协同性与层次性

各级主流媒体统内在结构具有一致性，共同问题在于，如何提升传统媒体工作者对新媒体的接受度与使用积极性，如何激发年轻一代对新媒体的创造性使用。

实现技术的大范围接受与创造性使用需要利益格局的重塑与评价体系的变革。只有用新媒体的转评赞数据逐步取代传统媒体模糊的收视率、发行量数据，并将流量、效果等关键指标与薪酬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相挂钩，才能促进传统媒体工作者的真正转型，才能推动新媒体的创造性、有效性使用。

主流媒体内部严格的层次性使得每个层次的子系统问题侧重点均不同，也意味着改革过程中既要注重一体化协同推进，更要注意分类施策，体现差异性和针对性。

广西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省级媒体以技术平台技术升级为切入点，推动省、市、县技术平台三级贯通，同时将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等指标全面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以“大融合”为目标，全面推进地市级融媒体中心集团化、集约化运作；县级融媒体中心探索“一改二，全改差”攻坚试点，以体制机制松绑激活融媒造血能力、提升人才吸引力，与此同时，自治区统筹财政资金、整合媒体技术力量，为所辖101个县（市）提供全新的基于统一技术底座的定制客户端。

构建符合系统运行规律的新型主流媒体

系统的良好运行依赖于符合涨落有序律、结构功能相关律、竞争协同律、信息反馈律等一般规律的运行方式。将这些朴素的规律与原理运用于媒体改革中，对于主流媒体的系统再造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第一，加强职工思想认知建设，正确看待系统外部冲击与内部改革扰动。新兴媒体逐渐演变为足以破坏媒体系统原有结构稳定性的“巨涨落”。这应被视作主流媒体秩序重塑的机会。秩序的重塑本身也是利益格局的重塑，这要求管理者做好职工的思想建设，采用多种办法创造稳定的改革环境，克服其对改革的畏惧与抵触心理，使之正确看待改革所造成的扰动。

第二，以互联网公司为参照系统，打造与系统功能相适配的组织结构。传统媒体的危机本质上源于系统原有结构与现实功能期待之间的张力。融媒改革的政策文本多次强调要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主流媒体在重构要素关系的过程中，亦可适当借鉴互联网公司扁平化的组织架构、项目制主导的工作室设置、用户生产模式以及数据运营模式等结构设计。

第三，激励改革与文化建设双轮驱动，提升系统的竞争性与协同性。系传统媒体系统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内部竞争性不足、协同性不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优化激励机制，即打破重身份、重资历而轻岗位贡献、业绩表现的用人模式与薪酬分配体系，逐步转向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激励机制。

提升协同性既需要通过组织架构优化来强化团队协作，也需要依托组织文化建设来增强内部凝聚力。当前，媒体建设应更加注重软性组织文化的塑造。主流媒体需要明确自身功能定位，设定有利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提炼能够凸显自身特色的身份标识，进而打造提升凝聚力的组织文化，以更好地适应现代传媒生态的变革与发展。

第四，优化组织架构提升沟通决策效率，激励与监督并重以强化系统正负反馈协同作用。媒体本质上是由创意驱动的知识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组织，沟通与决策成本往往是最大的隐性成本。传统媒体市场化转型中，有必要向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型。此外，在主流媒体从行政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通过薪酬绩效体系的优化设计强化正向反馈，放大职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审查机制，强化负反馈机制，防范腐败风险，确保系统的廉洁与安全性。

结语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当下，我们迫切需要以系统思维、系统观念、系统智慧分析、解决社会系统面临的各种问题。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可以视作传统媒体系统进行演化优化的必然过程，变革的路径在于以互联网生产传播系统为参照，通过体制机制松绑、组织架构重组、业务流程重塑、薪酬绩效改制、评价体系转变、组织文化建设等系列改革举措，实现内部要素与要素关系的重新调整，从而构建结构与功能适配、竞争与协同共存、信息与反馈融合的新型主流媒体系统。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得到外部多元主体的重视与支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是媒体系统的变革，同时也是外部关联系统的变革。作为人才这一系统要素的供给方，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未来必然会传导、触及至新闻传播教育系统的系统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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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