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十万没了？你把钱花哪去了？＂小舅子孙志强指着我鼻子，酒气熏天。他今天特意换了件发黄的咔叽布衬衫，标准的单位派头，却透着下岗工人的窘迫。

父亲的存款

＂五十万没了？你把钱花哪去了？＂小舅子孙志强指着我鼻子，酒气熏天。他今天特意换了件发黄的咔叽布衬衫，标准的单位派头，却透着下岗工人的窘迫。

妻子王淑芬立在一旁，低着头，一言不发。她的手指不停地揉搓着围裙边角，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

院子里飘来刺鼻的白酒味，混着老槐树的花香。九十年代的风已经吹得太猛，连这棵见证了三代人的老槐树都摇摇欲坠。

我叫刘建国，今年四十有二，是本市第二机械厂的一名工程师。那时的＂工程师＂三个字还能在单位食堂多换一个鸡腿，但现在也不过是即将被改革大潮冲刷的泡沫。

＂志强，有话好好说。＂我强压怒火，＂先坐下，喝口水冷静冷静。＂

＂冷静个屁！我姐夫你是不是偷偷背着我姐做生意赔了？那可是老爷子的养老钱啊！＂小舅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怀疑和愤怒。

九十七年的夏天，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国企改革的风潮席卷而来，厂里开始大规模裁员，我侥幸保住了工作，父亲刘德山却在改制中下了岗。父亲没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晨依然六点准时起床，仿佛还要去车间上班。

＂厂里的人都散了，刘师傅的手艺哪能闲着。＂邻居老张拍着我肩膀说，＂你爸现在在家门口修自行车呢，手艺好着呢！＂

父亲从不提钱的事，但我知道他和母亲早年省吃俭用，加上后来的一些积蓄，存了五十万。在这个县城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个铁皮保险柜是父亲的命根子，每个月初一十五，他都要打开来数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锁好。

那个星期四的下午，天空阴沉得厉害。我正在厂里检修设备，突然接到邻居王大爷的电话：＂建国啊，快回来，你爸倒在家门口了！＂

我骑着二八大杠，一路狂奔。路上，电线杆上的喇叭正播着《渴望》的主题曲，那声音在风里摇摆，像是在为这座正在变化的城市哀叹。

等我赶到医院，已是深夜。父亲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脸色蜡黄。＂急性心肌梗塞，需要手术。＂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准备五万块钱吧，尽快。＂

＂五万？＂我头晕目眩，＂好，我这就回去拿。＂

回到家，我直奔父亲的卧室。那个陪伴了父亲三十多年的铁皮保险柜静静地立在墙角，像个沉默的老兵。我用父亲藏在枕头下的钥匙打开了它，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只剩几张发黄的老照片和一本存折，余额显示只有三千多元。

我的头＂嗡＂的一声，五十万，父亲的毕生积蓄，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建国，钱的事你别操心，＂妻子王淑芬轻声说，她端着一碗刚熬好的粥，脸上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明显，＂咱们先筹钱给爸治病。＂

＂淑芬，你知道钱去哪了吗？＂我盯着她的眼睛。十五年的夫妻，我太了解她了。

她避开我的目光，像是被蜜蜂蛰了一下似的：＂我...我不知道。＂她放下碗，转身走向厨房，背影有些佝偻。

我不信。这么大一笔钱，父亲视若珍宝，谁动了不可能不知道。淑芬平日里勤俭持家，舍不得买件新衣服，就连厨房的菜刀卷了边都要再用几年，怎么会对这件事毫不关心？

第二天，我跑遍了亲戚朋友，好不容易凑了三万块钱，先交了手术押金。晚上回到家，发现小舅子已经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半瓶二锅头。

＂姐夫，听说老爷子住院了？＂他的眼神游移不定。

我点点头，给他倒了杯茶：＂医生说需要手术，我已经交了押金。＂

＂那...那钱哪来的？＂

＂东拼西凑。＂

＂老爷子不是存了五十万吗？全市知道啊，刘师傅那么多年的血汗钱。＂他猛灌了一口酒，＂咋不用那钱呢？＂

我心头一紧：＂志强，那钱...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他腾地站起来，酒劲上头，脸涨得通红，＂姐夫，你老实交代，是不是你拿了？＂

就在这时，淑芬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刚买的药。她看到这场面，愣在了门口。

＂姐，你知道爸的钱去哪了吗？＂小舅子转向她。

淑芬摇摇头，眼圈红了：＂志强，你喝多了，明天再说吧。＂

＂哼，一个鬼鬼祟祟，一个装聋作哑。＂小舅子踉踉跄跄地向我走来，＂姐夫，我姐嫁给你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现在老爷子病了，钱没了，你倒是说话啊！＂他挥舞着拳头，被淑芬拦住。

＂志强！你干什么？＂淑芬拉住弟弟的手臂，＂爸住院这事已经够乱的了，你别添乱！＂

＂我添乱？＂小舅子冷笑，＂姐，你别护着他。老爷子那钱是准备给你们养老的，现在没了，你就不急？＂

淑芬低下头，没说话。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苍老了许多。记得刚结婚那会儿，她总爱穿那条红格子连衣裙，笑起来像朵开在春天的杏花。现在，岁月和生活的重担已经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春天的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一丝寒意。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像是在计算这个家庭即将面临的煎熬时光。

父亲的手术很成功，但需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我每天骑车往返于厂里和医院之间，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脸庞。曾经的大厂师傅，如今只剩下一身病痛和满脸的沧桑。

＂爸，那五十万...＂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道。

父亲转过脸去，看向窗外：＂孩子，别提那事。＂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那种语气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每当我问起为什么我们家不像别人家一样有彩电，父亲就会用这种口吻说：＂别看人家孩子，咱们有咱们的好。＂

回家路上，我碰见了住在对门的老王。他退休前是父亲的同事，两人一个车间干了三十年，算得上半个忘年交。

＂建国啊，你爸的事我听说了。＂老王叹了口气，眯起布满皱纹的眼睛，＂好好照顾老刘，他这人啊，就是太实在，心太软。＂

＂王叔，您知道我爸的钱去哪了吗？＂我压低声音问道。

老王吸了口烟，陷入沉思：＂这个...我不好说。＂他犹豫了一会儿，＂不过，你媳妇最近常去建设银行，我在那儿办退休手续碰见过几次。＂

我的心一沉。淑芬去银行做什么？难道是她拿了钱？可那是父亲的毕生积蓄啊！我无法相信温柔贤惠的淑芬会做这种事。

晚饭时，我盯着淑芬的脸。她比结婚时憔悴了许多，额头已有了细纹，眼角的笑意也少了。厨房里，老式电饭煲＂咕噜咕噜＂地煮着粥，墙上挂着我们的结婚照，那时的我们多么年轻啊。

餐桌上的炖鸡是她特意为父亲准备的，还放了几枚红枣和枸杞，据说对心脏有好处。可她自己只扒了两口饭，就起身去收拾厨房。

＂淑芬。＂我叫住她。

＂嗯？＂她回过头，眼神闪烁。

＂咱们得谈谈。＂

她放下手中的碗，轻轻坐下：＂你想谈什么？＂

＂五十万的事。＂

她猛地站起来，眼圈红了：＂建国，你相信我吗？＂

我没有回答。十五年的夫妻感情，此刻竟像一张薄纸，经不起风吹。夜深人静时，我听见她在阳台上低声啜泣，那声音像是雨打芭蕉，让我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第二天，我请了假，跟着淑芬出了门。她先去了医院看父亲，在病床前细心地喂他吃了一小碗粥，然后轻声说了些什么。父亲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欣慰。

离开医院后，淑芬径直走向了城东的一所职业学校。那是九十年代初刚建起来的技校，专门培训一些技术工种。在校门口，她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等人。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淑芬递给他一个信封，两人简单交谈几句后分开。那人看起来二十出头，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工装，背着书包，像是刚下课。

我悄悄跟上去，在拐角处叫住他：＂同学，等一下。＂

年轻人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您是...＂

＂我想知道，我爱人刚才给你的是什么。＂我直截了当地问。

＂是张师傅的助学金。＂年轻人愣住了，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您是...您是师傅的儿子吧？我看您和照片上挺像的。＂

照片？什么照片？

＂我叫钱国强，是您父亲资助的学生之一。＂年轻人解释道，＂张师傅从我爸下岗那年就开始资助我上学了。＂

我仿佛被雷击中，一时说不出话来。

＂学生之一？还有多少人？＂我艰难地问道。

＂连我在内，有十二个。＂钱国强说，＂都是当年厂里下岗工人的孩子。张师傅说，咱们厂里的工友一辈子挥洒汗水，不能让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我和张师傅的合影，高中毕业那年照的。他说我像他年轻时候那么倔。＂

照片上，父亲穿着厂服，笑容慈祥，搂着一个瘦弱的男孩。背景是厂区的大门，上面还挂着＂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大红标语。

＂张师傅每个月都来看我，问我学得怎么样。＂钱国强的眼睛湿润了，＂他说，学技术就能吃饭，不像他们那代人，改革一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我想起父亲粗糙的手掌，上面的老茧和伤疤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那双手能调校最精密的机器，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显得那么无助。

＂你师母...就是刚才那位阿姨，她知道这事？＂我问道。

＂知道啊，一直是她给我们送钱。＂钱国强点点头，＂师母人特别好，每次来都给我们带些吃的。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她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条围巾，都是她自己织的。＂

我恍然大悟。难怪这些年淑芬总是熬夜编织，说是做来卖给服装厂赚点零花钱。她那双手经常被毛线勒得通红，我却从未多问一句。

＂师傅病了，是吗？＂钱国强关切地问道，＂我们都很担心。前几天大家还商量着要去看他呢，但师母说等师傅好一点再去，别让他操心。＂

我点点头，心中百感交集。原来这五十万，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十二个年轻人的命运。而我的父亲和妻子，却默默承受着我的疑虑和小舅子的指责。

回到医院，恰好遇见小舅子来探望。他手里提着两个保温瓶，里面装着淑芬做的鸡汤。看到我，他有些尴尬地移开目光。

＂志强，有空吗？我们聊聊。＂我拍拍他的肩膀。

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把今天的发现告诉了小舅子。他起初不信，听着听着，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到震惊，最后变成了深深的羞愧。

＂姐夫，对不起，我...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低下头，声音哽咽，＂我以为...我以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苦笑道，＂我不也一样吗？这些天，我真是愧对淑芬了。＂

小舅子默默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睛红了：＂老爷子就是这样的人，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帮别人。我爸在世的时候就说过，刘师傅这人，心太软。＂

我想起小时候，每到过年，家里总会多出几个素不相识的叔叔阿姨，带着他们的孩子来＂串门＂。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都是父亲从农村老家带出来的年轻人，在城里找不到活路，是父亲给他们介绍了工作。

＂姐夫，这事别让我姐知道我怀疑过她。＂小舅子突然说，＂她要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

我点点头，心中五味杂陈。这个家，这些亲情，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受着怎样的考验啊。

傍晚，我单独陪在父亲床前。夕阳的余晖照在他粗糙的手上，那双手曾经操作过多少精密的机器，如今却因病而微微颤抖。病房外，收音机里播放着《东方红》，那是护士长雷打不动的习惯，说这歌能让老人家安心。

＂爸，我都知道了。＂我握住他的手。

父亲眼中泛起泪光：＂建国，你别怪你媳妇。是我让她保密的。＂

＂我不怪她，我怪我自己。＂我哽咽道，＂爸，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父亲看向窗外，目光悠远：＂那些孩子有出息，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我们那代人没文化，过去只会用手干活。现在厂没了，但孩子们不能没有未来啊。＂

＂可那是您一辈子的积蓄...＂

＂什么积蓄不积蓄的，咱们这代人，攒钱不就是为了孩子吗？＂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手，＂那些工友跟我几十年交情，眼看孩子上不起学，我这心里...＂他没说完，眼泪却流了下来。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生的价值所在。他也许没能赶上这个时代的变革，但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正在剧变的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回家后，我向淑芬道歉。原来她一直在帮父亲管理这些资助，每月按时送钱，从不声张。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道，看着她熟悉又陌生的脸庞。

＂你爸说怕你不理解，毕竟那么多钱。＂淑芬握着我的手，＂他说等孩子们都毕业了再告诉你。＂

＂那你就这么瞒着我？＂

＂建国，你爸是个好人。＂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那些孩子的父母是他一辈子的工友，厂子变成这样，他们比你爸还难过。我替他保守秘密，也是因为我信他。＂

我搂住淑芬的肩膀，感觉她瘦了一圈。这些年，她默默承受了多少压力啊。单位里的人都说我娶了个好媳妇，可我却从未真正理解她的不易。

＂对不起，淑芬。＂我说，＂这些年，委屈你了。＂

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傻瓜，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家里一个顶梁柱就够了，哪能让你爸再操心。＂

三个月后，父亲康复出院。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但精神却出奇地好。有一天，他提议要请那些孩子来家里做客。

＂爸，您才刚好，别累着。＂我劝道。

＂不累不累，看看孩子们，我心里高兴。＂父亲眼睛放光。

淑芬连忙附和：＂是啊，建国，难得爸这么高兴，就让孩子们来吧。＂

就这样，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小院子里迎来了十二个年轻人。有的已经工作，西装革履；有的还在学校，朴素腼腆；还有的已经自己开了小作坊，满脸油污却精神抖擞。

他们都带了礼物，有的是水果，有的是补品，还有的带来了自己亲手做的工艺品。小小的客厅里挤满了年轻人，欢声笑语不断。父亲坐在中间，脸上的皱纹里盛满了笑容，像个看到自己果实成熟的农夫。

＂师傅，这是我的第一个月工资，您收下。＂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递过一个红包。她叫李小燕，父亲说她是李师傅的小闺女，当年高考差了两分没上大学，差点就去了街边卖菜。

父亲推辞：＂不用不用，你们好好的，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张师傅，您别推辞了。＂一个高个子小伙子站出来，＂我们商量好了，每人拿出一点，给您补补身子。＂

原来，这些孩子背着父亲成立了个＂张师傅基金会＂，专门用来照顾他的晚年。他们轮流来家里看望，帮着做家务，陪父亲下棋聊天。

＂师傅，您教导我们要懂感恩。＂钱国强说，＂我们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恩情。＂

父亲听了，眼圈红了：＂好好的孩子们，都有出息了，比我强多了。＂

那晚，窗外月色如水。送走了所有的客人，院子里恢复了平静。我坐在父亲身边，看着他苍老却满足的脸庞。

＂爸，您后悔吗？＂我轻声问道。

＂后悔什么？＂

＂那五十万......＂

父亲笑了：＂傻孩子，钱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些孩子有出息，比什么都强。＂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想起了过去的一切。想起了厂区的汽笛声，想起了父亲站在机床前的身影，想起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五十万没了，却在十二个年轻人身上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窗外，老槐树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曳，月光透过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有些财富，看不见，摸不着，却比金钱更有分量。那是父辈们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