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杨春梅，一九七零年出生在河北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里。我爹杨建国是县棉纺厂的中层干部，常年穿着一身蓝色的确良工作服，胸前口袋里永远插着两支钢笔。

寿衣背后的真心

＂李红旗，你欠了八十万？＂我捧着那杯还没喝完的喜酒，在新婚之夜听到这句话时，脑子嗡的一声。

他醉眼朦胧地点了点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我叫杨春梅，一九七零年出生在河北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里。我爹杨建国是县棉纺厂的中层干部，常年穿着一身蓝色的确良工作服，胸前口袋里永远插着两支钢笔。

我娘王桂兰在县食品厂当工人，是远近闻名的巧手，过年时蒸的花馍能引得邻居家的孩子排队来看。

我们家住在棉纺厂的家属院里，四十多平米的砖瓦平房，青砖黛瓦，小院里种着几棵果树和一片菜地。夏天傍晚，邻居们会搬着竹椅子到院子里乘凉，大人们摇着蒲扇聊天，我和小伙伴们追逐打闹。

那时候，县城里能有黑白电视的人家就算是阔气了，我家虽然不富裕，在九十年代末也算小康。每到周末，院子里的人常聚在我家看《渴望》《便衣警察》，一屋子人围着那台十四寸的牡丹牌电视机，欢声笑语不断。

李红旗是北京知青的儿子，他父亲在六十年代末下放到我们县，后来留了下来。红旗却不像他父亲那样老实本分，骨子里透着一股子北京小伙的机灵劲儿。

他靠自己闯出了一份小事业，在我们县城步行街开了家家电销售部，店面不大，却摆满了当时最新潮的彩电、收录机和电风扇。

相识是在一九九九年春天，那时县城刚通了有线电视，家家户户都想添置彩电。过去看电视只有两个台，有了有线电视，能看十几个台，县城里一下子沸腾了。

那天，我陪着爹去他店里，见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间带着城里人的腔调，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我们县城小伙子没有的气质。

＂这个牌子的彩电不错，刚从省城进的货，二十九寸的大屏幕，一年内包修。＂他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不时用手帕擦额头上的汗珠。

我不由多看了他几眼，发现他长得挺清俊，鼻梁高挺，眼睛有神，嘴角上扬，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大概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结账时递过来的名片上写了他的寻呼机号码，还用圆珠笔在角落里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

那时候，能有寻呼机的年轻人在县城已是少数，大多数人还在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还要去邮电局排队。

走出店门，爹紧皱着眉头：＂这小子看着不踏实，说话太会兜圈子。这彩电比照相馆边上那家贵了一百多呢！＂

但哪个二十几岁的姑娘会听劝告？第二天，我就找借口去了他的店里，假装问电视机的事。他眼睛一亮，二话不说关了店门，带我去了街角新开的＂友谊＂茶社。

那是县城为数不多的高档去处，一杯茶要两块钱，顶我爹半天的工资。茶社里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红旗熟练地泡着功夫茶，时不时抬眼看我，目光中带着我看不懂的炽热。

我们很快坠入爱河，他时不时带我去县城新开的＂金凤凰＂饭店吃饭，点一桌让我们厂区人眼花缭乱的菜。

在其他同龄人还在为一双＂回力＂鞋纠结时，他已经穿上了从省城带回来的＂皮尔卡丹＂。听说那一双鞋抵得上我娘一个月的工资。

＂红旗，你做这生意真赚钱啊？＂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

他得意地一笑：＂小本买卖嘛，马马虎虎。春梅，等咱们结婚，我带你去北京看看，坐火车，住宾馆，吃烤鸭！＂

这样的话对于从没出过远门的我来说，简直像是描绘天堂。我爹娘虽然在县城国营厂子里上班，但工资低，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红旗的生意看起来红火，店里客人川流不息。可结婚前的那段日子，我总觉得他有心事。

他时常接一些神神秘秘的电话，有时是半夜，电话铃一响，他就从我身边蹦起来，躲到角落里小声说话，回来后满头大汗。

我以为是生意上的事，也就没多问。单位里的姐妹们羡慕我找了个做生意的对象，常打趣说：＂春梅啊，以后你可是要当老板娘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姐妹！＂

我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结婚后的日子该有多甜蜜。爹娘虽然对红旗有些保留意见，但看我心意已决，也就默许了。

结婚那天，红旗包了＂金凤凰＂饭店的一个大厅，摆了二十桌酒席。我穿着红色的旗袍，头上戴着金簪子，手腕上套着几个金手镯，都是红旗前一天陪我去首饰店买的。

＂咱不差这点钱，＂他豪气地说，＂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李红旗的媳妇最体面！＂

酒席上，他喝得醉醺醺的，脸涨得通红，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感谢每一个来宾。我的同事们都羡慕地看着我，说我嫁了个好人家。

直到深夜，客人散尽，我们回到新租的房子里。那是县城新建的楼房，六十多平米，客厅里还摆着一套崭新的实木沙发，是红旗特意从省城买回来的。

我正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却不想听到了那句让我如坠冰窟的话。

＂春梅，我对不起你，＂他眼中泛着泪光，＂我欠了八十万...＂

那个年代，八十万是什么概念？我爹在棉纺厂干了二十多年，全家的积蓄也不过十万出头。就算卖了我们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也才值个十几万。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天旋地转。红旗瘫坐在新沙发上，捂着脸痛哭起来，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春梅，我本想等生意好转再告诉你，可我实在憋不住了...这段时间电话都是催债的...我...我对不起你...＂

第二天清晨，李红旗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去处理债务，你别担心。＂

我没敢告诉爹娘，只说他有急事出差了。每天强装笑颜，在厂里上班，回家后却是以泪洗面。

三天过去了，红旗还没回来，也没有一个电话。我忍不住了，终于哭着把实情告诉了爹娘。

＂混账东西！＂爹气得直拍桌子，脸涨得通红，＂骗财骗色的东西！早就看他不是好人！＂

娘一边抹眼泪一边数落我：＂叫你不听劝，非要嫁给他，现在好了，欠了一屁股债！＂

我以为爹娘会让我立刻离婚，没想到爹发完火后，却出乎意料地冷静下来：＂事已至此，哭也没用。咱家有这个老房子，卖了能顶个二十万，再去找你大伯借点...＂

听到这话，我又是感动又是愧疚。想不到爹娘在气头上还能为我着想。

就在这时，一个快递送到了家门口。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白色的寿衣，下面压着一封信。

我颤抖着打开信：＂春梅，对不起，我宁愿死也不连累你家。你和杨叔杨婶离我远点，趁早办了离婚手续吧。我欠下的债，我自己来还，别让你爹娘搭上棺材本。红旗绝笔。＂

我拿着那封信，哭得昏天黑地。爹拿过信看完，突然沉默了，脸上的怒气慢慢消退，最后只说了句：＂这孩子...还有良心。＂

娘看了信，也不再骂人，只是叹气：＂欠了那么多，他一个人怎么还得清啊？＂

一周后，我从他同学口中得知，红旗已经关了店，到城郊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去了。那个工地正在修建县城第一个大型商场，工作又脏又累，还危险，一般人都不愿去。

我瞒着爹娘，悄悄去了工地。远远地，我看见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搬砖，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身上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眼中却透着倔强。

＂他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工地上一个老师傅告诉我，＂拼命赚钱，说是要还债。这孩子命苦啊，老板答应多给他加班，他就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我没有上前，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回家的路上，眼泪止不住地流，想起过去他穿着体面，神采飞扬的样子，再看他现在的落魄，心如刀割。

一个雨夜，我做了一锅肉粥，用保温桶装好，冒雨来到了工地附近的工人宿舍。那是一排简陋的铁皮房，里面挤满了打工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和霉味。

红旗就住在最角落的一间，推门进去，只见他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床边放着一盆冷掉的泡面。见了我，他猛地坐起来，又惊又愧：＂你...你怎么来了？＂

我把热粥递给他：＂吃点热的吧，你都瘦成这样了。＂

他见了我，立刻推到一边：＂你来干什么？回去！我亏欠你一辈子，别再让我亏欠你爹娘了！＂

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强忍着不让它们落下来。那一刻，我既心疼又生气。

＂李红旗，你骗我开家电店很赚钱，到底怎么欠了这么多债？你倒是说啊！＂我忍不住吼了出来。

他愣了愣，然后低下头，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小声嗫嚅起来。

原来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他听说省城有人炒股票一夜暴富，也跟着投了钱，结果赔得精光。为了翻本，又借了高利贷，结果越陷越深。

＂开始我想着做好生意还上，后来实在还不上了，债主都找上门了...＂他声音有些发抖，＂结婚那天他们还来闹，你没看见是因为我提前给了他们两万块，让他们别来搅局。＂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质问道。

＂我...我怕你嫌弃我，不嫁给我...＂他低着头说，声音几乎微不可闻，＂我以为结婚后能慢慢还上的，没想到债主越来越急...＂

＂债主上门了好几次，我怕连累你，才想着离婚。＂他继续说，＂寿衣是提醒自己，要死也得先把债还了。宁可自己吃苦，也不能连累你和杨叔杨婶。＂

听完这些，我没说话，转身走了。雨下得更大了，但我浑然不觉，任凭雨水打湿全身。回家后，我辗转难眠，脑海中全是红旗在脚手架上辛苦劳作的身影。

第二天一大早，我偷偷去了我们的新房，从柜子里取出了结婚时的金首饰和存折。算上爹给我的嫁妆和自己的积蓄，一共有近二十万。

我又去了红旗的店面，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只有一张转让的告示贴在门上。邻居告诉我，红旗低价把店转让了，拿到钱就去还债了。

带着这些钱和那件寿衣，我再次来到工地。这次，红旗正在工棚里吃饭，一碗白米饭，一碟咸菜，就着大盒饮料喝。见我进来，他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

＂春梅，你...＂

我没等他说完，就把钱和寿衣一起放在他面前：＂这寿衣我收好了，你要是敢一走了之，我就穿上它去你家门口！＂

他愣住了，看着我，眼中既有感动又有不舍：＂春梅，你犯不着为我这样...＂

＂少废话！＂我打断他，生平第一次这么强硬，＂咱俩结婚了，福也好祸也罢，一起扛！这钱你拿去先还上急的那部分，剩下的咱们分期还，不行就卖血！＂

工棚里其他工人都停下了筷子，惊讶地看着我们。那一刻，我看见红旗眼里重新燃起了光。

他握住我的手，粗糙的老茧磨得我生疼，但我没有抽回。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滴在我们紧握的手上。

第二天，红旗就回了家。爹娘见他瘦了一大圈，也不忍心再说什么重话。爹问起债务的事，红旗跪下给爹娘磕了三个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最后说：＂爹娘，我对不起春梅，也对不起你们。我发誓，这辈子一定把债还清，好好待春梅，用我的命来还这份恩情。＂

爹点点头，没说话，只是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这些年的积蓄：＂拿去吧，先还上高利贷的部分。＂

红旗接过钱，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们租了个小门面，开了家小百货店，从早忙到晚。进什么卖什么，只要能赚钱的生意都做。日用百货、学生文具、小零食，甚至还收废品。

红旗比以前更拼了，白天看店，晚上去批发市场进货，常常凌晨才回来。每个月，我们省吃俭用，能剩下三五千块钱，都用来还债。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心里却亮堂。每天早上起来，看到红旗熬红的眼睛，心疼之余，更多的是一种甜蜜。

邻居们都知道我们的事，起初背后指指点点，说我傻，帮着还别人的债。可慢慢地，他们看到我们夫妻同心，日子虽苦却过得踏实，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有时候，债主还会找上门来，红旗就把账本拿出来，一笔一笔地算给他们看：＂这个月能还你们三千，下个月争取多还些。＂

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债主，看到我们的真心和努力，语气也软了下来：＂行，那就按你说的办，多还点利息也成。＂

第三年，我有了身孕。红旗心疼我，不让我再在店里帮忙，可我哪里肯闲着？直到大着肚子行动不便，才不得不在家休息。

孩子出生那天，红旗守在产房外，听到孩子的啼哭声，激动得差点晕过去。护士抱出孩子给他看，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孩子的小手指，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闺女，爸爸对不起你和妈妈，爸爸一定努力，给你们最好的生活。＂他对着襁褓中的女儿轻声承诺。

七年过去了，我们的百货店生意越做越大，又添了冷饮柜和复印机，每个月能赚上万元。红旗也不再整日愁眉苦脸，变得开朗起来，常常逗得女儿咯咯笑。

这一天，我们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务。债主拿着钱，惊讶地说：＂李老板，没想到你真能还清啊，换了别人早就跑路了。＂

红旗笑了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瓶二锅头，在家里小酌。红旗喝了两杯，就从柜子底下拿出那件寿衣，两人抱在一起哭了。

＂春梅，这寿衣我要收着，它不是死亡的象征，是咱俩新生活的见证。＂他说，＂如果没有它，也许我们早就散了。＂

我点点头，抚摸着那件已经发黄的寿衣，想起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从绝望到希望，从困顿到坦途，我们走过了太多。

十年过去，我们的百货店扩成了小超市，搬进了县城新建的商品房，女儿上了重点中学，又添了个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件寿衣，我们锁在箱底，每逢结婚纪念日，就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生活的不易和相守的珍贵。

人生在世，谁没点难处？命运给了我们沉重一击，却也让我们看清了彼此的真心。重要的是，有那么个人，愿意和你一起，披荆斩棘，走过风雨。

就像我爹常说的那句老话：＂金子是真是假，烈火才能验证；感情深不深，患难才知分明。＂

如今，站在超市的柜台后，看着红旗和孩子们嬉戏的背影，我知道，这一生，值了。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