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年头三个月,不知不觉中,我发表了《人文学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光明日报》2025年1月1日)、《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中华读书报》2025年2月12日)、《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中华读书报》2025年3月19日)等三篇文章,参与北
新年头三个月,不知不觉中,我发表了《人文学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光明日报》2025年1月1日)、《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中华读书报》2025年2月12日)、《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中华读书报》2025年3月19日)等三篇文章,参与北京大学主办的“AI挑战下的人文学术”(2025年3月11日)以及河南大学主办的“AI时代的人文教育”(2025年3月20日)两个研讨会,闯进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么做,并非心中有数,而是意识到此话题的重要性,即便属于瞎子摸象,也还是愿意试一试。
3月20日,陈平原在河南大学“AI时代的人文教育”学术研讨会上。作者供图
一、破除迷信与消除恐惧
在北大“AI挑战下的人文学术”对话会上,大家纷纷出谋划策,最大的共识是:赶紧给文科生补课,消除对于人工智能的迷信与恐惧。因为,这回的DeepSeek冲击波,理科生多少也受影响,但没文科生那么严重。
这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的故事。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我及我身边好多朋友的电脑老师,竟然是著名哲学史家庞朴先生。那年庞先生已六十多岁,率先熟悉电脑的安装及使用,然后激情洋溢,四处鼓动,哪位碰上困难,一个电话,他立即放下手头工作,骑脚踏车上门指导。北大校方为了让教师尽快跨过这个知识及心理上的坎,竟然规定晋升职称时要考电脑。什么IBM的历史、DOS系统的功能、Eudora邮箱的使用,以及汉字输入速度等,害得很多老师紧急补课。如此扫盲性质的急就章,说不定今天同样需要。
如何看待人文学科与人工智能的关系,AI的标准答案是:“人文学科赋予你理解世界的能力,而AI则为你提供了改变世界的工具;两者结合,将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在技术及社会急遽转型的当下,有人淡定自如,也有人惊慌失措。除了所学专业,还取决于年龄及位置——功成名就的老教授无所谓,中小学生来日方长;最难的是在读大学生、研究生以及中青年教师。他们必须赶紧调整姿态,或迅速跟进,或处变不惊,最怕的是依违两可、彷徨无地。
说到底,大多数文科师生跟我一样,不懂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以及其过去、现在与未来。人类未来的命运到底如何,每个时代都有耸人听闻的预言。2025年3月1日,埃隆·马斯克再次抛出争议性观点,称人工智能可能在2030年前超越人类总智能,并存在20%概率导致人类文明灭绝。但他还有一句:AI发展80%概率能极大提升人类文明。仔细琢磨,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若人类文明灭绝,你我谁都无法作证。因此,我不怕那20%的悲剧,反而忌惮那80%的辉煌——因那辉煌的背面,很可能意味着新的难题。
与AI的长期互动,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受影响最直接且最深刻的,当属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一方面是人文学内部的自我反省、及时调整以及足够的定力,明白哪些可以坚持,哪些应当舍弃,哪些亟需改变,既不能随风倒,也不该完全漠视。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层面,以及已成为庞然大物的综合大学内部,努力发出人文学者的声音,争取我们的位置,呈现我们的功能,实现我们的价值。
我相信,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都会迅速开设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问题在于,怎么教、如何学,什么样的教材最合适。
先说一个有趣的故事。我3月30日飞潮汕,前一天上午九点半,北大网页推介朱松纯主编、北京大学人工智能专家集体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立心之约——中学生AI微课十讲》,考虑到此行有一场活动涉及此话题,当即给北大出版社的朋友发微信,请她赶紧给我弄一本。那天恰好是周六,不上班,朋友发挥“洪荒之力”,终于在晚上十点半左右将一册新鲜出炉的《立心之约》送到我手中。该书由名家领衔、众多专业人士共同打造,最初是成功的网课,再制作成图文书,目的是介绍人工智能基本知识,涵括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认知推理、机器学习、智能机器人、音乐人工智能等。真的是“急用先学”,一路上我见缝插针,可读下来后,感觉有点迷茫。专家写科普文章,往往更多考虑体系完整以及知识准确,而相对忽略了受众的兴趣与能力。此书更像大学通识课,且北大色彩太浓(尤其是第一讲和第十讲),不太适合一般的中学生。若考虑传播效果,其实应该倒过来,了解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编写不同面貌的“简要读本”,压缩原理阐发,突出使用功能,以便像我这样的热心读者迅速“扫盲”。
刚刚看到斯坦福大学发布的《人工智能2025年指数报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5),第七章“教育”中有这么一段话:“当被问及在课堂上使用人工智能的最大好处时,教师们最常说的是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区分学生的学习、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术支持以及为学生的未来做好准备。当被问及最大的风险时,教师们最担心的是人工智能的滥用(通常与学术诚信有关);人工智能的使用可能会限制学生的学习或参与度;过度依赖技术;人工智能可能会产生错误信息并复制偏见;以及其他道德问题,包括学生隐私。”看来人家还真是波澜不惊,描述AI对于教育的冲击,有得有失,进退自如,没像我想象的那么紧迫。
二、招生规模与就业前景
大规模裁减文科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2015年6月8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就曾给所有86所国立大学以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写信,要求他们“采取必要的步骤与措施,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系部组织或者使之转型,要他们为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领域进行服务”。
民间有很多抗议的声音,官方也做了若干调整,但裁减文科的大势已经形成。厦门大学前副校长邬大光在《学科专业:AI改变了什么》(《环球》杂志2025年1月24日)中,提及文科“减员”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上世纪70年代,哈佛主修艺术与人文科学的学生接近总数的30%。但过去十年间,这一比例从15.5%降至12.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主修工程与应用科学的学生数量大幅攀升,占比从15.2%跃升至22.1%。《哈佛深红》新生调查结果显示,2025届新生中仅7.1%的学生有主修艺术和人文科学的计划,33%的学生选择主修社会科学,49.1%的学生选择主修科学或工程与应用科学。”
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根据牛津大学官方数据,2023年,牛津大学全体学生中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生的数量分别为6015人和7115人,共占学生总数的48%。如果只聚焦本科生,2023年牛津大学本科生中人文学科学生数量为4005人,占32%,是牛津统计数据的四个分类范畴(另外三个是社会科学、医学、理工)中最大的。”(参见葛宇琛《他们为什么选择文科?来自牛津大学的观察》,《新京报》2025年4月7日)那是因牛津文科传统很强,可以通过自身的学科传统以及名校光环,来维持文科招生的强势地位。其他英国大学,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不管哈佛还是牛津,都是特例,且数字本身很难核实。我们只能说,压缩文科招生规模,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是凛冽的寒冬。可越是艰难时刻,越必须冷静对待,不能自暴自弃。最近几年,我一直站在人文学者的立场,关注新时代(政治)、新媒介(科技)、新领域(学科)、新人生(学生),所撰若干文章,虽卑之无甚高论,但代表了我这方面的思考。其中最想引述的,是初刊《文汇报》2016年4月15日的《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
我在文中强调,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曾经傲视群雄,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二十年,则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价值申辩。面对此尴尬局面,我的抗争策略是:“提倡‘公开地、大声地’自我申辩,那是因为,很多人文学者觉得委屈,憋着难受,但只是自言自语,或私下里嘟嘟囔囔,那样是不行的,不仅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中亮出自己的身份与底牌。”“我对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自我陈述不太满意。要不就是不够‘理直气壮’,要不没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你所说的不被认真倾听或诚心接纳。这无疑是很遗憾的。”
朋友看我连年挥舞长矛大战风车,喋喋不休地为人文学的价值、趣味与方法辩护,大概觉得可笑,于是送上精彩的一问:人工智能的勃兴,是否进一步加剧人文学科的衰落?
三、文科前途与为己之学
理想的人机协调,不是人变成机器,或人被机器控制;而是人借助机器,达成美好生活,提高精神境界。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我对人文学的前景,依旧保留谨慎的乐观。其实,最受人工智能冲击的,不是人文学,而是工程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某些专业。只是各自的难题各自面对,我不想“摆烂”或“比惨”。
就说招生规模吧,近日接受专访,记者让我预测2050年中国大学的招生情况。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我不仅不认为到那时候文科生的比例会进一步下跌,甚至认定度过这个阵痛期,人文教育将触底反弹。
这与其说我太乐观,还不如说我很保守。因为,我之所以认定未来中国大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文科招生数量,那是因为,理工科解决外在问题,一旦实现,可以迅速推广,若走不到最前沿,很容易被覆盖。人文学面对个体的生活经验与心灵问题,更多考虑精神及文化需求。因此,大学里的人文教育有很好的退路,那就是回到传统读书人的传道授业解惑,以及注重修身养性。
传统中国教育看重的是文化传承,当老师的,完全可以“述而不作”;现代教育注重创新,大学教师“不发表就死亡”。我们已经习惯于自我吹嘘或恭维他人在不断地“填补空白”、有许多“创新之处”。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谈何容易。AI迅速迭代更新,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创新”的门槛。原先那些花了不少力气的“突破”,在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面前,很可能变得不值一提。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与动力吭哧吭哧地攀登吗?想想也是挺残酷的,当有一天你发现无论怎么卷,都卷不过AI时,何处是归途?
其实,以写作/发表论文为尺,也就是这二十多年的事。而且,水涨船高,假如你在大学教书,不仅比论文数量,还要看刊物等级。大学校园的“浮躁”与“内卷”,就是这么来的。请记得,并非所有人只要努力,就能有创新成果的。这里说的不是职业(大中小学教师),也不是专业(文史哲或数理化),而是在文明传递中,原先特别重要的中间层被AI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第一流的文人、学者、科学家永远需要,也永远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至于社会底层的努力,同样不可或缺。关键是中间这一大块,面对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很可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需重新调整心态与位置。恕我直言,随着AI的不断进步,不少昔日花了很多心血完成的论著与科研成果,不再值得夸耀。
在去年年底完成的《读书的“阴晴圆缺”》(《中华读书报》2025年1月1日)中,我解释自己为何一再宣扬古老的“为己之学”,乃基于正反两方面的考虑:“积极且正面的,那就是沿袭我一贯的思路,强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注重读书的自我修养与提升;消极且反面的,那就是意识到科技迅猛发展,普通人根本竞争不过AI,怎么办?选择为自己而读书,也挺好的。”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人类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寿命明显延长,因而闲暇时间增加。有时间、有心情、有金钱,但不见得就有能力从事创造性劳作。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永远属于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努力,都竞争不过AI。这样一来,传承文化与修身养性,很可能成为教育的主要功能。也正是基于此判断,我才会再三提倡“为己之学”。
与此相关,中等及以下水平的大学,不如强调通识性与适应能力,培养有(专业)知识、有(文化)修养、有(艺术)趣味、能思考、善交流、身心健康的大写的“人”。夸张点说,今天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开放大学与老年大学,其提倡终身学习、凭兴趣读书、跨学科修课,反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若此说成立,放长视野,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不仅不会缩减规模,而且还可能扩大招生——在我看来,这将是大概率的事。
四、教育宗旨与学习节奏
去年11月12日,我在“庆祝中山大学100周年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题为《中大以及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南方日报》刊出时删去“中大以及”四字,以显示普遍性。可我讨论的话题,确实仅限于北大、中大等名校,而不是所有中国大学。文中特别强调“我们正面临‘大学’这一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蝶变的前夜”,大学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学科体系、教学方式,以及培养目标等”。这其间,分类分级分途发展,乃题中应有之义。若暂时搁置双一流与普通大学的差异,就说教育的终极目标与核心命题,我以为最主要的是传承文化与安顿身心。
2024年11月12日,陈平原在“庆祝中山大学100周年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作者供图
这与目前强调发表、奖励创新的大趋势相比,表面上降了一档,但我以为更紧要,也更切实可行。明明做不到,而硬要撑着,比如本科论文乃至学年论文都强调“创新”,还要走开题、答辩等一整套流程,我以为不切实际,弄不好,诱使当事人作弊。偶尔会有不世出的天才,那另外培养就是了;凡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不应该成为游戏规则。
不久前还有朋友夸奖我,说我将教育比喻为“农业”而非“工业”,很智慧。我赶紧澄清,那是吕叔湘先生的发明,叶圣陶先生转述,我属于第三手(参见《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文汇报》2013年11月15日)。类似的话题,我当然也有“精彩”的言论,比如努力“与多病的自我达成和解”(参见《不齐、有疵与多病——我的读书经历》,《南方周末》2023年8月3日)。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学五书”以及三联书店的《大学小言》中,我多次提及今天中国大学不够优裕与从容,过分紧迫、忙碌与内卷,不是好现象。今年1月11日下午,参加“我见青山——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我负责颁奖与对话。因谈及人工智能对今天的大学教育造成巨大挑战,我特别批评了中国高校目前普遍实行的绩点制度。那段话被主办方制作成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相对于初刊《新京报》2025年2月12日的《陈平原、徐平利:所有的大学都很忙,我们需要重新让读书幸福》(罗东),我以为未经修饰的视频更精彩。现将口语化且略有瑕疵的视频版文字整理如下:
所有的大学都在忙,所有的大学里面的学生、老师都在忙,过度繁忙,是中国教育目前很大很大的毛病。1941年梅贻琦写《大学一解》的时候,说那个时候的大学,学生们没有时间闲暇,没有空下来思考大问题,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大问题。而诸位如果读过汪曾祺等人的文章,你就知道1940年代的西南联大是很闲的,他们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空间、时间,可以思考,可以品味生活,也可以思考人生和那些跟日常生活没关系的、各种各样的玄虚的问题。
今天的大学里面,不是说职业教育,所有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这些大学,学生们都被各种功课给填满了,或者是各种计划给填满了,导致学生们没有闲暇认真地思考、独立地判断。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绩点制度。所有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学生,被绩点已经捆绑到没办法再来做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选择了。每门功课分数确定以后,三年级的时候做一个平均绩点,选择你能不能去念研究生。而这个导致所有的学生,从上大学一年级开始,就每门功课都必须优秀,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必须学,都必须听,所以忙着修各种各样的课,做各种各样的课题,而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我今年马上发出来的教育部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里面的文章,谈一流大学的教育,里面特别提到一点,建议或者取消绩点,或者把它跟所有的评奖,以及研究生入学选择脱钩。如果不脱钩,我们就把大学办成小学、办成中学了。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也都开始分秒必争、分分必争,争每一个功课的分数。以前我觉得我评分已经不错了,我们绝对不会特别地计较,可现在所有的学生都会计较每一分,因为一分之差,很可能就导致你的落选,回过头来,回到了我们高考前的那个状态。
我不断地批评这个绩点制度,会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毁了。而这个导致我们的忙,忙到不仅是职业教育忙,而且是所有的一流大学都在忙。因为你不知道你今天闲暇的这个时间,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在忙,你在闲暇,那好,你的分数下来了,那以后要上来就不可能了。所以这一套制度本身,不仅仅是个人的能力能够解决的,应该呼吁众多的参与制定政策的人,帮助来调整这些,这才有可能改变“忙而无序”的今天的高等教育的状态。谢谢!
其实,比起就事论事的批评文字,下面这段即席发言,我以为更精彩。事先并不知道需要我做总结发言,临时点名,仓促应战,竟有如此发挥,我自己都很得意:
我想讲一句话就可以结束这一场了。我心目中的教育第一是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可以是职业教育的专业性,也可以是专业学科研究的专业性;第二是自尊心,我觉得今天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让很多不是顶尖学校的学生丧失自尊心,这是让我很伤心的,动不动排各种排名,虽然孩子很聪明,但是缺少自尊,学习是不可能好的;第三是幸福感,读书是很幸福的事情,尤其读大学这段时间,我回想一辈子,读书是最幸福的时候,但是现在我的学生都“苦哈哈”的。读书那么愉快,以后会有各种领导的要求和各种经济压力,相对来说最单纯的是大学期间。可是今天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的学生应该很聪明,条件也很好,他们都学得“苦哈哈”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想象不到。重新让读书幸福,不管哪一类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有自尊心和幸福感,比什么都重要。
谈论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用“专业性”“自尊心”“幸福感”这三个词来概括,自认为颇有见地。关键在于,这并非深奥的书本知识,而是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把脉,所谓“切中时弊”是也。尤其最后一个词“幸福感”,我相信很多在高校教书的,会心有戚戚焉。不晓得北大副教授、精神科医生徐凯文的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北大一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30.4%厌恶学习,或认为学习没有意义”),但长期在大学教书,我确实有某种不祥的感觉。大学生活,本该最为阳光灿烂,如今竟被内卷成这个样子,让那么多大学生及研究生“身心疲惫”,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好好检讨。
以前我们会说,校园里的激烈竞争是常态,十分必要。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有足够的“合格人才”。如今面对日益聪明的AI,普通人的青灯苦读,成效其实很有限。因此,建议首先给绝大多数大学生及研究生减压、松绑。反对过度内卷,保证身心健康,此乃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本文根据作者3月20日在河南大学“AI时代的人文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以及4月14日在中山大学、4月20日在北京大学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