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洞国是解放战争期间第一个向解放军主动投诚的国军兵团司令，因为这个特殊标签，加之我军当时对起义和投诚将领的政策尚未纯熟，同时也考虑到在舆论战线上争取更多黄埔系将领弃暗投明的战略意义，郑洞国享受到与此前率60军阵前起义的曾泽生同等待遇。
郑洞国是解放战争期间第一个向解放军主动投诚的国军兵团司令，因为这个特殊标签，加之我军当时对起义和投诚将领的政策尚未纯熟，同时也考虑到在舆论战线上争取更多黄埔系将领弃暗投明的战略意义，郑洞国享受到与此前率60军阵前起义的曾泽生同等待遇。
当然，抛开起义将领的身份待遇不谈，郑洞国在长春解放前的最后“投诚”之举，可谓是一波三折，以至于老蒋这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竟准备以“自杀殉国”、“军人楷模”等评价来登报追悼这位黄埔门生。
影视作品中的郑洞国
不过，虽说是闹了一场乌龙，但郑洞国在长春解放前后的言行举止，也算是回报了对老蒋最后的知遇之恩。
耐人寻味的是，在长春即将攻克的紧要关口，以国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为代表的诸将主动向城外的东北野战军提出允许城内守军再“抵抗”两日的请求，一度令我军指战员困惑不解。
要知道，此时长春守军大部已向我军投诚起义，剩下的将领们也都提前主动表示放下武器接受改编的诚意，在这样一个特殊关头又提出继续抵抗两日的要求，难道先前达成的约定要面临变卦风险？
一切还要从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开始说起。1948年10月17日清晨，驻守长春的滇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正式将长春东半城防务移交至我军手中。至此，长春守军已经完全丧失了防御作战的可能。
曾任滇军第60军军长的曾泽生
曾泽生的起义不仅打乱了郑洞国心存幻想的突围计划，也动摇了守军中另一支主力部队——新7军的抵抗决心。很快，长春城内的局势已发展到郑洞国无法操控的地步：新7军官兵不仅私下架设电话线与我军商讨起义事宜，许多官兵纷纷跑到我军阵地上来，只为吃上一口热乎饭菜……
可见此时围困日久的长春早已到了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更让郑洞国尴尬的是，曾泽生起义的当天深夜，他到新7军军部探视病中的军长李鸿时，对方只草草寒暄了几句便装作有气无力的样子睡去。
此时的郑洞国并不知道对方已在私下同我军达成起义条件，但本能察觉到一丝异样的他还是选择立即返回兵团驻地。事后郑洞国方才知晓，如果当晚自己听从新7军副军长史说的建议留在军部，长春解放之日可能会在自己被迫振臂一呼下提前到来。
尽管如此，新7军参谋长龙国均还是在次日前往兵团部劝说郑洞国放弃抵抗，选择投诚。当然，愤怒与彷徨交织在一起的郑洞国并没有顺遂对方心愿。龙国均回军部不久后，郑洞国即收到了新7军全部放下武器投诚的消息。
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郑洞国
令郑洞国尴尬的一幕再次出现了：随着曾泽生、李鸿二人陆续起义、投诚，整个长春城内从正规军到保安团几乎荡然无存，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自己兵团部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以及屈指可数的守备官兵。
银行大楼作为郑洞国兵团部指挥系统所在地，其坚固性自然不言而喻。只是，本该乘势攻下这最后据点的东北野战军官兵却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究其原因，还要归功于以杨友梅为代表的国军一兵团将领们提前与我军达成的投诚协议。
只是，问题的关键也出在这里。其他人投诚都没有异议，但作为守军主将的郑洞国本人态度却仍旧犹豫不决。杨友梅深知，自己的这位老领导此时此刻正需要有一个体面且两全的方式来面对客观到来的失败现实。
尽管郑洞国此前已经默许部下放下武器和放弃抵抗，但缺少了他本人的鲜明立场态度，总归让这场起义有种难以言说的遗憾。为此，杨友梅向我军提出了请求准许再“抵抗”两日的想法，换句话说，他要利用最后两天的宝贵时间给郑洞国和南京的老蒋一个两全的交代。
影视作品中的郑洞国与杨友梅
而我军这边尽管对杨友梅等人的“继续抵抗”操作不明就里，但本着尊重对方的态度还是答应了这一请求。将原本与守军约定的19日凌晨放下武器投诚推迟到21日这天凌晨。
伴随着21日凌晨4时国军守军一阵朝天放枪，他们为老蒋尽职尽责的最后“使命”也算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带上他们的司令长官郑洞国一起向我军投诚。原本准备“自杀殉国”的郑洞国就这样被卫士们连拥带抱的走出地下室，来到银行大楼一层时，这里早已站满了解放军官兵。
对眼前的这一幕，郑洞国虽有无可奈何之感，但联想到杨友梅等将领们的“良苦用心”，他还是倍感欣慰。多年以后，当他在回忆录中提到长春投诚这段经历时，依旧十分动容：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回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东野解放长春指挥所
其实，仅从这一点便不难看出郑洞国在军中的威信和人品。放在其他起义将领身上，无外乎被五花大绑当作投诚起义的“投名状”，亦或是出于往日恩义而被礼送出境，但郑洞国却能得到身边人不遗余力的争取和感同身受的理解，放眼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怕是很难找出第二个了……
最后再来说一下郑洞国将军投诚行为与起义待遇上一直以来存在的话题争议。毋庸置疑，选择在最后关头放下武器，投向解放军阵营是战场“投诚”的概念范畴，这一点无可非议。
而之所以给予起义将领的身份承认和待遇安排，主要还是基于争取更多国军黄埔系将领投诚起义，以减少战场流血牺牲的统战因素考虑。用教员本人在电文中的话讲：
“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诚，应给以礼遇。”
以投诚身份而享受起义待遇，除了郑洞国将军外，之后似乎没有哪个国军将领能有此“殊荣”，往往不外乎被俘将领进功德林改造、投诚将领进学习班教育、起义将领进组织内考验的约定俗成惯例。
晚年的郑洞国将军
值得一提的是，投诚后受到东野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接见时的郑洞国，曾明确向我方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不将自己投诚消息广播、登报；二是自己不参加公开宴会，只愿意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说他心存执念也好，说他低调务实也好，郑洞国总归是同昔日阵营完成了彻底切割分裂，自此走向了一个新生的人民当家作主时代。
来源：漫步者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