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紫口述历史——从学先贤，仁心可追

摘要：刘郁周，1897年出生，1982年去世。湖北省武汉市人，主任医师。1918 年毕业于汉口法文学堂，1931年入南京国医内科讲习所，拜名医陈逊斋学习中医内科和针灸，同时入上海恽铁憔医药函授所学习中医内科，入无锡承淡安主办的中国针灸研究社学习针灸。1937年抗日战

【人物简介】

刘郁周，1897年出生，1982年去世。湖北省武汉市人，主任医师。1918 年毕业于汉口法文学堂，1931年入南京国医内科讲习所，拜名医陈逊斋学习中医内科和针灸，同时入上海恽铁憔医药函授所学习中医内科，入无锡承淡安主办的中国针灸研究社学习针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居重庆市郊石桥行医。先后任重庆中央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副教育长、教材编审委员、方剂和针灸学讲师、重庆中医高级研究班方剂学讲师，并任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继续行医。全国解放后，195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举行中医甄别考试，刘郁周被推举为评卷成员之一。1955 年担任南京永利宁厂医院特约中医师。1958年8月调入南京市中医院，历任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针灸科主任，兼任江苏省卫生厅西医学习中医班讲师团讲师。

刘郁周研究中医学50余年，擅治内科疑难杂症，精于针灸。曾撰写《经络系统探讨》《小儿麻痹证针治》等论文上百篇，译述有《中国脉学证治》和《中医针灸医学研究》等著作。

武紫：刘郁周儿媳。

公公刘郁周

师从陈逊斋，精于中医针灸

【口述内容】

武紫年轻时照片。

我叫武紫，是刘郁周医生的儿媳妇。我公公刘郁周从南京市中医院退休后，与我们一样都住在公房里，我们一门之隔，生活中我喊他为伯父。

据说我公公的爷爷是私塾老师，而且他学中医。我公公的父亲是在粮行学徒，因为得了肺病早逝。那时，刘郁周才16岁，生活陷入困苦。他发现汉口有一个法文学堂，可以免费读书，就考入汉口法文学堂。由于他特别聪明，四年学业他读了三年就提前毕业了。学校推荐他到铁路上做翻译工作。工作了四五年后，大约在1923年他又到法国人开的银行工作。我年轻时听我公公说过：为了省钱，他读书时就啃烧饼，所以胃一直不好。在银行工作之余，我公公就自学中医。而在这之前，还在天津中华西医学校函授，学了两年的西医。

离开法国人开的银行后，我公公经他同学刘中山介绍，到南京参加了前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招聘，一下子考上了。刘中山也是湖北人，读书好，会跳舞，会唱歌，会打麻将，很聪明。所以，我老是记得刘中山这个名字。

到南京以后，我公公得了伤寒。他找到名医陈逊斋，把病看好了。他就觉得中医好，其实他心里头还有一个想法，学会看中医能够多挣点钱，能够帮助家里赡养母亲。

前坐者为著名中医陈逊斋(医学三字经》作者，陈修园后裔)，后站立者为方药中。

1931年，陈逊斋在南京开设中医公益讲座，我公公有机会向陈逊斋当面问教，继而拜陈逊斋为师，那时我公公已经30多岁了。平时他忙于大使馆工作，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就到陈逊斋家庭医馆那里去读书、听诊，一学就是七年。前四年是到陈逊斋家庭医馆，后三年是到私立国医内科讲习所。他一直很崇拜陈逊斋，认为陈逊斋治学严谨，功底扎实，技术过硬，与陈逊斋有一种十几年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公公勤学苦练，在那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

我公公在南京城南参加了中国针灸研究社的学习。这是针灸大师承淡安早期在无锡创办的一个研究学社，我公公对承淡安先生很尊敬，他们虽然没有谋面，但他们是深交，有六年的书信来往。他们之间来往的书信我都有保留。之后，因为遭到抄家，我家的箱子被敲了，地板也给撬了。当时我还在医院上班，吓得发抖。现在，我手头只保存了一份他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我公公与承淡安是同道。承淡安先生所创立的澄江学派，有不少传人。如邱茂良、杨甲三、程莘农、谢锡亮、陈应龙、陈治平、罗兆琚、曾天治、卢觉愚、赵尔康、肖少卿、杨长森、杨兆民、苏天佑、萧憬我等。

所以我公公他经常参加各种当时各个名家办的学习班，力求取各家之长。我公公深感祖国医学有着无穷的奥妙。1931年，他又参加了上海恽铁樵的医药函授学习，民国24年，即1935年毕业。恽铁樵倡导中医临床必须规范，我公公很敬仰他，觉得恽铁樵中医思想很智慧。有一位叫郑逸文的中医，曾经在《湖南医学院报》上登过一篇文章，说自己受益于恽铁樵先生之门，学长刘郁周。在文章中，郑逸文写到：恽铁樵先生主治的病症很多，首选方剂是葛根芩连汤，加白头翁、秦皮，可治疗急性痢疾；加象贝、橘红、琵琶叶之类，可以治疗急性肠炎、肺炎，广泛利用则可以治疗四时温病，是学长刘郁周的传授打开了自己的思路。这段历史可以作为佐证。

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公公刘郁周随前法国驻华大使馆来到汉口避难，之后又到了重庆。在汉口期间，经陈逊斋先生证明，我公公向当时的汉口市政府申请，并通过考试，于1938年领取了中医资格证书，到重庆领取了行医执照，能够在汉口和重庆独立挂牌行医。1939年，中央国医馆到了重庆，最后落户在广安。当时，张简斋创办的私立南京国医传习所在重庆设立了针灸科，我公公就在针灸科行医。

刘郁周夫人李镜清。

在重庆，我公公在1939年被中国医药教育社聘为编辑委员会委员，而且在重庆创办国医周刊20余期，积极培养中医药人员，宣扬中医学术理论。1941年秋天，他还参与了民国政府卫生署中医研究院与中国医药教育社在重庆创办的中医高级研究班的教学，主讲《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还有生理、病理、解剖、外科、诊断的课程，他对中医教育模式有改进。1943年4月，民国政府卫生署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在重庆市举办中医内科治疗所，治疗所的所长是陈郁。陈郁给我公公刘郁周写了一个题词：“饮池妙悟，济世婆心”。在重庆期间，我公公为中医的生存写了好多文章、为中医的教育编了不少教材。

抗战胜利后，我公公回到南京开私人诊所坐堂行医。1946年，他与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梅大使在马路上相遇，他们是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梅大使盛情邀约我公公回前法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我公公就又回大使馆工作了。同时，还兼职行医。

195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举行中医考试，我公公刘郁周被推选为评委成员之一。1955年南京市卫生局介绍他南京永利宁厂去当特约中医师。1956年8月，我公公由南京市卫生局调到南京市中医院工作，历任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针灸科主任，兼任江苏省卫生厅西学中医班讲师团讲师。

我公公讲规矩，做人也是这个样子。他当科主任，要按号看病，从来不允许不排队。还常向承淡安请教，探讨经络走向、脉穴通道等问题，写成文章在法国发表，尝试用针灸方法治疗小儿麻痹症。

前排为陈郁，后站立者为弟子(左起)陈养吾、杨日超、谭宝均。

我公公刘郁周真正做到医者仁心，他勤奋苦学，能够汲取各家之长，行医救人，教书育人，宣扬中医学术理论不懈余力。比如在“废旧医案”中，我公公积极参加抗议，他把中医的生存与国计民生结合起来。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正是靠着一批有着深厚中医理论基础，又不同程度吸收西医知识的中医，他们中西医融合，著书创刊办社，办校育人普及弘扬中医医学，以西医学术借鉴来沟通发展中医学术，推动中医学技术向前发展，促进中医医学的繁荣发展。我公公主张中医学西医，西医学中医，中西医混合。特别对针灸他非常推崇，他觉得对人体很有好处。对于经络问题，他一直在探索。

我公公对内科、针灸都特别感兴趣，他看国外杂志，看到欧美和日本对中国研究报道，他决定把祖国医学价值介绍到西方去，把西方先进理念引入到中医来。他认为中西医学需要知己知彼，所以只有广泛的学习，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减少病人痛苦，做好国民健康，取各国之长，不存在门户之见，这是我伯父信奉的东西。

我公公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读书，不多言多语。我家从来不来外人，他也不跟外人接触，甚至连广播他都不听的。我有一个收音机，是我父亲送我的陪嫁，我喜欢听音乐。我开玩笑说你不听我听。但他喜欢订报纸、看报纸，他说学者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就是因为看报纸。报纸订了以后也不给别人，房间堆起来能堆好多，他留着查资料，这是他的习惯。

大概是1972年还是1973年，因为我爱人在北京工作，我在上班，我公公一个人在家，来的人把我公公的退休证朝我们家门里一丢。我从医院回来，看到我公公在哭，退休证拿在手上，那个时候他70多岁。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他哭着说不能上班了，每天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南京牌香烟发呆。

即使退休后，我公公每天还坚持阅读中医药书、各种报纸杂志，书写心得体会。这点我女儿也知道，因为，我公公经常让她们去帮忙买水、买笔、倒烟灰，还会给她们一点小奖励。按理说，我公公因为在前法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完全有机会到法国定居，但他一生爱国，爱中医中药。比如说，当时医院要他买国债，整个医院才卖几万，叫他买一万，他就买，买完没钱花。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公房要缴房租，没有厕所，没有地方洗澡。我老婆婆没有公费医疗，生病住院都是自费，住院时死在医院。

我公公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我进了他家门，一辈子没有看见他吃过饭，也不吃蔬菜。他就喝牛奶、吃鸡蛋，还有包子、烧饼这些。计划经济时代，我就想方设法找人买牛奶。

武紫全家福。右后站立者为武紫，左后站立者为武紫妹妹。

【历史现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德国医学代表团访问南京，时任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的刘郁周，为让到访的客人直观地看到中国针灸的神奇医术，就在自己身上扎针。

武紫介绍说：我公公一直钟情于针灸医术，曾参加承淡安创办的中国针灸研究学社学习。他最早把前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神经科学与中国针灸相结合，撰写论文在国际上发表。

2021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民国医家论针灸》，书中收录了刘郁周当年撰写的《中国针灸在欧洲》一文。

师从谢昌仁

辨证、辨病、辨人、辨季节

【人物简介】

武紫，1939年出生，南京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市名中医。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 40 余年，重视杂病的研治，擅长诊治内科疑难重症。早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主攻脾胃病肝胆病的诊治，注重调升降或调脾胃，遵循刚柔兼顾的原则，深受病人的信赖。近20 年来又致力于呼吸、心脑血管病和老年病的诊治，对老年病如中老年咳嗽、消化不良、慢性腹泻、便秘等，治则高度灵活，丝丝入扣，收效颇大。撰写学术论文 30 余篇，部分论文被世界名医文献库收集，曾获美国中华医学会颁发的国际荣誉证书。

【口述内容】

武紫父母。

南京刚解放的时候，缺少中医。南京市政府招录年轻医生，以解决中医断代问题。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到南京市中医院从事一些书写工作。

我还记得，小儿科陈主任、妇科马主任、内科谢主任、痔科丁主任、以及濮青宇、傅宗翰、汪六皆都是名医，他们来开会，我要做好准备工作，做会议记录。

1956年，南京市政府举办隆重的拜师仪式，我参加了。那时女中医很少，加上我妹妹考入当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我和我妹妹被大家称为“姐妹花”，《南京日报》做过报道。我们南京市中医院有一座飞虹桥，旁边有一个大礼堂，拜师仪式就在大礼堂里举行。

我老师是谢昌仁主任，住在南京一枝园，那边有一座小洋房。他父亲开中药店，他是跟他父亲学的中医。那时候我还年轻，曾经骑自行车到他家拜访。谢老师态度和善、性格开朗，爱岗敬业。他的医学功底很深厚，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善于治理神经病、热病、疑难杂症、中风、肝胆病，对脾胃病、消化病，特别病症确切，而且他选择药物特别轻灵。什么叫做轻灵?又轻又巧，临床效果比较好，他平常也平易近人，对待病人一视同仁，很多人都慕名来求医。

谢老师重视中医讲的四诊八纲，什么是四诊八纲?望闻问切叫做四诊。什么叫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叫八纲。这是祖国医学的精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对于中医传统师承领悟更深。我的领悟是四辨，辨证、辨病、辨人、辨季节。

当时，南京市医院成立一个干部病房，我是第一任科主任，从此多涉及老年病的医治和研究。干部病房里的许多病人都认识我、信任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从来都是站着，拿着病历与病人交流，查体、心肺、肝脾、验血、化验、X光、胸透等检查，我都要一一交代清楚。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24小时服务一定要到位，比如病历要写好，不写好不能离开病房。如果是住院医生，必须要把病人的现病史、既往史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收5个、10个病人都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经常是饭都不吃，按时把病历写完才能回家。

工作中最难的就是病人病情最重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病人喘的时候，到底是左心衰还是右心衰，中医不讲左心衰、右心衰，只看他喘，什么地方喘?是呼吸道喘还是心脏问题喘?要分清楚。最难的地方，到底用中医好还是西医好这也是很关键的。

左起：武紫、谢昌仁、丁泽民、叶浓华(曾任香港中医医学会会长)

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能够独立看诊的医生起码需要5年时间。四季病人都要看的，不能只会看冬天的病人，比如说咳嗽、气管炎，那是肺部问题。那么还有心脏问题，心功能病人，还有消化病人，还有肝胆病人，还有肠道病人拉肚子，不同四季的病人你都要会看。好比打乒乓球，最起码头三板要刷过去，刷不过去你不要当医生，这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这样讲的。

我不但学中医内科，还要学习其他科，包括针灸，我都学过，参与过。我的朋友很多是西医，我也向他们学习。礼拜天我从来没有休息过，都要去看病人。这是规矩，我是一直这样做的。

做医生不容易的，做个好医生更不容易。医生要以看病为主，把病人看好了那就行了。不能把自己能够看好的病人推到其他科去。即使自己看不好，也要跟家属交代清楚到哪去求治。

面对中风、肝病、消化系统等方面的疾病，我的经验是：比如说中风，首先要了解他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把高血压控制好。我在急诊室待过的，救护车一响我就睡不着了。有的病人给送过来，我把他腿抬抬，感觉不像中风，才知道他是吃药引起的倒地，病人不知道自己。还有低血糖的，我把糖水一挂病人脑子清醒，糖尿病引起的倒地，所以，对中风要有鉴别能力。还有的病人，走路上突然抱着树，倒地。也要先测血压，要分清楚是血压高引起倒地，还是发烧引起的倒地，一点不能含糊。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市中医院尚未开通急诊，后来说试试。中医要不要上急诊?我打报告要参与。我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如果不学习我就提高不了，我要帮助病人解决问题。到急诊室后，冬天的晚上都不能睡觉，有一个烧木头屑子的炉子，能够暖一暖。我们就坐在那等，等救护车。那时候中西医混在一起，但整个市中医院，西医少，以中医为主。

急性肝炎相对好治，测肝功能、转氨酶高不高，查了以后就会知道是急性的还是黄疸性的。如果是慢性的，那就是乙型肝炎。在病房不收的情况下，肝炎病人就在门诊治疗。我们那时候规定一个人坐3个月的门诊，专门看肝病。我上门诊的3个月，早上开始戴着口罩工作，从早到晚，不多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