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远东情报局，是和以牛兰为代表的远东劳动组 织差不多同时，是30年代初在上海建立的。情报局的主要负责人 先是佐尔格，佐尔格调往日本之后，主要接替他的是华尔敦(立陶 宛人，又名劳伦斯，也就是所谓怪西人)。

“怪西人”事件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所谓“怪西人”事件。

所谓“怪西 人”,指的是一个被国民党军统以国际间谍罪而逮捕了的外国人， 因为这个人被捕后拒绝回答一切询问，连姓名也不讲，所以报上都 把他叫作“怪西人”。

那么这件事为什么会牵涉到我呢?

这得从办 过《文艺新闻》的袁殊说起；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 工作，这是我知道的，他还一再要我给他保守秘密，也有相当长的 时期，我们之间没有来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忽然约我见面，说 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 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

按 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 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 系，不能给他转信。

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 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

当时白色 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 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

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特 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 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

想不到 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 了国际情报局。

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 不再过问了。

国际远东情报局，是和以牛兰为代表的远东劳动组 织差不多同时，是30年代初在上海建立的。情报局的主要负责人 先是佐尔格，佐尔格调往日本之后，主要接替他的是华尔敦(立陶 宛人，又名劳伦斯，也就是所谓怪西人)。

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 搜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 派和德、日、意之间有关的动态，中国党支援他们一部分骨干，佐尔 格和华尔敦也通过中方负责人刘进中、萧炳实等，发展了一些工作 人员。

这一年5月，这个组织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 变，并招供出了他和华尔敦的联系地点，于是华尔敦和与这个组织 有关的几个人被捕，袁殊也在其内。

这一案件涉及到苏联，所以国 民党军统特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上海《申报》报导“怪西人” 事件是在7月底或8月，这时候案情已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袁殊 被捕的事，起初连蔡叔厚也不知道。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 已从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 我的信，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 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 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 民党市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就下车到良友图书公 司和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

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 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代 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

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可能袁殊出了问题，果 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这时她正在 拍《自由神》这部电影，所以她一“失踪”,不仅电通公司，连整个电 影界都知道了，国民党的小报也登了“自由神不自由”的新闻。

我 立即去找蔡叔厚，蔡告诉我所谓“怪西人”案的大致轮廓，他说，他是和华尔敦直接单线联系的，而叛徒陆海防知道的只是湖北、江西 一带的组织，所以只要华尔敦什么话也不回答，他是不会有危险 的。

他还说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被捕就是一个例子，所以 当务之急是救援袁殊，可是有什么办法才能救他，一时也想不出办 法。

临别，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紧紧地握手，我告诉他，这次不像 二月间的那次破坏，我这个和情报局无关的人，却因为替袁殊转了 一封信，倒成了军统追捕的目标了，我决定隐蔽一个时期，希望他 也不要大意，还都暂时避开一下为好。他点了点头，沉默地望着我 离去。

就在第二天晚上，当我正在收拾衣物的时候，蔡叔厚忽然又来 找我了，他把一张天津出版的报纸递给我，指着一条新闻对我说： “你看看，我想出一个救袁殊的办法了。”

这条新闻的内容是日本驻 天津总领事向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名被捕的 “亲日分子”,结果是国民党不仅释放了这个人，而且还道了歉。

我 看了这条消息思想还转不过来的时候，叔厚说，袁殊认识许多日本 人，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是他的好友，在日本人眼中，袁 殊无疑是亲日派，所以只要日本方面知道袁殊被军统逮捕，他们一 定会出来讲话的。国民党就是怕日本，日本人出面讲了话，军统再 厉害，也就不敢再从袁殊这根线上进一步追查了。

我说，那么有什 么办法让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呢，他说这容易，我有办法。他非常高 兴地说，你当然还得隐蔽一下，但我估计袁殊的事，不会再扩大了。

我夸了他的机智勇敢，又再一次要他暂时避一下风头，他很有把握 地说，那个外国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决不会让敌人知道一点 秘密的，当然，我也决定很快去南京找汤恩伯，这个“常败将军”是 会“保护”我的。我们约好了今后通电话的暗号，直到午夜他才离 去。

我在第二天就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找到了一家白俄女人开的公寓，这是一座古老的西式二层楼房，一共只有四间客房，可以包 伙食，但除住着一个老洋人外，其他都空着，房租相当贵，可是比较 安静和安全。我在这个地方约住了三个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写 了我的一个多幕剧《赛金花》。

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 《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日日新闻》同时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蓝 衣社绑架的消息，并用威胁的口吻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 对策。”

这是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 民党政府提出要在华北建立伪政权的时候，所以这一消息一发表， 蒋政府就怕得要命，立即命令军统特务把袁殊送到武汉去“归案”, 不再在上海追查了。

蔡叔厚到南京去找了汤恩伯，回来后打电话 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由于华尔敦的拒绝回答询问，国民党方面对蔡 这一条线一无所知，所以他已经渡过了难关；第二是尽管袁殊已送 到武汉，但国民党特务可能还在追查与我有关的线索，要我作较长 时期的隐蔽。

我当即请他转告孙师毅，要他利用电影界有关人士 代我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者说去了北平等等，借 此分散特务的注意(后来《赛金花》发表后，我在报刊上写的文章中 也说我于1935年夏季到了北平，这也是一种遮眼法)。

所谓“怪西 人”案，军统本来想彻底扑灭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武汉等 地的组织，但是除了陆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萧炳 实、蔡咏裳、刘思慕等都安全脱险，王莹被捕后大约关了两个礼拜， 因为一则她根本与情报局无关，又查不到任何证据，加上无缘无故 地抓了一个“电影明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也就将她悄悄地 释放了。

当我躲在白俄公寓里写剧本的时候，7月间，日本华北驻军司 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使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签订了所 谓“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

接着，日本军阀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搞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样，不仅华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 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如前所说，国民党破坏了上海中央 局和江苏省委，但是党在白区的基层组织，依旧健在，不仅没有被 扑灭或打散，相反地由于华北危机的加深，抗日浪潮的迅猛高涨， 所以在上海也和平津一样，很快地组成了比以前更为广泛而有力 的群众运动。

单从文化界来说，这一年的2月19日大破坏之后， 革命文化运动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有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最突出 的是“剧联”和音乐小组领导的救亡歌曲运动。

这个运动的参加者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地局限于革命文艺工作者，而已经是包括工人、 学生、店员、银行、海关、邮局职员，乃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 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队伍了。

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形势迫使 狭隘的左翼团体，真的变成了包括各爱国救亡组织的群众性的大 联合，不少人写回忆文章谈到1935年的三次大破坏之后，往往片 面强调了当时革命文化运动所遭受的困难，而较少谈到党领导的 革命文化运动抗着困难参与了各阶层的爱国救亡活动，而在白区 掀起了一场空前壮大的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敌”的民众 运动的高潮。

应该说，从1935年2月19日大破坏到同年七八月， 也就是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上海各阶层群众已经为即 将到来的救亡抗日高潮准备了条件。

“文委”所属的各联和小组都 在这一段时期内，单独作战，推动了“文委”工作方法的改变，自觉 或不自觉地实行了一条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

具体的事例是很多 的，我们不仅组织和领导了上万人的救亡歌咏运动，不仅依旧掌握 着电影制作和影评的领导，而且还通过“社联”及其外围，建立了可 靠的出版发行机构，“读书生活”、“新知”两家书店是“社联”盟员直 接领导的，“生活书店”是通过邹韬奋、由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支持 的，有了“公开合法”的书店，就可以有计划地出版书刊，

从1935年到1936年，左派掌握的杂志就有十种以上，单讲邹韬奋主持的生 活书店，就出了《世界知识》(胡愈之主编)、《文学》(茅盾、傅东华主 编)、《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和《光明》(洪深、沙汀、沈起予主 编),更不同于从前的一点，是这些杂志不再是县花一现，出两三期 就被禁，也不像从前一样每期印两千册，而是长期出下去，而且每 期可以行销上万份了。

我在卡德路小公寓里度过了一个黄梅时节，过了7月，也就是 “何梅协定”的消息一发表，给上海的救亡运动点了一把火，我就再 也耽不下去了。

我和蔡叔厚、孙师毅保持着电话联系，知道了文化 界的一些情况，大概在8月初，一个炎热的晚上，我到西爱咸斯路 去找了周扬，主要是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和上级领导接上关系。

周 扬和我说，董牧师(董维键，他以基督教牧师为掩护)不久前找过他 一次，正在准备重新组织江苏省委，但是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所 以董也无法和中央取得联系。

我简单地谈了“怪西人”事件，周扬 对于我能安全度过难关，表示高兴，并希望我能早日出来恢复工 作。

当时，我的确也有一点矛盾，因为从1929年参加筹备“左联” 的时候起，我一直在文化文艺界做跑腿工作，翻译是为了糊口，杂 志编辑要我写点文章，也不过是为了应景，或者匆匆忙忙写了，发 表了，自己也不再过目(如报告文学《劳勃生路》)。

有人说我“空头 文学家”,也很想发愤一下，写一点东西，但是自从参加了明星公司 之后，搞组织工作，写影评，实在没有静下来写作的时间。

“怪西 人”事件对我当然是一场“飞来横祸”,但这件事却意外地给了我几 个月的闭门索居，可以安安静静地伏案写作的时间，但是这种矛盾 是不难解决的，当孙师毅告诉我危险期已经过去的时候，我就把 《赛金花》初稿再修改了一遍，就在8月下旬回到家里。

在这之前， 我还在8月16日悄悄地参加了聂耳的追悼会。聂耳在日本不幸 去世的消息，我是在报上看到的，对这位杰出的天才作曲家的逝世，我十分悲痛，因为他入党那一天，组织上要我作为监誓人去参 加，田汉被捕后，他还向我“抢任务”,我把《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 任务交给了他，想不到他一去就不回来了。那次追悼会开得很隆 重，蔡楚生致悼词时泣不成声。

但是就在这时也发生了一场惊险。 我是在开会后才偷偷地入场的，也没有和熟人打招呼，可是，当蔡 楚生致悼词的时候，有人扯了一下我的衣服，一看，原来是王尘无， 他低声对我说：“快走”,他又指了一下我前两排坐着的一个穿黑长 袍的大汉，我才知道，工部局的包打听正在“盯人”。

当我结束了三个月的宁静生活，恢复工作的时候，我感受到 首先要做的事是了解文化界各领域的情况，我召开了一次电影小 组的会议，但能参加的只有凌鹤、司徒慧敏和我三人。

钱杏邮的 父亲和妻子都在2月19日那天晚上被捕，他通过泰东书局的赵 南公和几个安徽同乡，好容易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回安徽老家， 这时还在隐蔽之中。

王尘无前一天忽然咯血，不能参加。因此我 临时约了郑伯奇、孙师毅参加，算是扩大了的小组会。

从大家汇 报的情况来看，革命力量在电影界还相当巩固，电通公司在困难 中屹立着，《桃李劫》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特别是这部影片 的主题歌《毕业歌》,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在电台广播之后， 立即成了风靡一时的救亡歌曲。

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影评小组虽 则失去了《晨报》“每日电影”的阵地，但《民报》的“影谭” (鲁思主编)异军突起，对反动电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这也说 明1935年2月大破坏，杜国庠、田汉、阳翰笙、许涤新被捕， 我和钱杏邮暂时隐蔽之后，革命电影不仅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 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

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等参加了电通公 司，影评队伍也日益扩大，宋之的、陈鲤庭、于伶、欧阳山、袁 文殊、柯灵、吴天……都写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文章。

电影小组 的扩大加强了我们的信心。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