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的北京城里，36岁的柳青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个陕西汉子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报》，写出的《种谷记》《铜墙铁壁》在文学圈里备受好评，还作为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去苏联访问交流。那时候的柳青，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要名气有名气，要地位有地位，搁谁看都是前
1952年的北京城里，36岁的柳青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个陕西汉子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报》，写出的《种谷记》《铜墙铁壁》在文学圈里备受好评，还作为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去苏联访问交流。那时候的柳青，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要名气有名气，要地位有地位，搁谁看都是前途无量。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柳青做了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主动申请离开北京，要去陕西农村扎根。这可不是下去体验生活那么简单，他是铁了心要长期住在乡下。后来他真就在长安县皇甫村安了家，一住就是整整14年。
那会儿的北京，可是全国文化人挤破头都想待的地方。能在这儿站稳脚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可柳青偏偏反其道而行，放着现成的功名不要，非要跑到黄土高坡上去吃苦。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怪，可柳青心里明白，要想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光在城里闭门造车可不行。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柳青敏锐地察觉到，这片土地上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能体会到的。他常说："写农民就得先当农民。"这不是什么漂亮话，而是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南。当时不少作家也下乡采风，但多是走马观花，住个十天半月就回城。柳青不一样，他是铁了心要扎下根来。
刚到皇甫村那会儿，柳青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住在村头一间土坯房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村里人起初都当他是来镀金的"干部"，说话都带着三分客气。柳青也不着急，每天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锄草、施肥、收割，样样都干。慢慢地，手上的茧子厚了，皮肤晒黑了，说话也带上了地道的关中腔调，村里人才真正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那几年，柳青几乎没发表什么作品。文坛上开始有人议论，说他"江郎才尽"，还有人说他"放着好好的作家不当，非要当农民"。连一些老朋友都不理解，写信劝他回北京。柳青把这些信都收起来，继续埋头在田间地头。他后来回忆说："那几年不是写不出来，而是不敢轻易下笔。农村的变化太深刻了，我得把每一道皱纹都看清楚。"
1956年对柳青来说是最难熬的一年。《创业史》的创作陷入瓶颈，他常常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有时候半夜爬起来写，写到天亮又全部撕掉。村里人都说"柳书记魔怔了"，其实他是跟自己较劲，非得把最真实的生活写出来不可。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创业史》终于在《延河》杂志上连载时，立即引起了轰动。读者们发现，这部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每段对话都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有个老编辑看完后感叹："这不是写出来的小说，是熬出来的心血。"1960年单行本出版后，更是一时洛阳纸贵。评论家们不吝赞美之词，但柳青最看重的还是老乡们的评价。当村里人拿着书说"这就是咱们村的事"时，他才觉得这几年的苦没白吃。
写作的日子是清苦的。柳青的作息跟庄稼汉一模一样：天不亮就披衣起身，踩着露水去河边溜达。晨雾里常能看见他蹲在地头，看社员们犁地播种，有时还搭把手。上午十点回来吃早饭——就是一碗苞谷糁就咸菜，然后就把自己关在那间漏风的厢房里写作。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伏案的背影上，能看见哈出的白气在冷屋里凝成霜。
下午是柳青最忙的时候。他那个小院就像村里的议事厅，生产队长来说庄稼长势，妇女主任来讲婆媳纠纷，连娃娃们放学都爱往这儿跑，就为听他讲古经。有时候谈得兴起，柳青会掏出小本子飞快地记上几笔。村支书刘远峰说："柳书记记性可好了，谁家几口人、几亩地、养的啥牲口，他都门儿清。"
1955年那个飘着雪花的春节，柳青特意起了个大早，把皇甫村的王家斌和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请到中宫寺那间简陋的屋子里。火盆里的炭火烧得正旺，桌上摆着从县城买来的糖果点子和刚出锅的饺子。柳青搓着手说："今儿个咱们就敞开了聊，你们说，我听，把记得的事都倒出来。"
王家斌这个庄稼汉，柳青早就注意上了。第一次见面时，这个皮肤黝黑的关中汉子蹲在田埂上抽烟，见着上面来的干部也不慌不忙，说话一板一眼，句句都在点子上。那天从早到晚，三个人围着火盆说了整整一天。王家斌讲互助组里那些事，怎么说服组员，怎么解决矛盾，连谁家婆娘闹别扭这样的细节都说得活灵活现。柳青听得入神，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
"梁生宝买稻种"这段故事，在当年不知打动了多少读者。那个春雨绵绵的傍晚，梁生宝顶着麻袋走进饭铺的样子，活脱脱就是关中平原上一个普通庄稼汉的模样。他舍不得花两毛钱住店，就在火车站水泥地上铺开被窝；舍不得下馆子吃饭，就着免费面汤啃冷馍。可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他买起稻种来却毫不含糊。这个细节抓得太准了，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庄稼汉对自己抠门，但对地里的营生从来不含糊。
有意思的是，梁生宝这个主人公直到第五章才正式登场。前四章写的都是蛤蟆滩上的各色人物：梁三老汉蹲在墙根晒太阳发牢骚，郭世富打着算盘算计收成，徐改霞在纺车前想着心事。这些看似散乱的日常生活，其实都在为梁生宝的出场做铺垫。村里人茶余饭后聊的都是"生宝那娃又折腾啥呢"，这种写法就像织网一样，把读者慢慢带进蛤蟆滩的生活圈子里去。
梁三老汉一开口就是"我老汉活了大半辈子"，那股子倔劲儿隔着纸页都能闻到；郭世富拨算盘珠子时的眼神，活脱脱是个精明的中农形象；徐改霞纺线时的心思，把农村姑娘的苦闷写得入木三分。这些人物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庄稼人，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折射的正是那个特殊年代农村的真实面貌。
路遥说得对，柳青写得太真了。真到什么程度？真到读者能闻到麦秸垛的霉味，能听见牛铃铛在田埂上叮当作响。这种真实不是靠采访能得来的，是柳青自己在皇甫村当了十四年农民，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熬出来的。
小说里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故事，其实都暗含着大时代的转折。梁生宝领着大伙进山割竹子那段，写得特别有味道。白天干活时，这个年轻的庄稼汉总是抢最重的活干；晚上守夜，他裹着破棉袄蹲在火堆旁，盘算着怎么把互助组搞得更好。这些细节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柳青跟着王家斌的互助组进过山，亲眼见过这样的场景。他说过："写农村，就得像种地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刨。"
灯塔社成立那天的描写特别传神。梁生宝站在打谷场上，手里攥着那张盖着红印章的批文，嗓子眼直发紧。台下社员们的表情也各不相同：有咧嘴笑的，有抹眼泪的，还有蹲在墙角闷头抽烟的。这些细节把合作化初期农民的复杂心态，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柳青写这段时，特意跑到县档案馆查了当年成立第一个合作社的原始记录。
《创业史》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国家大事化成了家长里短。合作社不是抽象的政策，而是梁生宝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社会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是庄稼汉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柳青写梁生宝在区上开会那段特别有意思：这个庄稼汉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领导讲话，心里却惦记着地里的稻子。这种真实的矛盾心理，让英雄人物也有了烟火气。
小说结尾处那个丰收的场景写得特别动人。金黄的稻浪翻滚，打谷场上欢声笑语，连一向反对合作社的梁三老汉都偷偷抹眼泪。这个画面不是柳青凭空想象的，而是1953年皇甫村真实发生过的场景。那天柳青跟着社员们一起挥镰刀，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休息。他说："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写出庄稼人真正的喜悦。"
《创业史》出版后，柳青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把一万六千多元稿费一分不留地捐给了王曲公社。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笔钱能盖好几间大瓦房。可柳青说："农民打下的粮食都交给国家，我写书的钱也该交给公社。"这话说得实在，就像他笔下那些庄稼汉一样朴实。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建了卫生院，老乡们都说："这是柳书记给咱挣来的。"
多年以后，病床之上，柳青发出了最后的疑问：要是按照《创业史》的设想继续发展，中国农村会走向何处？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