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支书姓王，叫什么名字村里人都忘了，就知道他曾当了三十多年支书。退休那年，他已经六十五岁，脸上皱纹纵横，像道道山沟。

屋檐滴答的水声吵醒了我。窗外，黑云压得很低，沉甸甸的。

下雨了。我摸出手机，屏幕亮起来：凌晨四点零七分。

“嗒嗒嗒”——门外传来那熟悉的拐杖声。

每天这个时候，老支书准时出发。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我套上雨衣，轻手轻脚地跟了出去。

老支书姓王，叫什么名字村里人都忘了，就知道他曾当了三十多年支书。退休那年，他已经六十五岁，脸上皱纹纵横，像道道山沟。

那时我刚从县城中学毕业，考了个不咋地的大专。暑假在家无所事事，村里人见了就摇头：“你看老支书家那孙子，考清华多光彩！”

我躲在家里没脸出门，却听说老支书退休后天天推着三轮车捡垃圾，满村转悠。我爹骂骂咧咧：“王老头攒了大半辈子公家钱，装什么清高！”

妈在一旁劝：“好好说话，人家儿子是省教育厅的，孙子清华毕业，不差那俩破钱。”

我趴在窗户上看，老支书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慢吞吞地从垃圾堆里捡塑料瓶。一辆宝马停在村口，那是他儿子王教授回来了，喊了半天他才抬头，笑得满脸褶子。

村里的狗都不叫他，跟着后面一起找食。

第一次接触老支书，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工作，躲在家啃老。他推着三轮车经过，突然问：“娃，想不想跟我学点东西？”

老支书指着三轮车：“看到没，分类！”

车上整整齐齐摆着几个大编织袋，红色写着”塑料”，蓝色写着”纸类”，还有”金属”、“玻璃”。上面全是从垃圾里捡出来的宝贝。

“你捡这个干啥？”我挠挠头。

他笑而不答，只说：“跟我来。”

老支书家是全村最破的土房。院子里却堆满了整理好的可回收物。最里面一间小屋上着锁，他从不让人进。

他从怀里掏出个发黄的小本子，密密麻麻记着数字和日期。

“去年，塑料卖了8230元，废纸4560元，金属12340元，玻璃…”

“这么多钱！”我瞪大眼。

他摆摆手，示意我别打岔。小本子翻到后面，记着一长串支出：“梅花小学屋顶维修，5000元…石桥小学添置课桌，8000元…”

我没听说过这两所学校，问了才知道，那是山那边两个偏远村庄的小学，地方小得连名字都上不了镇里的地图。

“那边的娃娃没书读，我去了看看，心里难受。”老支书咳嗽两声，“捡垃圾的钱，够他们用就行。”

“那您儿子不是挺有钱的吗？”

他皱起眉头：“各人有各人的事，我能做的就做点。”

那一瞬间，我好像看见他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很快消失了。

从那天起，我成了老支书的”学徒”。

早上四点出门，九点回来，下午两点再出发，六点收工。第一天我手都磨出了血泡，他递给我一双旧手套，上面还绣着”光荣退休”四个字。

“这是…”

“镇上发的，”他笑，“上面的字是我儿媳妇绣的，嫌丑不准说。”

手套大了一圈，我攥紧了继续干。

村里人看见我跟着老支书捡垃圾，笑声不断。我同学买了辆摩托从我面前呼啸而过，扬起一路尘土：“哎哟，大学生跟着捡破烂啦？”

我憋着一股气，晚上回家跟妈说不干了。妈正在剥蒜，头也不抬：“不干就别干，丢人现眼。”

第二天，我又跟着老支书出门了。

不为别的，就是想知道这个固执的老头，到底要捡多少垃圾，才能让山那边的孩子都有书读。

老支书的三轮车轮子坏了，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像是在呻吟。他从不修，说那是最好的报警器，防止别人偷他的”宝贝”。

我们走过村西头的小溪，那儿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现在溪水发黑，飘着白色塑料袋和方便面盒子。

“以前这里能看见小鱼。”老支书叹了口气。

他蹲下身，用竹竿一件件捞起垃圾，仔细分类。有个啤酒瓶上全是淤泥，他掏出随身带的旧毛巾擦干净才放进袋子。

“脏了卖不上价。”他认真地解释。

远处，几个放学的小孩跑过来，嘻嘻哈哈地喊：“捡破烂的来啦！”

他们用小石子扔我们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响。老支书连头都没抬，继续干自己的活。

我忍不住追过去想教训他们，老支书叫住我：“别，娃娃不懂事。”

晚上他给我看账本，去年冬天给石桥小学几个没钱交取暖费的孩子垫付了学费。其中就有刚才扔石子的一个。

我问：“他们不知道是您帮的？”

老支书摇头：“钱都是托村主任给的，没提我的名字。”

他合上账本，咧嘴笑了：“做好事，不留名。”

那笑容里有东西刺得我眼睛发酸。

夏天到了，村里的垃圾越来越多。

镇上扶贫队来检查，发现垃圾乱堆现象减少，表扬了村干部。村主任拍着胸脯保证：“我们村垃圾分类做得好，都是政策好啊！”

那天午饭，我和老支书坐在村口大树下，吃他带的咸菜馒头。他的水壶是个旧暖壶，外面的塑料皮都裂了，用胶带缠着。

村主任和扶贫队走过，看见我们，只是点点头。老支书像没看见一样，专心嚼着他那硬邦邦的馒头。

“他们知道咱们在做垃圾分类吗？”我忍不住问。

“知道啊，”他嚼着馒头，口齿不清，“不重要。”

这时候，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怯生生地递给老支书一个纸包：“王爷爷，我奶奶让我给您送点凉粉来。”

老支书眼睛一亮：“是李家的丫头吧？你妈身体好些了吗？”

小女孩点点头。我认出来了，她妈是村里的单亲妈妈，去年得了重病，是老支书偷偷资助了医药费。

老支书分了一半凉粉给我，又从口袋掏出两颗水果糖给小女孩：“好好学习，有出息。”

小女孩开心地跑了，他望着她的背影，眼里闪着光。

“值得。”他突然说。

我不明白：“什么值得？”

他没回答，站起身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走，下午还有活儿呢。”

就这样，我跟着老支书干了一年。

我学会了分辨各种可回收物，知道哪天去哪个村收获最多，也知道了老支书的小账本上，除了两所小学，还有七个因病返贫的家庭，十二个孤寡老人，和五个考上大学但交不起学费的孩子。

每一笔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晚上，我问他：“您干这个十五年了，从来不对外人说，为什么？”

老支书正在修那个破旧的三轮车，起身时不小心碰倒了工具箱。一把锈迹斑斑的奖章掉出来，上面写着”模范共产党员”。

他迅速捡起来，塞回箱子，好像那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年轻时候做支书，没少受表扬，”他摸着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可那会儿忙着开会、评比，没真正帮到需要的人。”

他抬头看着门外，眼神飘远：“退休那年去山里检查，看见那两所小学破得几乎要塌，娃娃们还在里面上课。当时就想，这辈子没干成的事，下辈子补上。”

我突然想起我爹说的那句”攒了公家钱”，忍不住问：“您是不是…以前有什么遗憾？”

老支书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当年修村路，我没把好关，偷工减料…塌了，压死了两个娃娃。”

他的手抖得厉害，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个七岁，一个九岁，跟我孙子差不多大…”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

他继续修他的三轮车，仿佛刚才什么都没说过。修完后，他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明天早点来，咱们去新村，听说那边建筑垃圾多，能捡不少钢筋。”

秋天时，我接到了一所普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我要离开村子继续读书。

老支书听说后，主动给我包了个大红包。我打开一看，整整两万块。

“我不能要，”我赶紧推回去，“这是您救济款啊！”

他坚持塞给我：“你小子跟了我一年多，账本我都教会你了。这笔钱是单独记的，你看。”

他翻开账本最后一页，那里写着：“徒弟学费，20000元。”

我眼眶湿了：“您…”

“别磨叽，”他打断我，“去了好好学环保专业，学好了回来教我。”

临走那天，我偷偷跑去镇政府，找到了镇长。镇长是个四十出头的年轻人，听我讲完老支书的事，很久没说话。

“他从来没向镇里申请过任何补助，”镇长深吸一口气，“我们还以为他儿子资助那两所学校呢。”

两个月后，我在大学收到消息：镇长带队去了老支书家，查看了他十五年来的账本。所有数据一笔笔核对，发现这个倔老头一共捐出去超过五十万元，全是靠捡垃圾一分一厘攒下来的。

镇长当场红了眼眶，宣布由政府出资，给两所偏远小学重建校舍，并以”王老支书奖学金”的名义，每年资助那里的贫困学生。

老支书第一次上了新闻，记者问他为什么捡垃圾十五年无人知晓，他摸着后脑勺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有啥好说的？”

三年后，我环保专业毕业，回到了村里。

老支书已经八十多岁，耳朵有点聋，但还是每天推着三轮车出门。只不过现在，跟在他身后的不只是我一个，还有十几个大学生和中学生，人人戴着”环保志愿者”的袖标。

小溪清澈了，村口的垃圾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整齐的分类垃圾桶。

老支书的破房子还是那么破，但院子扩大了一倍，成了村里的”垃圾分类示范基地”。墙上挂着他拿过的所有奖状和锦旗，唯独少了那枚”模范共产党员”奖章。

我问他：“那枚奖章哪去了？”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埋在新校舍地基下了，图个念想。”

新修的梅花小学和石桥小学教学楼宽敞明亮，每个教室都有电脑和投影仪。校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没有领导讲话，只刻着八个大字：

“一粒尘埃重如山”

今天早上四点零七分，我又听见了那熟悉的拐杖声。

窗外雨下得正大，我披上雨衣跟了出去。老支书走得慢了，但背还是挺得笔直。

他看见我，咧嘴笑了：“你小子，还不睡觉？”

我们一起推着三轮车，走过村口的大喇叭。喇叭里播着昨天的新闻：县里决定推广”王老支书垃圾分类模式”，建立专项基金帮助贫困学生。

老支书的耳朵越来越聋，也许没听见。他只是专注地看着路边的塑料瓶，弯腰去捡。

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他佝偻的背后站着两个小小的身影——一个七岁，一个九岁。

他们在雨中对我笑。

来源：上学的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