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掉圆柏，人们就不再过敏了吗？

摘要：一棵树的寿命，可能是人的几十上百倍；它的体量，也远远大于人类，面对这样一种生命，无论是选择种植，还是决定治理，或者移除，人类都应该怀抱足够的敬畏与审慎之心。

一棵树的寿命，可能是人的几十上百倍；它的体量，也远远大于人类，面对这样一种生命，无论是选择种植，还是决定治理，或者移除，人类都应该怀抱足够的敬畏与审慎之心。

花粉围城

过完一个干燥的暖冬，北京3月气温忽高忽低，在一次次过山车般的变化中迎来了春天。

比起人类，植物对温度的感知更为敏锐，比如圆柏——这是一种四季常青的乔木，在北京城区大约种植了700多万棵，它很不起眼，叶子像罗列的小绿棒，四季看起来一个样。每年3月，圆柏雄株会开花，结花粉，但吸引不了人类的观赏，更吸引不了昆虫，只能借助风力把花粉传播给雌株，实现物种的繁衍。

面对起伏不定的天气，圆柏调整了「繁育计划」，花粉不仅比去年早到了一点儿，而且选中了最早暖和起来的三天，几乎一次性集中释放，因此迅速占领整座城市，也钻入人们的眼睛与鼻腔，掀起春季第一轮规模较大的过敏。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每天播报花粉的数据。3月20日这一天，14座监测站纷纷预报，圆柏花粉浓度将达到4到5级，属于「高」和「很高」的级别。此后三天，部分区域花粉浓度甚至超过800粒/千平方毫米。顾有容是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副教授，他用另一种方式向《人物》描述这个数字：成人一次呼吸大约交换500毫升气体，意味着在高浓度区域，「一次呼吸就会吸入数以万计的花粉」。

社交平台上，抽象的数据呈现为更直观的景象。

3月20日，有人在中山公园发现圆柏正在随风散粉，看起来「像树着火冒烟了一样」；景山公园里，有人拍到圆柏花粉几乎从树顶「喷」出，像是狂风卷着细密的沙尘；还有人定位在天坛公园，那里种植了3万多棵柏树，数量在北京所有公园中排名第一，其中有2万多棵在那天集中飞粉，淡黄色的粉末笼罩着祈年殿，游客调侃自己「已经飞升到了天宫」。

很快，这些景象和描述引起了人们对圆柏花粉的焦虑与警觉。有人看到视频，就感到鼻子发痒，连打喷嚏，感叹这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末日」；有人分享自己与圆柏花粉斗争的八年，过敏已经严重到「吃饭吃不出味道，着火也闻不到」的地步；还有人晒出「防护三件套」，只有在KN95口罩、护目镜、过敏药的层层保护下，才敢在这个季节踏出家门。

张卉是天坛公园园林科的一名高级工程师，2007年开始在天坛工作，养护圆柏。她告诉《人物》，早在一个月前，天坛公园宣传科就开始准备科普稿件，做展板，竖立警示牌，一遍遍提示「注意防护」。

但公园之外，到了3月20日，许多地方还是度过了紧张的一天。北京朝阳区甚至有一个消防队出动了——他们接到一所幼儿园的求助，孩子们在操场活动时，几棵圆柏突然大量散粉，老师担心太多孩子会因此过敏，与消防队协调后，高压水枪这次对准的不是火，而是圆柏花粉。

医院更早感应到了这场花粉风暴。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尹佳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今年不像以往，患者数据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突然爆发，涌到医院。急诊科一晚上就来了60多位患者，附近的同仁医院更是一夜接诊了300多位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尹佳记得，3月19日那天，她还在国际部接诊了住在天坛附近的3位过敏患者，「国际部的挂号费比普通门诊高不少，可见患者对求医的急迫程度。」

中国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花粉过敏发病人数有7500万人，因为气候与植被差异，北方花粉过敏比南方严峻，引起人们鼻塞流涕、眼睛红肿、皮肤发痒，甚至导致过敏性哮喘，造成越来越重的医疗负担。

关于圆柏，北京大学教授李迪华两次接受《人物》采访，他是国内较早关注圆柏花粉致敏问题的学者，也是一名哮喘患者：2014年4月初，他搬进北京大学新安排的办公楼，附近种植了密集的圆柏，引起他轻微打喷嚏、流鼻涕；第二年更严重了，流眼泪，喉咙肿，呼吸困难。但因为对花粉过敏的不了解，他忽视了这些症状，没想到持续三年之后，病情发展成了哮喘。

每年3月至4月，李迪华夜里要频繁起来通鼻子，睡不了一个整觉，他说，「没有体验过窒息是什么感受，就无法体会花粉过敏人的痛苦。」

早几年，人们对植物花粉致敏还感到很陌生，李迪华的声音也显得孤立无援，甚至有相关领导、专家给他打电话，提醒他加强个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力，「但事实上，花粉更容易引起免疫力强的群体过敏。」

为了证明城市绿化与过敏的关系，李迪华开始了与之相关的调查与研究，2017年，他发了一条微博，「圆柏，中国城市中最常用的常绿园林树木，将令我今生无处可逃。」如今，这条微博对应着当下的圆柏花粉致敏问题，像是一份预言，也终于获得了更多人的理解。

飘起花粉尘的圆柏雄株图源视觉中国

潜藏的奉献

讨伐圆柏的声浪中，关于它们的疑问也越来越多。「既然致敏，当年为什么还要种？」「换个香樟、桂花不行吗？」

顾有容说，想要在北京种树，其实能选的品种并不多。北京处于季风气候区，相比于湿润温暖的南方，这里春天要对抗风沙、寒流，夏天炎热、多雨，冬天则太冷、太干，和同纬度的欧洲相比，又没有海洋暖流帮忙，植物一年中的生长期只有180天左右，能够适应的树种非常有限。

许多树木在这里活不过一个冬天。比如网友提到的香樟，顾有容记得，首都师范大学校园里曾经种过一棵，「没到11月份直接冻死了」；另外一些植物，好不容易能够忍受北京的寒冷，但忍不了冬天的干燥，当大风把土壤水分吹走，死得特别快；一些植物能够在北京周边山区活得很好，但种到市区也不行，城市夏天比山区热，植物有的夏天被热死，有的受不了城市土壤污染，长势缓慢，慢慢也走向了死亡。

而圆柏，作为北京的乡土树种，非常皮实，好活，「土壤瘠薄一点，浇水少一点，吃点汽车尾气，都能扛得住。」顾有容说。它有足够应对寒冷和干旱的办法，鳞片状的叶子层层交叠，减少水份蒸腾，能够避免在干燥环境下失水，到了冬天，它会提高体液里糖的浓度，降低冰点，不至于被冻伤。它还非常容易管理，枝干长得缓慢，一年不修剪，树形变化也不大，大大减少了养护的花费。

顾有容说，圆柏的这些优点，恰好弥补了北京气候的劣势，还能节省财政支出，增加冬季的绿色，几乎就成了园林绿化的首选树种。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北京曾经是一座少有绿色的城市。园林绿化局的官网记录显示：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元明两代时，大面积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民国时期又经历了漫长的战火，1949年，北京的人工林已经不足300公顷，森林覆盖率只有1.3%，能够开放的公园只有6处。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扩大城市建设，如何为城市「增绿」，变得紧迫。

李迪华记得，一位老园林局长曾对他说，为了改善环境，增加城市绿地率，1980年代，这位局长（当时还是处长）每个月差不多要见两次市长，专门讨论绿化方案，「可想而知，绿化在当时有多么重要。」那位局长退休后，一代又一代局长接过绿化任务，到了2024年，园林绿化局公布了他们的成绩：70多年过去，北京的森林覆盖率和绿地率都增长了40多倍，并且会开扩更多的绿色空间，往更高的数字上努力。

这个增长比率里，包含了繁茂生长的圆柏。李迪华查找到，北京75%以上的圆柏都是在1980年代后才种植，它们的身影逐渐走出皇家陵墓和园林，出现在更多的绿化带、人行道和居民小区里，没有人能够预知，这种皮实、常绿、为城市增绿贡献力量的植物，也为将来的人群过敏埋下了风险。

站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北京核心区域，一片绿色，图片下方的树木大多为圆柏。摄影：尹夕远

盛花期

2012年春天，张卉的鼻子突然堵了，流鼻涕，咳痰，是圆柏花粉引起的过敏。那时，她已经和天坛的圆柏一起走过了五六个春天，不明白「怎么会突然过敏」，后来听老职工说，天坛里除了3000多棵柏树是古树名木，剩下的3万多棵是1986年后才陆续种植的。她推算出，柏树从发芽到盛花期，大概需要30至50年，意味着进入2010年之后，新种的那批柏树正好到了开花、散粉的年龄。

差不多的年份，北京海淀区一个事业单位大院里许多人也出现过敏。大院里种植了700多棵圆柏，一排排站在楼前和楼后，雄株释放花粉逐年增多，导致过敏人数每年增长。到了2016年，光是3月份，大院里有一家医院就接治了差不多近千名患者，其中300多人症状较重，「药房的过敏药全都开光了」，医生当年在接受采访时说。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亦是如此。《人物》在2021年有过报道，清华大学一名学生曾对身边同学做了《春季过敏爆发及应对调研》，收回的124份有效问卷中，87名学生是到清华后才开始过敏。还有清华一名校医接受校媒采访时介绍，2011年，耳鼻喉科和眼科门诊加起来的接诊量是4000多，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涨了一倍，变成9000多。协和医院尹佳团队入校给学生做检测，发现多数过敏是因为圆柏花粉。

北京大学的圆柏，被学生投诉后，今年被修剪了，但圆柏是不耐修剪树种。李迪华供图

没有公开的数据记录，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对圆柏花粉过敏，但有多个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证明，花粉过敏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尤其在儿童、青少年中高发。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有一项更细致的调查：对2017年1月至2020年7月的10000多位过敏患者做过检测，发现主要过敏原来自杂草和树木花粉，其中圆柏花粉阳性反应最高。

人体免疫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很难用单一原因解释为什么过敏人群越来越多，全球气候变化、遗传因素、生活方式改变都被认为可能诱发或者加重过敏。

但花粉量增加或许是最直观的因素。李迪华注意到，日本和德国有相关的研究：当每立方米空气中柏树花粉数量达到50或者80粒，过敏人群数量就会增加，症状也会加重。他和张卉做出差不多的推算：1980年代大面积种植的柏树，在2015年前后进入盛花期，导致北京城市空气中柏树花粉数量剧烈增加，不断突破临界值。「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几年花粉症会在北京加剧。」李迪华说。

北京，红领巾公园，工作人员给路侧的桧柏修剪花枝，以减少花粉飘散量。图源视觉中国

与花粉共存

长期研究人在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健康，李迪华还了解到，不仅是圆柏，杨树、柳树、桦树、银杏、悬铃木（法国梧桐）、臭椿，这些城市常用的园林树种，都会导致人体过敏。

矛头的指向更加明确——引发花粉症的大多是风媒植物，它们不依靠昆虫授粉，而是借助风力传播，因此有类似的特点：花粉产量大，颗粒小，一颗直径只有10~100微分，很轻，没有粘性。无风时，它们可以飘到几十、几百米外，但遇到适宜的条件，它们甚至可以飞跃到上万米的高空，飘荡到几千公里之外。

也因此，不仅在中国，风媒植物几乎重塑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引发的过敏已经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有数据统计，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25%的人口受花粉过敏影响。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一份报告预测，未来20年内，这个比例将会达到35%，成人发病率可能高达三成，儿童发病率可能逼近四成。对许多人而言，花粉症不是偶发的小病，而是一场困扰终生的「季节战争」。

不同地区，花粉致敏源也不同：在北美，是盛夏的豚草；北欧，是开春的桦树；澳大利亚，是昔日欧洲移民带去的、如今遍地疯长的黑麦草；而在日本，过敏多数来源于柳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绿化与林业发展，日本政府大规模栽种了它们，结果是如今42.5%的国民成为花粉症患者。日本柳杉花粉浓度达到顶峰时，甚至会引起"花粉华"的奇观——数以万亿计的花粉颗粒漂浮在大气中，形成特殊的光学现象，在太阳周围浮现出彩虹般的光环。

为了治理花粉，日本国会甚至成立过一个罕见的跨党派组织——「花粉症对策议员联盟」；2023年，日本首相还召开专门会议，指示当年6月必须拿出对抗过敏的具体对策。后来的计划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建立更精准的花粉预警系统，推广更有效的医学治疗手段，最后是从源头砍伐柳杉，改种低花粉的新品种，或者直接更换树种。

然而，这些措施要么耗费高昂的资金，要么需要等候漫长的时间。发生效用之前，日本国民依然只能通过帽子、眼镜、口罩以及吃药等方式，扛过一个个春天。

在我国，花粉治理同样面临困境。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做出举措，修剪花枝、洒水喷淋、湿化地面，尽量减少花粉的散播。但顾有容告诉《人物》，喷水只能把花粉暂时打下，干燥之后花粉还会随风飘起，而想要长时间维持高湿度，成本难以承受。另外，北京周边浅山区还有大量侧柏，花粉也会飘散到城区，「喷水能起到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这个说法在天坛公园得到了某种验证。花粉高峰期那几天，天坛公园一天要对圆柏喷6次水，张卉说，工人一上班，就打开水龙头接水，装满5吨水的罐车要一个小时，喷洒却只需一会儿，工人一整天都在「打水——喷水——再打水」中奔忙，费了许多力气，能控制的也只是天坛内部的花粉。

天坛公园职工朝圆柏喷水天坛公园供图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姚亚男长期以「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为研究方向，她告诉《人物》，花粉之所以难控，是因为太多因素干扰了它们的传播，强降雨天气最能降低花粉的传播，但雷暴、小雨或者雨后微晴，却让它们变得更加活跃；当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浓度升高时，甚至会让花粉颗粒「炸裂」，释放出更微小的胞质细颗粒，致敏性会更强。

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姚亚男还分析了风力、温度、湿度、建筑布局等16个因素对花粉致敏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即使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时刻，两个相隔不到百米的人，所面临的致敏风险也可能完全不一样。」这种极强的局部差异性，也给治理花粉带来很大困难。

在清华求学时，姚亚男接触到校园里大量的圆柏，也成为一名花粉过敏患者。她寻找过根治的办法，发现协和、世纪坛等医院能做「脱敏治疗」，但每周得去打一到两次脱敏针，而且要持续三年以上，药效才能保持较长的时间，「对于上班族来说，代价几乎是不可接受的。」作为一个普通人，她能做的防护依然有限：勤换衣服，勤洗澡，规律吃抗过敏药。

姚亚男工作单位附近的圆柏受访者供图

树、鸟和敬畏之心

面对过敏，一些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想法：能不能给致敏树种绝育，或者把树挪走，甚至，能不能把圆柏砍了？

李迪华支持砍掉一部分圆柏。今年4月，他接受采访的视频《一个北大学者和花粉过敏斗争的11年》在各大平台有接近2000万的播放量。他说，城市不同于自然界，是主要为人类设计的特殊空间，建设规划时，我们是否在过度追求绿化，放大了植物生态多样性和美观的作用，而忽视了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人群的安全和健康？

海淀区有一所幼儿园曾经联系李迪华，因为围墙四周是一圈密集的柏树，花粉弥漫时，很多孩子过敏。李迪华联系园林部门，得到的答复也是「不可能砍树」。他追踪这件事长达2年，最终争取到把圆柏树冠修剪到围墙的高度。

同在海淀区的一个事业单位大院也有类似经历。2014年开始，居民持续投诉树木致敏，却被告知，不能砍，只能移。但移植一棵高龄圆柏费用高达20多万元，大院居民开启其他方式「自救」，剪枝，冲水，还请过植物专家为圆柏「避孕」，让它不产生花粉，但问题还是很难解决。

李迪华说，在我国，树木砍伐已经被立法形式确定了下来，具体到北京，砍伐一棵胸径超过4厘米的树木，就要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在目前的《北京市绿地树木许可服务管理办法》中，过敏不构成移伐树木的理由，他呼吁，在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居住小区这些敏感空间，是不是可以适当移植、砍伐一些圆柏雄株？

但砍树的声音引发了另一些担忧。

张卉说，除了树木，天坛公园里还生活了243种鸟类，冬季，小鸟没有别的食物，全靠侧柏和圆柏的果实度过。顾有容说，在东亚地区，许多鸟类迁徙也必经北京，极危鸟类不只从这儿飞过，有的还要留下来繁衍，讨论砍树问题时，我们也有必要考虑对动物栖息地会造成什么影响。

张志翔是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也是中国和北京多个植物、林业学会的理事。2019年，北京市民因为花粉过敏频繁投诉，市园林绿化局开始思考重新修订主要林木目录，张志翔作为专家参与了修订过程，当时他提出，应当种植圆柏雌株，避开雄株，另外还应当把整个刺柏属（包含圆柏）都从主要名录中拿掉。两年后，园林绿化局经过多次调研、座谈，更新了目录：删除刺柏属，新增北京市另一种保护植物，白鹃梅属。

张志翔不认同直接砍树。他说，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尺度，制定与修改必然不会一蹴而就，「如果过敏作为砍树理由的口子打开了，边界会在哪里？批准了一所幼儿园，一家养老院，是不是要批准其他过敏的地方？批准了圆柏，致敏树种还有一大堆，榆树、杨树、柳树、银杏，是不是都要砍？」

虽然是圆柏花粉过敏患者，但姚亚男也认为，「砍树不可行」。她看到一项具体的科学研究——2021年时，比利时有学者对18处城市绿地的花粉致敏风险做过测算，发现移除主要的致敏树种，只能使过敏风险降低13%。「这或许能够推断，单独清除圆柏，别的致敏树种影响还在，问题并不因此得到解决。」

砍与不砍的争论，似乎没有一个明晰的答案。但确定的是，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人们的花粉症会更加多发。从结果看，花粉症似乎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代价。

也有人提出更深一步的质疑：城市绿化为何没能避开高致敏树种？姚亚男说，这源于人类对植物了解的局限：目前，全球已知的植物种类约37万种，但被确认有致敏风险的仅有几百种，「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植物绝对安全，而是我们没有与它们产生足够多的接触。」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银杏被记录为「极少致敏」植物，但20年过后，随着它们被广泛种植，已经被权威机构列为主要致敏源之一。

这也是城市绿化的悖论：种得越多，行动得越多，越可能打破原有生态平衡，诱发不可预测的风险。

关于圆柏，北京气象局花粉监测播报，最后一波花粉已经在4月11日至14日结束了。不过，北京花粉季绵长，从3月持续到10月，一共有213天，接下来是白蜡树、桦树、杨树、柳树花粉，再晚一点还有悬铃木（法国梧桐），它的果实裂开后，会像杨柳一样飘絮，花粉和毛絮都会引起过敏。到了8到9月，蒿草、葎草、藜草等草木花粉会陆续成熟——那将是更厉害的一波过敏原，不比圆柏花粉只是让大多数人眼睛痒，打喷嚏，流鼻涕，蒿草和葎草花粉会引起更剧烈的哮喘，甚至可以致命。

怎么与这些植物共处，我们面对的问题，或许还只是一个开始。姚亚男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性的观点，是她导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棵树的寿命，可能是人的

几十上百倍；它的体量，也远远大于人类，面对这样一种生命，无论是选择种植，还是决定治理，或者移除，人类都应该怀抱足够的敬畏与审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