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五月，县城的天气阴晴不定，我到医院接老母亲做复查，挂号时忘带老花镜，趴在窗口眯眼看表格。

今年五月，县城的天气阴晴不定，我到医院接老母亲做复查，挂号时忘带老花镜，趴在窗口眯眼看表格。

“要不要帮你填啊？”身后传来一个女声。

我转头，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浅蓝色工作服有些皱，胸牌被她的头发挡住了，看不清名字。在医院工作的吧，但眼前这张脸，我却觉得有些熟悉。

她先认出了我，“王大明？是你吧？高中三班的。”

我愣了一下，对方眼角的鱼尾纹让我有些迟疑。

“我是孙小雨啊！”她指了指自己，眼里有期待也有试探。

那一瞬间，二十年前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

高中毕业那年，她坐我后排，是班上的班花。校服下总是藏着最流行的杂志，发卡换了又换。

毕业时说要做时装设计师，怎么穿起了白大褂？

“哦，是小雨啊，你在这工作？”我吃惊地问。

“嗯，检验科，快二十年了。”她的声音轻了下去，像是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你来干嘛啊？”

“陪我妈复查。”

话音刚落，只见她抻着脖子往我身后瞧，“阿姨人呢？”

“在那边椅子上坐着。”我侧头示意。

“你先填表，我过去看看。”

还没等我反应，她已经朝老人走去，蹲下来，轻声攀谈起来。

奇怪的是，我妈见了她竟然笑了，两人像老朋友一样。

排队挂号时，我的思绪飘回了2003年。

那年高考结束，我被省城的一所二本录取，心情格外好。孙小雨差几分与本科失之交臂，要复读一年。

毕业聚会那天，她喝了点酒，拉着我走到学校后门的小树林。

“王大明，借我两万块行吗？”她问时眼神闪躲。

“两万？”我愣住了，“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

“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嘛，肯定要准备学费的。你借我用几天，我保证很快还你。”

我心里犯嘀咕，高中三年，我俩没说过几句话，她怎么突然向我借这么多钱？

“到底什么事啊？这么急？”

她抹了抹眼睛，“我妈生病了，医药费不够。”

提到生病，我心软了。那时候我爸刚出车祸，全家靠母亲一个人撑着，我深知看病的艰难。

“我只有一万五。”我犹豫着说。

“也行！”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你明天能给我吗？”

第二天，我带着从家里偷偷拿的钱，在校门口见了她。那是我攒了三年的压岁钱和勤工俭学的收入，原本打算上大学用的。

交钱时，她说会尽快还我，但连借条都没打，转身就急匆匆地走了。

之后我去了大学，再没见过她。

回忆被母亲的呼唤打断。“明子，轮到我们了没？”

我转身看见孙小雨正和我妈说话，脸上堆满笑容。“阿姨，您先别急，我帮您插个队。”说完，她对我使了个眼色。

看着她熟练地在走廊上穿行，跟各科室的人打招呼，我才意识到她在医院地位不低。不一会儿，她就拿着一张优先号回来了。

“你妈今天检查完，最好做个加急肝功能。”她压低声音对我说，“我看她面色不太好。”

送完母亲去做B超，我在走廊长椅上坐下。旁边灭火器的玻璃柜上贴着”严禁吸烟”的标语，却放着一个烟头塞满的易拉罐。

孙小雨在对面的饮水机接了杯水，塑料杯子掉了，在地上滚了两圈，她没去捡，接了另一个。

坐下来时，她先开口：“当年的事，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笑了笑，“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有怨气，那钱是我存了好久的，上大学第一年，我辛苦得很，在食堂偷偷拿同学们不要的咸菜配馒头，周末在市场帮商贩卸货，换来几十块钱。

“那钱…”她欲言又止。

“你妈的病，后来好了吗？”我问。

她咬了咬嘴唇，“其实…我妈那会儿没病。”

我没说话，等她继续。

“我那时被人骗了，说带我去北京当模特，要交两万块培训费。”她的手指不停地搓着水杯边缘。“我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凑够了。”

医院的广播响起来，某某病人家属到护士站，淹没了我们之间的沉默。

“当模特？”我几乎笑出声。

“别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看到电视上那些模特光鲜亮丽的，以为那就是我的出路。”

我看着她两鬓的白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接话。“所以后来呢？”

“去了北京才发现是传销，还好我跑得快。但钱肯定是被骗光了。”她露出一个苦笑，“回来后，我就不敢联系任何同学了，包括你。”

旁边一位推着轮椅的老人小便失禁了，尿液滴在地上，没有人来拖。我们装作没看见，继续说着话。

“我后来复读也没考好，就在这县城技校学了医，然后留在了医院。”

我点点头，想说些什么，但喉咙发紧。

“小雨！”一个护士匆匆走过来，“主任找你签报告。”

她站起身，“我得走了，中午在食堂吃吧，我请你。”

食堂人很多，但孙小雨带我去了一个员工小餐厅。窗户上贴着”节约粮食”的标语，窗帘却发黄发硬，像是多年没洗过。

她手里拿着两个鸡蛋，一个给了我，自己留了一个。见我疑惑，她不好意思地说：“检验科福利，每人两个鸡蛋。”

我没动那个鸡蛋，她也没吃，就放在一边。

吃饭时她问我这些年过得怎样。我说还行，大学毕业后在县城一家建材厂做会计，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去年买了房子，普普通通的生活。

“儿子多大了？”她问。

“上初中了，学习不错，就是太沉迷游戏，跟他爸老吵。”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正常，这个年纪都这样。”

“你呢？结婚了吗？”我随口问。

她摇摇头，“没有。”

我想问为什么，但她已经转移了话题，“你妈这次检查什么？”

“肝功能不好，老是犯困，医生让复查。”

她点点头，“老年人要注意保养，我可以帮你看看化验单。”

饭后，她要去病房查房，我们就在食堂门口分开了。

“哎，你家住哪儿啊？”她突然回头问。

“凤城小区，去年买的二手房。”

她点点头，好像在思考什么，“有时间来找我，我在检验科三楼。”

就这样，第一次见面结束了。

三天后，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确诊是轻度脂肪肝，没什么大碍。我去医院拿报告，顺便想看看孙小雨，却被护士告知她休假了。

回家路上，我想起那个从未还钱的两万块。现在提起来多少有些尴尬，算了吧，就当是帮助了一个同学。

半个月后，周末我在阳台晾衣服，看见楼下走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孙小雨戴着帽子和口罩，东张西望地像是在找什么。

我喊她，她抬头，看见我后有些慌乱地摆手，示意我下楼。

小区花坛边有个石凳，原本应该种满花的地方只有几棵蒲公英和半截断了的铁丝。她坐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个不起眼的布袋。

我刚走近，她就急忙站起来，把袋子塞给我，“这个给你。”

我疑惑地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信封和几盒补品。

“这是什么？”

“补品是给阿姨的，信封你回去再看。”她说着就要走。

“等等，”我拉住她，“你不上去坐坐吗？”

她摇摇头，“我得回医院值班。”

看她焦急的样子，我也没有多留。目送她离开后，我才回去拆信封。

里面是一沓材料，最上面压着一张房产证。我翻看，竟然是一套价值七十多万的商品房，业主写着我的名字！

我惊得说不出话，底下还有一封手写信：

“大明： 这么多年一直没脸见你，两万块钱的亏欠成了我这辈子的遗憾。我本想接你妈来检查时和你说清楚，但见了面却不知从何说起。这套房子是我这些年的一点积蓄买的，本想留着养老，但现在想来是该物归原主。银行卡和密码在后面，卡里还有二十万，算是这些年欠你的利息。

医院查出我得了癌症，中晚期，最多还能撑两年。一个女人没有结婚，也没留下孩子，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骗了你。希望你能原谅我，这套房子就当我最后的心意吧。
孙小雨 5月20日"

我拿着信，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窗外小孩玩耍的笑声传来，却感觉那么遥远。

第二天，我直奔医院找孙小雨。刚到检验科，就有人告诉我她请假了。

“她去哪儿了？有电话吗？”我急切地问。

一位年长的医生看了看我，“你是？”

“高中同学。”

“她去杭州看病了，说是那边专家厉害。”医生叹了口气，“癌症晚期，治不好的。”

我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却打不通。三天后再打，换成了”空号”提示。

一个月过去了，我既没有用那套房子，也没动那张银行卡。

母亲见我心事重重，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告诉了她。

“那天在医院，她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妈说，“她说她一直没结婚，就是觉得亏欠你家，心里过不去。她问我你结婚了没有，过得好不好，我说你有个好媳妇，孙子也听话。她就一直笑。”

我想起她在医院时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酸涩不已。

“她还跟我借了你高中的毕业照看。”母亲补充道。

我没再说话，起身去翻出了高中毕业册。那上面，孙小雨笑得灿烂，青春的容颜定格在了十八岁。

又过了两个月，我托人打听到她在杭州的医院。去看她时，她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躺在病床上，眼窝深陷。

见到我，她先是惊讶，随后露出一丝苦笑。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她问，声音有气无力。

我坐到床边，“你的房子，我不能要。”

她摇摇头，“该还的总是要还的。”

“可你这不是还，是给我太多了。”

她没说话，用手指轻轻地摸着床单的花纹。病房里只有一张床，窗台上放着几瓶没开封的营养品，标价签还贴在上面。

“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不联系我？”我问。

“羞愧。”她顿了顿，“一开始是不好意思，后来是不敢面对。时间越长，越难开口。”

“就为了那两万块钱？”

她摇摇头，“不全是。我后来才知道，那钱是你上大学准备的学费。”

我皱眉，“谁告诉你的？”

“李芳，她说你大一那年在学校食堂打工，手上全是冻疮。”

我想起那个冬天，确实艰难。为了省钱，连最便宜的手套都舍不得买。

“其实早就不在意了。”我说。

她笑了，是那种解脱的笑，“我在意。那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成了我这辈子的遗憾。”

“但是一套房子，太多了。”

“不多。”她的眼神望向窗外，“我这辈子没结婚，没孩子，走了之后，房子给谁都是给。与其给国家，不如还给你，我心里踏实。”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好沉默。

“再说，当年要不是因为欠你钱不好意思见人，我也不会一头扎进医院工作，不然现在可能就是个时装设计师了。”她突然笑着说，但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

护士进来换药，我出去抽了支烟。医院走廊上有个男人推着轮椅，轮椅上的老人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风车，不停地转。

回病房时，孙小雨睡着了，脸色灰白。我在床头坐了一会儿，轻声说了声”谢谢”，然后离开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三个月后，她走了。

她的骨灰被家人带回老家，我去送了她最后一程。

葬礼上，我把房产证和银行卡交给了她的父母，但被拒绝了。

“小雨生前交代了，说这是她的心愿，不能违背。”老人颤抖着说。

回来的路上，我经过那套房子，最终决定把它租出去，每年租金全部捐给癌症基金会。

县城的冬天来了又去，房子依然保留着她的名字。我有时会拿出那张高中毕业照，想象如果当年她没有向我借那两万块，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

母亲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孙小雨用一生来还那两万块钱，而我却永远无法还清她给我的这份情谊。

昨天，我收到医院的电话，说他们要成立一个”孙小雨爱心基金”，问我愿不愿意做发起人。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办公桌抽屉里，我一直放着那个她给我的鸡蛋。已经风干了，但我舍不得扔。它代表着一段无法言说的亏欠与救赎。

有时我在想，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在多年后，会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我们。

就像那两万块钱，和那张沉甸甸的房产证。

来源：心灵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