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慰祖回忆道：“我二年级时，也就是1962年，父亲从朵云轩给我买了一本颜真卿的《多宝塔字帖》。当时学书法都是从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大家起步的，我也是这样开始的。”他特别提到：“父亲常跟我说，写字是一个人的脸面。在父亲那一辈人心中，文化是极其崇高的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刀石凉冷，玺印无声，十年饮冰，热血难凉，这正是孙慰祖的真切写照，他为我国玺印篆刻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他生于上海，纵使生活条件艰苦，父母对他的文化教育从未懈怠。
孙慰祖回忆道：“我二年级时，也就是1962年，父亲从朵云轩给我买了一本颜真卿的《多宝塔字帖》。当时学书法都是从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大家起步的，我也是这样开始的。”他特别提到：“父亲常跟我说，写字是一个人的脸面。在父亲那一辈人心中，文化是极其崇高的。这对我一生志趣的养成，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964年，小学四年级的一次书法比赛，让孙慰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热衷于书法教学推广的翁思洵先生。翁老师看到他的书法作品，便立刻邀请他加入红领巾篆刻小组，孙慰祖也在刻苦学习的过程中，受到翁老师文人风骨的潜移默化，对文人精神的向往，从此生根发芽。1965年春，翁老师又推荐他跟顾懋钧老师学习篆刻，那时虽然生活困苦，但孙慰祖却在书法篆刻里找到了无限乐趣，在这方小天地里兴致盎然，乐此不疲。
1970年的秋天，孙慰祖告别了熟悉的上海，开始了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
在艰苦的条件下，孙慰祖不仅凭借着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更有翁思洵、顾懋钧两位老师封封书信的鼓励，浇灌着他心中的这份热爱，师生之间的情谊，也给他那一时期孤独的生活带来了温情。
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文人品格，不仅仅在艺术学术上影响了孙慰祖，同时也教会了他做人的道理。一粒沙里见世界，在受业韩天衡先生时，一件微末小事却让孙慰祖领悟出许多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在翁思洵、顾懋钧、韩天衡的言传身教下，孙慰祖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文人素养，他的篆刻艺术作品古今交融，干净利落，气韵浑厚灵动，不刻意追求精致华美，在波澜壮阔、渊深博大的传统文化长河里，孙慰祖用以古为新，醇厚雅意，表达着自己的美学理念。
孙慰祖的艺术与学术天地不只局限于单一的艺术板块，而是讲求多维度的为学之道。他谈历史与地理，深入人文与社会，视野宏阔、阐幽发微、笃实求真。
见书、见印，如见人，洗炼旷达与浑厚古朴之性，交融于他的书风印风，每一笔、每一刀都是孙慰祖对几十年学习过程中功力的提炼，也是他对艺术的独特理解、文化的深刻感悟和真我的充分展露。每一件书法篆刻作品，都可以说蕴含着卓尔不群之气，耐人寻味。
孙慰祖的艺术之路，深植于历史的厚土，又与时代同频，他以热忱而虔诚的艺术探索精神，滋养书法篆刻创作，用心感悟，不懈精进，以情趣表现形式风格，时见时新，汩汩而出。
震撼于历史的纵深，考镜源流，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探印学、识万物、通大本，格物以致知。对于孙慰祖来说，印章不仅仅是印章，更重要的是，每一方印，都封藏着历史的密码和艺术奥秘。亲近它，可以听到它正向我们诉说着孙慰祖感受小小的玺印篆刻中留存千百年的温度，得以窥见历史的真相。他热衷于发前人未发之秘，辟前人未辟之境，开疆拓土，探索艺术新天地。
正是由于孙慰祖对书法篆刻和文史学习的孜孜不倦，在1985年，他在由解放日报、上海电视台、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文史博物知识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韩天衡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马承源也很赏识他的才学，邀请他主持编纂《两汉官印汇考》，孙慰祖从此迈入了玺印篆刻鉴定研究的殿堂。
江南地区明清篆刻艺术十分繁荣，名家济济。得益于这一历史条件，上海博物馆的历代印章文物收藏十分丰富，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几十年中，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孙慰祖不求闻达，不慕张扬，潜心研究，艰苦探索，为当代玺印篆刻研究的学术推进和中国印学研究体系的构建，做出了为中外业界普遍认同的开创性成绩。
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播海内，苦心不负。孙慰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与他所研究的封泥一样，受到国内外专业领域学者的称誉。
孙慰祖凭借着篆刻艺术家精微敏锐的眼光、抽丝剥茧的耐心，在玺印篆刻学术研究领域中，深入考察了先秦两汉到明清的印章，将官印与不起眼的封泥结合在一起研究，解决了长期以来模糊混沌的若干历史阶段遗物的断代和考释，使玺印封泥中的一些重要的学术价值被揭示出来。他的研究讲究学术规范，几十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两汉官印汇考》、《封泥：发现与研究》、《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等几十种研究论著和资料汇编，为当代印学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改变了当代玺印篆刻和封泥的研究面貌。
致广大而尽精微。孙慰祖对玺印的断代研究细致入微，他不厌其烦地进行一次次考订研判，对每一朝代不同时期的形态做出判断分类，甚至在面对学界少有涉及的蒙古八思巴字私印的释读也迎难而上，进行释读和整体研究，填补了印史研究上的又一空白。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孙慰祖说，当年读到书中人物保尔·柯察金的这句话，对他的生活态度影响很大，他在这方寸艺术和学术天地里探幽发微。
小中见大，见微知著，拨开云雾，这是孙慰祖学术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2003年，上海博物馆斥巨资从海外回购宋代《淳化阁帖》的拓本，对这部法帖的年代，当时有人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孙慰祖对该帖上所钤收藏印记做了周密严谨的系统论证，为此帖是存世最善本的结论提供了坚实依据，这也成为圈内学者认识印学研究价值的一个例证和共识，有的同道为此发表文章，称：为印学扬了威。
这几十年中，他同时持续地做着明清文人篆刻家的个案研究、篆刻作品鉴定研究，他完成的《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一书，是第一部以中英文两版向海内外发行的中国印章发展史的重要著作。目前为止，被海外学者认为是第一部将玺印与篆刻艺术结合起来论述的著作。孙慰祖作为从小与篆刻艺术从未分离的创作者，在他看来，对文人篆刻的研究，应始终坚持与玺印并进的探索方向。他强调以印鉴人，通过玺印篆刻去还原历史细节，还原丰富的文人生活与情感。
2001年，他出版了一本《印里印外》，由印写人、记事，也是开创性研究视角，揭示出中国明清文人篆刻艺术作品的另一侧面。
印章作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艺术样式，与传统诗书画的学术系统和研究氛围相比，显得曲高和寡。印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直是冷寂的。孙慰祖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深感作为研究者，同时作为西泠印社印学研究室主任，责任在身，他20多年不遗余力地组织并参与国内一系列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以个人之力，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筹措经费，组织研究队伍，推动研究风气。
潜心笃志，孜孜不倦，一代代学者们的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国际的交流中展现勃勃生机，让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印章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代世界文化领域获得不断的扩大。
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的形成，植根于深厚的底蕴，有无穷的魅力，也来自一代代投身于文化传承与研究的志士仁人群体的不懈奋斗。1971年，对书法篆刻艺术怀抱无限向往的孙慰祖在路过杭州时改签了火车票，去看一眼西湖之畔的西泠印社，他的心里，一直存有与百年印社深深的向往。
1991年，在方去疾和韩天衡两位先生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一名西泠印社社员。自此，孙慰祖更加多了一份自我激励和为印社竭诚尽心的信念，坚持以创作研究齐头并进来要求自己，在取得一系列个人研究成果以外，还积极推进学术队伍的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发展，推动了西泠印社学术界地位和研究实力的提升，体现了作为一个专业印社团体的引领作用。
横有千古，纵有八荒。孙慰祖几十年潜心于从玺印篆刻的历史中，寻觅朝代更替、制度变迁、民族融合、文化传递的信息，领略世间百态，悲欢离合，又从一方方创作印作中，去展现自己的心志情怀，营造个人手下的篆刻艺术天地。他潜心学术、艺术，塑造了自己，而又反哺学术与艺术，在他的生命中成为主题，相互滋养，相辅为用，踏实地承担着一个艺术、学术工作者的使命。
艺术家简介
孙慰祖，1953年出生，别署可斋，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篆刻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获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
已出版主要学术著作有《两汉官印汇考》《古封泥集成》《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隋唐官印研究》（合作）《可斋论印四集》《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孙慰祖印稿》、《印中岁月》、《封泥：发现与研究》、《邓石如篆刻》等近50部。
来源：中华网山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