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魏高僧朱士行（203-282），这位来自河南禹州的佛门先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佛教史上。公元250年，印度律学大师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为其授戒，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正式受戒的汉僧，开创了中土僧人皈依佛门之先河。这位矢志求法的开拓者，因研读《小品

三国魏高僧朱士行（203-282），这位来自河南禹州的佛门先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佛教史上。公元250年，印度律学大师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为其授戒，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正式受戒的汉僧，开创了中土僧人皈依佛门之先河。这位矢志求法的开拓者，因研读《小品般若》时深感"译理未尽，文意隐晦"，遂发宏愿西行求取真经。当时西域佛学正如火如荼地发展，佛经翻译事业方兴未艾，形成了以于阗为中心的大乘佛教传播网络。据考证，于阗地区流通的大乘经典多达五十余部，法显、玄奘等西行高僧的游记均印证了这一点——在于阗，"大乘佛徒如恒河沙数，小乘信徒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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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佛经传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二至五世纪间，西域虽以小乘为主，但于阗、高昌等地却独树一帜地盛行大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流传的经典多经过本土化的修订与补充。其中，月氏高僧支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堪称里程碑之作，这位最早将大乘般若学传入中土的译经大师，其译作不仅滋养了魏晋玄学的清谈之风，更使般若学成为南北朝时期的显学。他特别注重阐释"缘起性空"的般若精义，为后世中国佛教思想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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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历经艰险抵达于阗后，终获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梵本。虽非全帙，但他仍精心译出纲要部分，定名《放光般若经》。这部被誉为"决定中国佛教思想走向"的经典，与竺法护所译《光赞经》实为同本异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译本与后世印度梵本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佛教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调适。直到鸠摩罗什系统地译介龙树中观学说，中国佛教才真正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朱士行西行（260年）到罗什入长安（401年），这141年间中国佛教经历了关键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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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不得不提庐山慧远（334-416），这位净土宗初祖虽兼修大小乘，却对"实法"概念有着独特见解。在与罗什的佛学论辩中（后辑为《大乘大义章》），慧远主张"实法有体"的观点，与印度佛教"缘起性空"的核心教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看似"错误"的诠释，却意外地为禅宗心性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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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从魏晋般若学到南北朝涅槃说的演进，最终将哲学焦点转向心性问题，形成与印度佛教迥异的发展路径。正如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在《大道汜兮》第465回所言："中国思想传统对'无我'的疏离与对'有我'的青睐，造就了佛教中国化的独特轨迹——三论宗、慈恩宗尚存异域风貌，而禅宗已完全浸润华夏精神。"这种文化选择性的接受机制，正是文明对话的生动体现。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