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几十年来只有李大夫这一个医生。说是医生，其实就是个乡村医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学历，听说就读过几年卫校。但在我们这种偏远山村，有个能打针吃药的地方，已经算是不错的福气了。

我们村几十年来只有李大夫这一个医生。说是医生，其实就是个乡村医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学历，听说就读过几年卫校。但在我们这种偏远山村，有个能打针吃药的地方，已经算是不错的福气了。

李大夫的诊所就开在他自家的正屋里，两间瓦房，前面是诊室，后面是他睡觉的地方。诊室门口挂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李氏诊所”四个大字，字迹已经掉漆了大半，据说是他儿子小时候刻的。那块牌子歪歪斜斜地挂了几十年，跟着李大夫见证了村里几代人的生老病死。

说起李大夫的年纪，我也说不准。从我记事起，他就是那副模样：瘦高个子，头发花白，腰背总是挺得笔直。他走路的速度很快，像是赶着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村里人开玩笑说，李大夫走路比年轻人都快，怕是因为欠了谁家的钱。

其实恰恰相反，是我们村的人欠他的太多。

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李大夫，是我五岁那年。我发高烧，爷爷背着我走了七里山路去找他。那天下着雨，山路湿滑，爷爷摔了一跤，我俩都滚到了路边的水沟里。等到了李大夫家，我们浑身是泥。李大夫二话不说，先把爷爷安顿在椅子上，然后给我量体温，打针退烧。

我记得那天李大夫家的灯泡是黄色的，光线很暗。他的药柜上摆着一只破旧的录音机，正播放着什么戏曲，沙沙作响。诊室的墙角放着个旧暖水瓶，瓶身上的花已经看不清图案了，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红色。

退烧针打完后，李大夫从后屋拿出条干毛巾给爷爷擦手，又给我倒了杯水，里面放了点糖。那杯子有点缺口，我喝水的时候差点洒在身上。李大夫笑了笑说，“慢点喝，没人和你抢。”

临走时，爷爷要给钱，李大夫摆摆手说不用了，顺便还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是那种老式的水果糖，包装纸已经有点褪色了。

后来我才知道，李大夫几乎从不收村里人的钱。他有时候收点鸡蛋、玉米之类的东西，但更多时候是什么都不要。村里人都习惯了，看病时带点自家种的菜或者其他小东西，放在他门口就走。李大夫也从不拒绝，但他从来不会主动开口要。

我上小学时，有次去李大夫那里拿药。他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摆弄什么。走近一看，是块旧收音机，被他拆得七零八落。

“李大爷，我奶奶让我来拿点治咳嗽的药。”我怯生生地说。

他抬起头，眼镜上全是灰，笑着说：“哦，是小朱家的孩子。等一下，我这就去给你拿。”

他把螺丝刀放在膝盖上，起身进了屋。我趁机偷看他修的收音机，看到里面的零件锈迹斑斑。

李大夫出来时，手里拿着个小纸包，还有一袋话梅糖。“这药一天三次，饭后吃。”他递给我药包，然后把糖也塞到我手里，“这个给你的，别告诉你奶奶。”

我好奇地问：“李大爷，你在修什么啊？”

“这是我二十年前买的收音机，坏了好几次了。”他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我就喜欢修东西，闲不住。”

后来我才知道，李大夫不仅给人看病，还会修各种东西。村里谁家的收音机、手电筒坏了，都拿去给他修。他从不收钱，只是说：“闲着也是闲着，动动手有什么关系。”

李大夫的儿子很早就去城里工作了，据说在省城一家大医院当医生。每年春节，他儿子会回来住几天，开着黑色的小轿车，带着城里买的各种东西。每次李大夫的儿子回来，村里人都要去看看，议论纷纷。

有一年，他儿子买了台彩电给他，当时村里还没几户人家有彩电。但李大夫从来不看，说是看不惯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眼睛受不了。那台彩电就放在他后屋，上面总是盖着块旧毛巾，毛巾上面还搁着几本发黄的医学书籍。

李大夫的儿子每次回来都劝他去城里住，说山里条件太差，年纪大了该享享福。但李大夫总是摇头，说他哪里都不去，就在村里待着。后来他儿子也不劝了，只是每次来都会带些营养品和一些新药。那些营养品，李大夫从来不吃，都偷偷分给了村里的老人和孩子。

村里人都知道李大夫有个本子，记着谁家什么时候看过病，开了什么药。但从来没人见过他算账的样子。有次我偷偷翻过那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全是病症和药方，没有一个字是关于钱的。本子的角已经翻卷发黄，像是被翻了无数遍。

李大夫出诊是村里的一道风景。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人去叫他，他二话不说就背上他那个旧医药箱出门。那个医药箱是木制的，漆已经掉了大半，但被他擦得很干净。箱子的提手是用旧皮带做的，听说是他自己缝上去的。

有年冬天下大雪，张老汉的孙子得了肺炎，情况很严重。当时山路被雪封了，汽车根本进不来。张老汉走了三个小时到李大夫家。李大夫二话不说，背上药箱就出门了。当时天已经黑了，雪下得很大，他们打着手电筒，在齐膝的雪地里走了四个多小时。

等他们到了张家，孩子已经烧到四十度，嘴唇都发紫了。李大夫立刻给孩子打针、吃药，然后坐在床边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孩子的烧才退下来。

李大夫在张家待了三天，直到确定孩子没事了才回家。临走时，张老汉硬塞给他一百块钱，他死活不要，最后只收了两个鸡蛋。

后来张老汉跟我说：“那天晚上要不是李大夫来了，我孙子怕是活不成了。这恩情，这辈子都还不完。”

我上高中时离开了村子，后来工作也是在县城。但每次回村，总要去看看李大夫。他的诊所一直没变，就是那两间瓦房，墙皮已经脱落了不少。屋里的摆设也几乎一样：一张木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药柜、墙上贴着几张药品说明。唯一不同的是，桌子上多了台老式手机，是他儿子给他买的，说是方便联系。

李大夫对那手机很不擅长，经常按错键。有次我去他那儿，看到他正对着手机发愁。原来是有人给他发了条短信，他不知道怎么回。我帮他回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东西太复杂了，我这老头子学不会。”

随着年龄增长，李大夫的背渐渐弯了，走路也没那么快了。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看病时的手也还是稳的。村里有了手机信号后，他出诊的次数少了些，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会直接打电话问他。但只要有需要，他还是会背着他那个旧医药箱，走家串户。

我有次问他：“李大爷，您都七十多了，还这么辛苦干嘛？”

他笑笑说：“习惯了。再说了，这村里就我一个医生，我不干谁干？”

我又问：“您从来不收钱，这么多年是怎么生活的？”

他摆摆手说：“我又不缺啥，吃饱穿暖就行。再说了，村里人哪有多少钱？他们把自家种的东西给我，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知道李大夫有退休金，但那点钱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他儿子每个月也会给他寄钱，但据说大部分都被他偷偷分给了村里有困难的人家。

去年冬天，我回村探亲。听说李大夫住院了，在县医院。我赶紧去看他，发现他瘦了很多，躺在病床上的样子让人心疼。

病房里还有几个村民，都是轮流来照顾他的。他看到我，笑着说：“你小子还记得回来看我啊。”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我一下子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

“别那副表情，”他拍拍我的手，“人都有这一天。我这把年纪了，没啥好遗憾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治疗，他叹了口气说：“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再说了，治不好的病，治它干嘛，浪费钱。”

我知道李大夫不是缺钱治病。他儿子是医生，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但李大夫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反而很平静。

住院期间，村里人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他，带着自家种的菜、炖的鸡汤。病房里总是挤满了人，护士经常来赶人，说影响休息。李大夫每次都笑呵呵地说：“没事，他们是来看热闹的，让他们看看吧。”

李大夫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村了。他说想回自己家里，在熟悉的地方。他儿子不同意，但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安排了辆救护车送他回去，还请了个护工照顾他。

回村后，李大夫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那个当了几十年诊所的地方。他说他喜欢闻到药味，感觉自在。

村里人知道后，每天都有人去看他，有时候他屋里挤满了人，大家就在那儿聊天，说说村里的事，仿佛他只是有点小病一样。

李大夫去世那天是个晴天。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对照顾他的护工说想吃荷包蛋。护工连夜去鸡棚摸了个蛋，清早起来给他做了。他吃完后，安安静静地睡着了，再也没醒过来。

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哭了。有人说，李大夫太累了，这辈子没享过福，现在总算能好好休息了。

李大夫的葬礼那天，我正好在村里。清早起来，发现村口的路上已经堵满了车，大多是从外地开来的。我数了数，至少有一百多辆，从面包车到小轿车都有。

原来都是李大夫这几十年来救过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有人是专程从省城赶来的，有人甚至从外省开车过来。大家都带着花，带着纸钱，要给李大夫送行。

葬礼上，人山人海。李大夫的儿子站在人群中，不停地向前来吊唁的人鞠躬。我听到有个老人对李大夫的儿子说：“你爸救了我孙子的命，这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还有个中年男子握着李大夫儿子的手说：“四十年前我发高烧，是你爸半夜走了十里山路给我看病。要不是他，我早就不在了。”

这样的话，那天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每个来的人似乎都欠李大夫一条命，或者至少是一份恩情。

葬礼结束后，李大夫的儿子找到了他父亲的那个本子，就是记录病例的那个。他翻开来看，发现里面不仅有病例，还有一些零散的笔记。有一页上写着：“张老汉家的小孙子肺炎好了，以后要多注意保暖。王婶的高血压稳定了，但要记得按时吃药。”

那些笔记写得很随意，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关心却是那么真实。李大夫不只是在治病，他是在关心每一个病人的生活。

李大夫的儿子还在他床头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几张纸。打开一看，是李大夫写的遗嘱。他说他去世后不要大操大办，省下的钱都捐给村小学，给孩子们买书和文具。

最让人意外的是，信封里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李大夫年轻时和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的合影。背面写着：“1983年，与恩师于省医院。”

原来李大夫年轻时曾在省医院工作过，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但后来为什么选择回到这个偏远的山村，成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没人知道原因。他的儿子说，父亲从来不谈这事，只说他喜欢安静的生活。

李大夫走后，村里卫生室关了好长时间。县医院后来派了个年轻医生来接替他的工作，但总感觉不一样了。那个年轻医生很认真负责，但他按规矩收费，也不出诊，更不会修收音机和手电筒。

村里人常常会说：“要是李大爷还在就好了。”但他们也知道，像李大爷那样的人，这辈子遇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

前几天，我又回了趟村。路过李大夫的老房子，发现门口多了块石碑，上面刻着：“村医李大夫，四十年坚守，大爱无言。”石碑前总是有鲜花，听说是村里人轮流放的。

石碑旁边是李大夫的那把老藤椅，已经修补了好几次，椅背的漆都掉了。村里人说，那把椅子谁也不许动，就让它在那儿，好像李大夫还会坐在那里，等着谁家有人不舒服了来找他。

有时候，天气好的下午，村里的老人会聚在李大夫屋前的空地上，坐在一起聊天。他们会说起李大夫的故事，说他怎么冒着大雪去看病，怎么半夜起来给人打针，怎么给穷人家的孩子垫药钱。

每次听着这些故事，我都会想起那个背着旧医药箱，腰背笔直的瘦高个子老人。他走得那么匆忙，好像永远赶着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许对他来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很重要吧。

李大夫走了，但他的故事还在这个山村里流传。每当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大家的眼睛里都会闪烁着敬意和怀念。

那天离开村子时，我又看了一眼李大夫的老房子。夕阳下，那个歪歪斜斜的”李氏诊所”木牌在风中轻轻摇晃，仿佛在向我点头告别。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