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在25日晚间，上海街道上忽然有人 放炮竹，表示祝贺。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路经 洛阳时，国民党特务就打电报给南京、上海要组织“党政警宪”鸣炮 致庆。当然，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使我们十分惊愕。

西安事变这件事实在是太复杂了，的确也震动了世界。日本 不必说，英国、美国都在暗中插手。蒋介石之所以能够获释，

第一， 是靠中共的从大局着想，为了避免内战，进行了大力的斡旋；

其次， 也是由于英、美方面极力支持宋美龄、宋子文对蒋介石进行了说服。

按当时的情况，由于人民群众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仇恨，左翼 不必说，连救国会的领导人和大批中间干部主张杀蒋的也不少，这 种人在张、杨部下也很不少。

因此，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回南 京，左翼和救国会内部就有许多人向我们质问，为什么中共同意放 蒋回京，我们也难以置答。

就在25日晚间，上海街道上忽然有人 放炮竹，表示祝贺。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路经 洛阳时，国民党特务就打电报给南京、上海要组织“党政警宪”鸣炮 致庆。当然，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使我们十分惊愕。

第二天一 早，我又去找施谊，他先是故作不了解，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坦 率地告诉他，正因为想了解这件事情的内幕，所以才来向他请教。

这时，他才说：从一个“十分可靠的消息来源”知道，这件事的经过 是，“双十二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就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向张、 杨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揭露了何应钦等亲日派准备发动内 战的阴谋，说服了张、杨在坚持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的原则下，逼 蒋联共抗日。

因为当时在军事上蒋介石还占绝对优势，所以让何 应钦以讨伐为名而发动全面内战，对于组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 日统一战线、对于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都是十分不利的。这样， 才争取到由宋美龄、宋子文保证蒋介石同意八项要求之后，使事情 得到和平解决。

施谊所说的“十分可靠的消息来源”,我有一定的 了解，因为他曾和我说过，他有一位姓陈的江西同乡，是蒋介石的 亲信。

我就在孙家打了一个电话给胡愈之，问他“哈瓦斯社”有什 么新的消息。

胡回答说：英国、法国的通讯社都还在猜谜，但已经 有人听到可靠消息，说放蒋是中共和张、杨三方一致的意见。他把他所知道的内情告诉了我，并说这是冯雪峰告诉他的。

这样，我就 觉得既然放蒋是中央同意了的，那么各联盟和救国会内的党员就 不该再讲反对和平解决的话了。同时，我也想到，不把这一重大动 向向党内传达，大家扑朔迷离，也可能会出乱子。

于是，我和于伶、 凌鹤商量，决定召集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和影评小组的党员开了一 个小会(附带一句，自从“七君子事件”之后，上海租界上二三十个 人开会已经不太引人注意，工部局也不来干涉了),把我知道的事 情向大家做了传达。

但是，事情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在平时十分遵 守纪律的党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中共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这件 事思想不通，特别是对塔斯社所发的那条消息表示不满。

有人反 映，在“青年界救国会”(“青救”)、“妇女界救国会”(“妇救”)方面， 这种情绪特别强烈。有人知道蒋介石脱险的消息而痛哭流涕；有 人把登载这条消息的报纸撕得粉碎。

为了统一思想，继续推进“逼 蒋抗日”,我们召开过原“社联”系统负责人的一系列的会议，最后， 还请章汉夫来做了一次报告。他从当前国际形势出发，说明“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团结抗日，是进行 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久之前，我看到罗瑞卿、吕正 操、王炳南写的《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这本书，才知道这种情况 不仅上海有，西安也有。

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也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同志注意到这一点。鉴于当时有些 地下党员身份不能公开，周恩来同志专门在西京招待所租了 一间房间，亲自找这些同志谈心，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 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和他们一起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 要矛盾后的形势，告诉他们：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共产 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 挽救民族的危亡。……周恩来同志勉励所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 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 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 在谈话中于伶可能讲了一句“不要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 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

在这个时局大转 折关头，有过左思想的人当然不止她一个，为了影剧界的团结抗 日，这种个别谈话和争论也不止一次两次。

直到1937年春，“双十 二事变”的真相和中共在这次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理 解之后，这种来自“左”的情绪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可是，奇怪的 是，在十几年以后的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 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敛起笑容，咬牙切齿地 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 的政治打击。”

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 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直到“文革”时期，上海派 来的一个专案组要我写“交代”,当我在提纲中看到：“1937年2 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时，我才恍然大悟。

1937年上半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救国会”及其所属各 团体的组织、宣传工作上。由于1936年11月下旬国民党逮捕了 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在上海和全国各地都激起了更 猛烈的救亡抗日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所属 的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经常开会讨论时局，各进步报刊也不断地 要我们写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文委”分工钱亦石、章汉夫和我分 管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我三十七岁，精力饱满，但在那一段时期的 确也忙得不可开交。

“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党中央提出的五点建 议、四项保证，经过当时在西安的史沫特莱、斯诺等人的努力，或先或后都在上海外文报上发表了全文。

2月间，国民党召开五届三 中全会，长期以来不参加这类会议的宋庆龄、何香凝都到南京去参 加，而且在上海外文报上发表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余人 联名提出的要求国民党重新恢复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三大政策的紧急建议。

在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我们还可 以看到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重提五点建议、四项保证 的电报。我们这几个人除了写文章、做报告之外，还得和各救亡团 体的积极分子进行个别谈话。有时候一天之内跑三五个团体，和 这个人谈完了话，又去找另一个人。我曾自嘲地对汉夫说：“你看， 我们现在也成了现炒现卖的宣传小贩了。”

写到这里，还得补记一下，1936—1937年之间“文委”和上海 纱厂大罢工的关系。

表面上看，1936年的这次上海纱厂大罢工 (主要是日本人办的纱厂，也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办的纱厂)是从反 对虐待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开始的，但也应该看到，这次大罢工是 和华北事件之后的日本大举侵略而激起的爱国运动分不开的；也 和陶行知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和“社联”发生了联系有关系的。

据我 回忆，首先是国难教育社的钟民和钱亦石发生了联系，不久，国难 教育社就成为“社联”领导的外围团体。

其时，一个化名叫“老蔡” 的积极分子在引翔港附近搞了一个平民夜校，他和钟民有工作关 系。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纱厂工人，所以钱亦石就把这所学 校作为发展工人救国运动的据点。

老蔡(韩念龙)是我党工会系统 (上海纱厂工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因此，“社联”的一部分人就 通过国难教育社，参与了“纱委”(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也在同时，我为了写《包身工余话》,进一步了解包身工问题，又去 找了过去向我提供过材料的沪东工人夜校的冯秀英，通过她认识 了在同兴纱厂的席守庸。

大概在1937年春，由于工会系统的“纱 委”加入了国难教育社，而国难教育社当时是归“社联”领导的，因此“文委”就和党的“工会白区工作执行局”发生了联系。

钱亦石、 章汉夫和我谈过：“工会白区工作执行局也和我们一样，与中央断 了联系，所以，马纯古和钱亦石谈过，希望‘文委'或‘社联”协助‘纱 委’的工作。”这样，章汉夫就和韩念龙有经常来往。

同时，由于我 对沪东纱厂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大约有三五个月的时间，我也 卷进了“纱委”的工作中去了。这次纱厂大罢工，首先是1936年2 月从杨树浦的大兴纱厂开始的。接着，日商的大生、大丰等厂，以 及沪西的日商纱厂内外棉、丰田都参加了。

现在回顾起来，“左 联”、乃至“文委”,真正和工人运动发生直接联系，应该说是从这个 时候开始的。我们派了一些人到工人夜校去当教员，帮助他们编 壁报，写传单，做宣传工作，并把这一场罢工的真实情况，通过我们 的关系，在《中国呼声》等外文报刊上发表。我也曾和陈家康一起 到“内外棉”罢工的工人集会上做过时事报告。

同时，我们还通过 “纱委”的韩念龙、周林、雍文涛等动员工人参加救亡活动。例如： 鲁迅出殡、反对国民党逮捕“救国会七君子”、“三八”妇女节等的群 众示威运动，都有大批工人参加，特别是纱厂女工，她们受压迫最 深重，所以她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文委”与“纱委”,在当时是一种 “相濡以沫”的关系，双方合作得很好。

我们曾把翻译和油印好了 的季米特洛夫在七大的报告(关于中国部分)送给“纱委”;章汉夫 也从周林(当时他是“纱委”的负责人之一)那里得到了一份题目为 《白区职工运动提纲》(据说是雍文涛从华北局方面得来的)。

这次 纱厂工人罢工从1936年春起，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到这一年的 12月，才以“上海地方协会”(负责人杜月笙)和上海总工会(负责 人朱学范)的调解，迫使资方基本上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五项条件”而胜利结束。

一、工资增加百分之五；

二、废除月赏工资制，改为奖励成绩优良 者，酌情升级加工；

三、今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四、不得打骂工人；

五、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星期日可工作十四小时，但增加的两小时须另补工资

据我所知，这是上海过去十年以来难得 的一次罢工胜利。

为什么我们同意了由杜月笙来调停?为什么连 日本资本家也终于“让步”?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白区职工运 动提纲》拨正了上海工运的方向，斗争是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的；也 是按照提纲的精神说服了工人中冒进分子的(事后陈家康告诉我， 当“纱委”同意让杜月笙出面来调停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激进 派认为：“老板吃不消了，应该乘胜前进”,而“纱委”则根据“提纲” 精神，主张“适可而止”)。这是白区斗争的实践经验；

第二是这件 事发生在“七君子”事件前后，结束于“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工人于 12月15日复工),这正是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处于十分困难的 时刻。

对这件事，我只是间接参加，没有出太大的力，但这次罢工 对我们这些人却是教育很大，也是感慨颇深的。假如大革命失败 之后，我们不接二连三地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上海的工人运动是 可能会有较大的发展的。

谈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一般 都说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文艺工作者没有和工农接触的可 能，而其实，这样说也是不全面的。只要方法对头，实事求是，不搬 外国的教条，知识分子要接近工人、体验他们的生活，还是有可能 的。

(还有，请看上述五个条件中的第五条：“每日工作十二小时， 星期日可工作十四小时”,这还是经过斗争才取得的结果!

今天的 读者看了，会有什么感想呢?这场罢工断断续续地历时一年，有人 被捕，有人挨打，有人丢了性命的。)

这一段时期我的确很忙，写作的时间不多。但也还用朱蕙的 笔名给《妇女生活》、用韦彧及其他的笔名为《世界知识》写了一些 “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

有时，看了话剧、电影，也还在《舞台与银 幕》上写过几篇剧评(记得是用了韦春亩这个笔名);此外，还写过 一个短篇《黑夜》和《七、二八这一天》,这是我写的唯一的一个广播 剧。

当然，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谈不上艺术和技巧，只是“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而已。

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以宋庆 龄为首的抗日派之间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斗争，尽管蒋介石狡猾奸 诈，对联共抗日下不了决心，但是经过“西安事变”的教训

(一、他口 头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要求，说了“言必信、行必果”的话；

二、宋美 龄、宋子文对蒋的口头承诺向周恩来作了“人格担保”;

三、汪精卫 匆忙从外国赶回南京，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剿共政治决议案”),

因 此，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明确坚定的抗日方针，也没有批判过去的错 误政策，尽管决议吞吞吐吐，但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做了某 些改变———如明确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了“如果让 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

请注意，自从“九一八”以 来，在国民党的一切文件上，“抗战”这个字眼，这是第一次出现。 这样一来，我们写文章，可以公开用“联共抗日”这样的词句了(过 去，你写了“抗日”,书报检查官会把它改为“抗×”)。肤施(延安) 方面的消息，也可以在电讯上看到了。

5月中旬，在文化界被叫作 “乌鸦”的曹聚仁告诉我，说有人在杭州看到了周恩来，这可以说明 国共之间正在秘密谈判，我将信将疑，但曹聚仁则说，这是他的一 个“浙一师”(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现在浙江当厅长的人告诉他 的可靠消息。

写到这里，我想替曹聚仁讲几句公道话。

他也是浙东人，五四 时期在浙一师毕业。经亨颐、陈望道、夏丐尊都是他的老师，俞秀 松、施存统都是他的好友，但我们办《浙江新潮》时，他没有参加。 他国学底子很好，线装书读得很多，也读了一些十八、十九世纪欧 洲启蒙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

二三十年代，他一直在上海，以 教书和卖文为生。他敬佩鲁迅，也和左翼文艺界有来往。但那时 他自称“不偏不倚”,敢讲真话，因此他写文章既反对国民党的高压 政策，也反对左派的幼稚行动。由于他得罪了两方，他办《涛声》时，以“乌鸦”自居，自称“报忧不报喜”,所以上海文化界就给他取 了一个绰号，叫作“乌鸦”。

抗战开始，他便脱下蓝布长衫，跑战地 新闻，写了不少比较真实的报道。40年代初，他被正在赣州当专 员的蒋经国看中，当了蒋的高参。

1943年春，他曾到重庆找我，要 见周恩来同志，说蒋经国这个人很有一点事业心，想在东南大干一 番，蒋的身边没有军统、中统分子，却对他很信任，所以，他可以对 蒋做一点工作。恩来同志对他进行了鼓励。

抗战胜利后，他来往 于港沪之间，在《星岛日报》上写文章，依然以“中立派”自居。

但在 抗美援朝之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1955年我到北京后， 他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跑了不少地方，写了许多赞扬新中国的建 设和新风尚的报道，这一类文章大概出过四五本集子。

“炮轰金 门”那一年，他又到北京找我，开口就说：“过去人家叫我‘乌鸦’,现 在我却自愿当了‘喜鹊’,讲了不少大陆的好话。这一来，香港报纸 就说我是大陆派驻香港的统战分子，而国内文化界却依然说我是 ‘反动文人’。‘反动文人’能在香港、新加坡，乃至东南亚许多报纸 上写那些为大陆报喜的文章吗?”

我说：“这是你独来独往，不和国 内文艺界的老朋友多接触的缘故。”

他说：“人家说我‘反动’,我怎 么能和他们去接近呢?”

他回香港后，有一次恩来同志和我说，曹聚 仁终究还是一个书生。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这是好的，但 是他还是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他将来是会碰壁的。

我问总理 为什么?

恩来同志说：他没有跟你说?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 “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他是否去了台湾，我不知道。但 是，他依旧在香港写文章，字里行间还在希望祖国早日统一。在那 个时候，我想，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最少，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 主主义者，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晚节是好的。海关把他在香港出的书作为反动书籍而扣检，是不恰当的。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