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亮得早了。我推开斑驳的木窗，春光扑面而来。院子里那棵老桃树又开花了，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

天亮得早了。我推开斑驳的木窗，春光扑面而来。院子里那棵老桃树又开花了，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

母亲坐在门槛上择豆角，听见响动抬头看我，手里的活儿也没停。“清明快到了，你大姐肯定又要回来看你爸。”她说着，顺手把一根发黄的豆角丢进了脚边的塑料袋里，那是留着喂院子里那只瘸腿老黄狗的。

我点点头，没说话。刷牙的搪瓷杯里长了一圈水垢，我用手指抠了抠，没抠掉。

我叫李小满，大姐叫李小芳。姐弟俩名字都是我爸给取的，听县城里的广播学来的，说是啥”接地气”。

“那你今年要不要回来？”母亲冷不丁地问。

我顿了顿，嘴里的牙膏沫子差点呛到喉咙里去。“回，怎么不回？”我擦擦嘴，水珠顺着下巴滴到了地上，砸在那块磨得发亮的水泥地上。

母亲叹了口气，低头继续择她的豆角。

大姐比我大八岁。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粉色碎花衬衫，头发用一根红皮筋扎成马尾，露出饱满的额头和黝黑的脸蛋。

那时候，我六岁，她十四。正是该上初中的年纪。

那年春天，我爸在县城建筑工地干活，被从高处掉下来的水泥块砸中了腰。大姐是被村长开拖拉机接回家的。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拖拉机的轮子碾过泥泞的村路，溅起一片片黄色的泥水。

拖拉机的后斗里，躺着满脸惨白的爸爸，大姐蹲在一旁，用自己的校服外套盖在爸爸身上。她的头发全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表情却异常平静。

“小满，去叫妈妈来。”她看见我，轻声说。

那年的清明节，村里人都去上坟，只有我们家没去。爸爸躺在床上，整天昏昏沉沉的。妈妈守在炉子旁，忙着煎中药。屋里弥漫着苦涩的药味，混合着爸爸身上时不时传来的一股尿骚味。

“我不上学了。”那天晚上，大姐突然对妈妈说。我正蹲在门口玩泥巴，手里捏着个歪歪扭扭的小泥人。

“胡说什么！”妈妈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手里的药碗差点掉在地上，灰黑的药汁溅在她洗得发白的围裙上。

“梅姨说县城食品厂招人，我去。”大姐的声音很坚定，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她的声音可以这么沉稳。

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指针慢慢移向了晚上八点。屋外，知了的叫声忽远忽近。

最后还是大姐去了县城。我记得她走那天，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两套换洗的衣服和一本发黄的语文课本。出门前，她蹲下来摸摸我的头：“小满，好好上学，知道吗？”

我用力点头，不明白她为什么眼圈红红的。

后来的日子像是被按了快进键。爸爸的伤始终没好利索，腰间打了两根钢钉，下不了地，只能靠着墙坐着，有时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晒太阳，看着远处连绵的田野和时不时经过的拖拉机。

大姐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有时候还会捎些城里的点心和衣服。她从食品厂跳到了服装厂，后来又去了电子厂。二十出头的年纪，手指头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和细小的伤疤。

“小芳找了个城里的对象没？”每次大姐回来，村里的婶子们总会这么问。

大姐只是笑笑：“厂里忙，哪有时间谈对象。”

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比同龄人高出半个头。村里人都笑着说：“小满长得真快，像棵小白杨一样，一眨眼就蹿高了。”

大姐每次回来，都会把我拉到一边：“功课学得怎么样？有没有考第一？”

我总是骄傲地挺起胸脯：“语文第一，数学第三，总分第二！”

大姐会欣慰地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钱塞给我：“买本好点的参考书。”

有一次，我问她：“姐，你不想继续上学吗？”

她望着远处的田野，沉默了一会儿：“想啊，做梦都想。”

我注意到她手上的创可贴，还有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污渍。

高考那年，我发烧到39度。大姐请了假回来照顾我。她日夜不离地守在我床前，用冰毛巾敷我的额头，喂我吃药。

“没事的，小满，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她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明显。

我如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大姐拿出了所有积蓄，还跟亲戚借了一些，才凑齐了我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以后你自己挣钱了，可不许忘了咱爸咱妈。”临走那天，大姐帮我整理行李，叮嘱道。

我点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挣大钱，让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一方面是路途遥远，另一方面，我在学校找了家教和兼职，想多攒些钱减轻家里负担。偶尔回家，总能看到大姐寄来的钱和东西。她的信总是很短，字迹歪歪扭扭的：

“小满，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爸的药别省，该吃就吃。” “小满，听说北方冷，给你买了件羽绒服，你瘦了吧，买的L号。” “小满，过年回家吗？我可能回不去了，厂里赶货，你要是回，帮我看看爸妈。”

毕业那年，我拿到了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offer，起薪就有八千。我给家里打电话报喜，电话那头，爸妈欣喜若狂。

“等我安顿下来，就接你们去深圳住。”我信誓旦旦地说。

与此同时，大姐在广州的服装厂当上了小组长，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块钱。她给家里寄了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村里人都跑来看热闹。

我去了深圳，大姐在广州。两座城市相隔不远，但我们却很少见面。工作忙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我总觉得和大姐之间少了些话题。她的世界里只有工厂、加班和存钱，而我的生活中则充满了代码、项目和升职加薪的焦虑。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我在深圳买了房，公司也步入正轨。有一天，大姐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

“明天不行，我要加班。”我随口推脱，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那下周呢？”大姐的声音有些疲惫。

“下周可能也不行，公司有个重要项目…”我看了眼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最终，大姐没来成深圳。而我，也一直没抽出时间回老家看看。

2019年春节前，爸爸因肺炎住院了。我连夜赶回老家，医院走廊的灯管一明一暗地闪烁着，散发出惨白的光。

大姐已经先到了，她站在病房外，神情憔悴。看到我，她勉强笑了笑：“来了？”

我点点头，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爸情况不太好，医生说…”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最多撑一个月。”

病房里，爸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黄黄的脸上插满了管子。妈妈坐在一旁，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强烈的无力感。尽管我已经是身价千万的创业者，却依然无法挽救自己的父亲。

爸爸走得很安详，就在除夕夜的晚上。我们甚至来不及吃一顿团圆饭。

“以后…我会常回来看妈。”火化那天，我对大姐说。

大姐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哭了一整夜。

之后的几年，我的公司越做越大，甚至开始有了国际业务。我很少有时间回老家，每年清明，都是大姐一个人回去给爸爸上坟。

妈妈的电话里偶尔会提起大姐：“你姐今年又没找对象，都快五十了…”

我总是敷衍地答应着，内心却有种说不出的愧疚。大姐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她本该有更好的人生。

2022年初，大姐突然住院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肺癌晚期，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当我赶到广州的医院时，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半长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脸色蜡黄。

“怎么不早点检查？”我握着她枯瘦的手，声音颤抖。

“哪有时间啊，厂里那么忙。”大姐虚弱地笑了笑，“再说，钱都给你上学了，哪还有多余的做什么体检…”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别哭，小满。”大姐轻轻拍拍我的手，“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供你上了大学，看你出息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医院走廊里抽了一整包烟，直到手指被烫得发红。

大姐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即使是最好的医院和最贵的药物，也只是稍微减缓了她的痛苦。临终前的一个下午，她突然握住我的手，艰难地开口：

“小满，答应我两件事。” “你说。” “第一，照顾好妈；第二…”她停顿了一下，“清明节，把我和爸放在一起。”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大姐走得很平静，就像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生中所有的不公和苦难。

今年清明，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村子变了模样，水泥路取代了泥泞的村道，许多旧房子被推倒重建，只有我家那栋老屋依然故我。

母亲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却执意要亲自下厨做饭。

“你姐最爱吃的红烧肉，”她切着五花肉，手有些抖，“还有这个清蒸鲈鱼，你姐说城里人都爱吃。”

我默默地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突然想起小时候大姐也是这样在厨房里忙前忙后。

清明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我抱着大姐的骨灰盒，和母亲一起上了山。父亲的墓前，几束野花开得正艳，想必是村里人刚刚扫过墓留下的。

“爸，我把姐姐带回来了。”我轻声说。

风吹过山岗，带来远处油菜花的清香。

母亲从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全家人在我高中毕业时拍的。照片里，大姐站在我身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衬衫，笑得腼腆。

“你姐这辈子，活得太苦了。”母亲叹了口气，“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她把自己的一切都搭进去了。”

我沉默不语，心中五味杂陈。

回程的路上，母亲突然说：“昨天整理你姐的遗物，发现了这个。”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我。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发黄的录取通知书，日期是1994年，正是大姐初中毕业那年。通知书显示，她被县重点高中录取了。

信封里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条，上面写着：“小满，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个，请不要难过。我的人生没有遗憾，因为你替我完成了梦想。记得常回家看看，妈一个人不容易。”

纸条的背面，是一行小字：“小满，姐爱你。”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远处的村庄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安宁。我突然想起大姐年轻时的样子，穿着褪色的碎花衬衫，在夕阳下等我放学回家。

“走吧，回家。”母亲轻声说，“你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这个家。”

我点点头，抹去眼角的泪水，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放进口袋，贴近心口的位置。

天很蓝，云很白。家的方向，那棵老桃树又开满了花。

来源：阿琼的育儿小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