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接到姐姐电话时，我正在地里摆弄西红柿架子。四月的太阳没那么毒，但足够让人出一身汗。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我擦了把额头的汗才掏出来。

那天接到姐姐电话时，我正在地里摆弄西红柿架子。四月的太阳没那么毒，但足够让人出一身汗。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我擦了把额头的汗才掏出来。

“哥，你能来一趟县城吗？”姐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对劲，像是哭过。

我手上沾满泥土，轻轻在裤子上蹭了蹭。“出啥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风声呼呼地灌进话筒。“小杨跑了，欠了一屁股债。”

小杨是我妹夫，比姐姐小两岁，在县城开了家装修公司。去年春节我去他们家，看他开着新买的奔驰，一副生意兴隆的样子。那会儿我还想着，姐姐这辈子算是托付给个靠谱人了。

谁知道半年不见，日子翻了个底朝天。

到县城时已经快傍晚了。姐姐住的小区不算新，楼道灯一层亮一层不亮。我爬到六楼，气喘吁吁地敲门，姐姐开门时，我差点没认出来。

以前的姐姐总是精心打扮，染着栗色的头发，指甲永远是鲜亮的红色。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个憔悴的中年妇女，头发乱糟糟地扎在脑后，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

“进来坐。”她的声音嘶哑。

屋里像是被台风刮过。沙发上堆满衣服，茶几上摞着快递盒和外卖盒。墙上挂着姐姐和小杨的结婚照，小杨那张自信的脸现在看来格外刺眼。

姐姐给我倒了杯水，杯子上还有一圈没洗干净的茶垢。

“到底咋回事？”我问。

姐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上个月，小杨公司接了个大活，说是给开发商装修样板房。预付了几十万的材料款，结果钱打过去，人就失联了。”

“多少钱？”

“五十万。”姐姐低着头，“那是开发商的钱。现在人家上门讨债，我都不敢开门。”

我倒吸一口冷气。五十万，在我们县城能买套不错的二手房了。

“报警了吗？”

“报了，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姐姐苦笑，“再说，人都找不到，报警有啥用？”

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我是个种地的农民，存款最多几万块，帮不上这个忙。

“先别急，慢慢想办法。”我只能这么安慰她。

客厅角落有个鱼缸，里面浮着两条死掉的金鱼，水面漂着一层白膜。旁边的绿植已经蔫了，叶子耷拉着，像是在为这个家的境况默哀。

当晚我住在姐姐家。半夜被她的哭声惊醒，起来看时，发现她蜷缩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小杨的一件外套。

“姐，别哭了，对身体不好。”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都怪我眼瞎，当初爸妈都说他不靠谱，我非不听。”姐姐抽泣着，“他走之前，还跟我说要去深圳谈个大项目，让我别担心。结果这一走，电话关机，微信拉黑，人间蒸发。”

“那他的东西……”我环顾四周。

“都带走了值钱的。”姐姐指指卧室，“护照、银行卡、结婚证，连我的金项链都拿走了。”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窗外响起汽车喇叭声，刺耳且不依不饶。姐姐脸色煞白，赶紧关灯，拉着我躲进卧室。

“又来了，”她压低声音，“这几天总有人半夜来按喇叭，吓死人了。”

喇叭声持续了几分钟才停下。我透过窗帘缝隙看出去，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前大灯刺眼。过了一会儿，车开走了，留下一片蚊子般的寂静。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愤怒。小杨这个混蛋，把姐姐一个人扔在这里面对这一切。

第二天一早，姐姐决定收拾屋子。“总不能这样下去，”她说，“先把家里整理好，再想办法解决债务。”

我帮她把堆积如山的衣物分类折叠，又擦了满是灰尘的家具。姐姐在书房忙活，时不时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

中午时分，我正在厨房热剩饭，突然听到姐姐在书房喊我。

“哥！你快来看！”

我擦了擦手，走进书房。姐姐正坐在地上，面前摊着一本陈旧的账本和一堆文件。

“这是小杨的私人账本，”她颤抖着指着一页记录，“你看这个日期，去年十月，他向一个叫王海的人借了三十万，然后……”

她翻到后面几页，指着一行工整的字迹：“十二月，再借二十万，共欠王海五十万。”

我皱眉看着这些数字，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你认识这个王海吗？”

姐姐摇头：“不认识，但这个名字我在哪听过……”

她突然愣住了，像是想起什么，急忙翻找其他文件。最后，她从一堆合同里抽出一张纸，上面盖着红印章。

“开发商！”姐姐声音发抖，“那个预付装修款的开发商项目经理，就叫王海！”

我们面面相觑。这不是巧合，而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小杨借了王海的钱，然后通过装修项目，让公司再次从王海手里拿钱，接着人间蒸发。

“这个王八蛋！”我忍不住骂道。

姐姐却像是松了一口气：“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她继续翻找，又发现了几张银行卡和一本存折，都是小杨名下的。密码写在账本的最后一页，用铅笔轻轻记下，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去银行查查看这些卡里还有没有钱。”姐姐擦了擦眼泪，语气中有了一丝希望。

县农商银行的营业厅里人不多。姐姐拿着存折和银行卡排队等号。窗口坐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操作电脑的手指像弹钢琴一样快。

“查询余额是吧？”女孩接过存折，熟练地在电脑上输入信息。

突然，她的动作停住了，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对姐姐说：“您稍等。”

她起身走向办公室，没一会儿出来一个中年男人，西装革履，胸前挂着”主任”的工牌。

“这位女士，能跟我来一下吗？”男人语气严肃。

我和姐姐面面相觑，跟着他进了一间小会议室。

主任翻看着存折，眉头紧锁。“这个账户最近有异常交易记录，被我们系统标记了。”

“什么异常？”姐姐紧张地问。

“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这个账户频繁收到大额转账，然后立即取现。”主任指着电脑屏幕，“总金额超过两百万。”

我和姐姐都惊呆了。两百万？小杨哪来这么多钱？

“而且，”主任继续说，“这些钱的来源我们已经核实了部分，是多个装修客户的预付款。但据我们了解，这些项目大多没有完成。”

姐姐脸色惨白：“你是说，小杨骗了很多人？”

主任点点头：“恐怕是这样。我们已经接到多起投诉，说是被一家叫’信达装饰’的公司骗了预付款。”

这正是小杨的公司名字。

“我觉得有必要报警。”主任拿起电话，“这已经构成诈骗了。”

两小时后，我和姐姐坐在派出所的问询室里。对面的警察敲着键盘，不时抬头问几个问题。房间里只有风扇的嗡嗡声和键盘的敲击声。

“杨某某涉嫌合同诈骗，金额巨大。”警察总结道，“目前已有十七人报案，被骗金额共计一百八十六万元。”

姐姐瘫坐在椅子上，像是一瞬间老了十岁。“我不知道……”她喃喃自语，“我真的不知道……”

办公桌上摆着个旧保温杯，贴着褪色的”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贴纸。警察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冻结资产”几个字。

“杨某某的银行账户我们会冻结。”放下电话后，警察对我们说，“但据银行反馈，账户余额只有不到两万元。”

“那其他的钱呢？”我忍不住问。

“可能转移到国外账户了。”警察叹了口气，“或者换成现金藏起来了。”

窗外，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警笛声刺耳。姐姐猛地抬起头：“警察同志，如果找到小杨，他会判多久？”

警察停下敲键盘的手：“根据《刑法》，数额特别巨大的诈骗罪，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姐姐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戒指还戴在左手，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弱的光。

回家的路上，姐姐异常沉默。公交车上挤满了放学的学生，嘈杂的笑声和讨论声充斥着整个车厢。一个小男孩站在我们旁边，手里拿着半融化的冰淇淋，糖水顺着他的手腕滴在地上。

“姐，”我犹豫着开口，“要不先搬回老家住一阵子吧？”

姐姐摇摇头：“我请了长假，得留在县城配合警方调查。再说……”她顿了顿，“我总觉得小杨可能会回来。”

我没再劝她。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路边的梧桐树已经长出新叶，嫩绿的颜色刺痛我的眼睛。

县城就这么大，小杨能躲到哪去？除非他已经出国了。我突然想起那天看到的黑色轿车，会不会是小杨回来了？

公交车经过一家银行，LED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理财广告：“稳健投资，年化收益4.5%”。姐姐盯着那行字，突然说：“我早该发现的。”

“发现什么？”

“小杨去年总说钱不够用，但明明收入不少。”姐姐自言自语，“后来他说做期货赚了，要带我去马尔代夫度假。我还以为他真的有经济头脑……”

公交车急刹车，一个刚上车的老人险些摔倒。车厢里有人埋怨了一句，却没人起身让座。姐姐默默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了那个老人。

老人感激地点点头，从兜里摸出一颗水果糖递给姐姐。姐姐愣了一下，接过糖果，攥在手心里。

那颗糖，包装已经皱巴巴的，像是在口袋里放了很久。

第二天清早，姐姐接到了警方电话。小杨的车在市郊一个停车场找到了，但人还是没影。

我们赶到停车场时，警察已经在检查那辆奔驰。车看起来很新，但车牌上沾满了泥土，像是刻意弄脏的。

“后备箱有行李箱，”警察指给我们看，“里面是男性衣物和一些现金，约五万元。”

姐姐看着那些衣服，眼泪又涌了出来：“这是他最常穿的T恤……”

“我们怀疑他准备乘火车或长途汽车离开，所以把车丢在这里。”警察说，“现在已经通知了周边省市协查。”

停车场旁边是个小公园，几个老人在晨练，太极拳的动作缓慢而和谐。一个穿红背心的老太太投来好奇的目光，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警察同志，”姐姐犹豫了一下，问道，“那些被骗的钱，我需要还吗？”

警察看了她一眼：“如果证实你不是共犯，一般不需要承担责任。但如果你们是夫妻共同财产……”

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虽然姐姐可能不用坐牢，但那些债务很可能要由她来偿还。

一只麻雀落在车顶，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一场噩梦。债主们得知小杨被警方通缉后，纷纷找上门来。有人贴了大字报在小区门口，写着”还我血汗钱”。还有人半夜砸门，把隔壁邻居都吵醒了。

姐姐不敢开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只好请了长假，留在县城照顾她。

一天深夜，门铃突然响了。我透过猫眼看出去，外面站着一个陌生男人，穿着深色夹克，戴着鸭舌帽。

“谁啊？”我没开门，隔着门问。

“找杨总。”男人声音低沉。

“他不在，你有事吗？”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塞进门缝：“告诉他，欠债还钱，迟早的事。如果他不出现，后果自负。”

说完，他转身离开，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

我捡起纸条，上面只写了一串电话号码，没有名字。第二天，我把这张纸条交给了警方。

“最近再有这种情况，立即报警。”警察叮嘱我，“骚扰和威胁也是违法行为。”

回家路上，我路过一家正在装修的店铺。工人们正在搬运材料，汗水湿透了背心。其中一个年轻工人对老板抱怨工钱迟迟不发，老板只是敷衍几句。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理解了那些债主的愤怒。他们可能也是普通工人，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就这么被骗走了。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半个月后。姐姐接到银行电话，说她名下的一张信用卡在泰国曼谷有消费记录。

这张卡是夫妻联名卡，小杨是主卡，姐姐是副卡。

“他去了泰国？”姐姐难以置信。

警方很快确认了这一消息。通过银行监控发现，小杨三天前在曼谷一家酒店办理了入住，使用的正是那张信用卡。

“我们已经联系泰国警方协助抓捕。”警察告诉我们，“不过需要走引渡程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姐姐听到这个消息，既松了一口气，又感到一阵心痛。小杨真的抛下一切逃到国外去了，包括她。

晚上，姐姐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远处零星的灯光。我煮了碗面条端给她。

“吃点吧，饿坏身体不值当。”

姐姐接过碗，面无表情地吃了起来。吃到一半，她突然停下筷子：“哥，你说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们认识三年，结婚两年。”姐姐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可怕，“这两年里，他是不是每天都在演戏？”

楼下传来小孩的嬉笑声，一群孩子在路灯下玩捉迷藏。其中一个小女孩躲在车后，紧张又兴奋地捂着嘴巴。

“姐，别想那么多了。”我轻声说，“等他被抓回来，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姐姐点点头，继续吃面。碗里的面条已经有些发软，汤也凉了。

小杨最终在曼谷被抓获，这是两个月后的事了。

那天，我正在地里摘西红柿，接到姐姐电话说小杨被押解回国了。我丢下篮子就往县城赶。

到了姐姐家，发现她正对着镜子化妆，动作很慢，像是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警方说可以去看他。”姐姐说，声音出奇地平静，“我想去问问他为什么。”

看守所的探视室比我想象的要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中间隔着一层玻璃。我和姐姐等了半小时，小杨才被带进来。

两个月不见，小杨瘦了许多，脸色蜡黄，头发也长长了，乱糟糟的。他看到姐姐，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你还好吗？”出乎我意料，姐姐第一句话竟是关心。

小杨抬起头，眼圈红了：“对不起……”

接下来的半小时，小杨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早年做期货亏了不少钱，后来做装修生意也不顺，就开始借高利贷。为了还债，他只好用诈骗的方式收取客户预付款，然后拿新债还旧债，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

“我本来打算在国外重新开始，挣了钱就回来还债的……”小杨低声说，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种说辞。

姐姐静静地听完，从包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推到玻璃前面。

“我想和你离婚。”她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小杨看了看协议书，又看了看姐姐，最后点了点头：“你有权利恨我。”

探视时间很快结束。临走前，小杨叫住姐姐：“账本后面几页还有我的一些记录，那是我藏钱的地方。虽然不多，但应该够你度过难关。”

回去后，姐姐翻出那本账本，果然在最后几页找到了一串数字和地址。按照提示，我们在一家小银行找到了小杨以他母亲名义开的一个账户，里面存着三十万元。

“这钱应该归还给受害者。”姐姐毫不犹豫地说。

银行职员听了我们的经历，帮忙联系了警方。最终，这笔钱被作为退赔资金的一部分，分给了那些被骗的客户。

一年后，小杨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

姐姐搬回了老家，在镇上的幼儿园找了份工作。她很少提起小杨，但我知道她还是会在夜深人静时掉眼泪。

那本账本被她锁在抽屉里，像是锁住了一段不愿再提的过去。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雨夜，楼下的黑色轿车和刺耳的喇叭声。也许，那真的是小杨回来过，犹豫着要不要上楼，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

前几天，姐姐来我家吃饭，带了一盆她养的多肉植物，绿油油的，长势很好。

“这是从县城带回来的，”她说，“原来都快枯死了，没想到还能活过来。”

我看着那盆植物，又看看姐姐。她的头发剪短了，眼角有了些细纹，但神情比从前坦然。

生活就是这样，遭遇风雨，然后重新生长。

那个老账本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只是以一种谁都没预料到的方式。

来源：牟牟说情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