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我在老家居住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村子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看在眼里。安宁村不大，一条泥巴路把村子分成两半，东边是老村民，西边是后来的外地人。村口那棵老槐树见证了太多人来人往，树下的石桌已经坐出了光滑的凹痕。

安宁村要拆迁的消息像一阵风，吹得人心浮动。

这是我在老家居住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村子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看在眼里。安宁村不大，一条泥巴路把村子分成两半，东边是老村民，西边是后来的外地人。村口那棵老槐树见证了太多人来人往，树下的石桌已经坐出了光滑的凹痕。

拆迁的事一公布，石桌旁的议论就没停过。昨天我去倒垃圾，听见几个老人在那里算补偿款。

“按现在的政策，一平米补三千五，我家一百二十平，那就是…”

“你家能拿四十多万，我家才九十平，少了十来万呢。”

我没搭话，绕过他们往垃圾桶走。往常这个点，垃圾桶旁边会蹲着两三个拾荒的老人，今天却一个都没有。

陈大爷家在村东头，我从小就喊他”枣树爷爷”。他家院子里有棵枣树，枝干粗壮，树冠像把巨伞，每到秋天满树的枣子红得发亮，街坊四邻的孩子都爱去他家”顺”几个。村里人背地里嘀咕陈大爷傻，好好的院子种什么树，又不值钱，还招来一堆熊孩子。

昨天黄昏，陈大爷提着把旧锯子在院里转悠，我正从他家门前经过。

“大爷，割枣树啊？”我随口问。

“嗯。”他点点头，脸上的皱纹比往常更深些，“拆迁了，树留不住，砍了吧。”

我瞟了眼那棵枣树，它比我记忆中好像还要高大些。树干上有几道刻痕，应该是当年孩子们用小刀刻的名字，如今已经模糊不清，只剩下凹凸不平的疤痕。

“可惜了，这树得有…”

“四十年了。”他轻声说，枯瘦的手摸着树皮，“你爹小时候都在这摘过枣。”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拆迁是好事，村里人盼了多少年，但总有些东西要跟着一起消失。

“没事，你明儿个来帮我抬树根，那玩意重。”

我答应了，转身往家走。半路上碰见刘婶，她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瓶酱油和一包盐。

“明天就涨价，囤点东西。”看我疑惑的眼神，她解释道，“老刘听说的，拆迁款一发，物价都得往上窜。”

我笑了笑没说话。安宁村的人都这样，日子过得精打细算，今天省下的两块钱能让明天多吃顿肉。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陈大爷家。他家院子里已经来了五六个人，都是村里的老面孔。枣树已经被锯断了，粗壮的树干横躺在地，旁边堆着一摞树枝，陈大爷正在用斧子砍树根。

“来得正好，快帮把手。”

我走过去，弯腰抓住树根的一端。这树根比我想象的还要重，七八个人合力才把它从土里拔出来。

“哎哟，这根得有两百斤吧。”张叔喘着粗气说。

陈大爷没说话，拿出把旧菜刀，在树根的一个节疤处比划了一下，然后用力一劈，树根竟然裂开了一道缝。

所有人都凑了过去。

树根的裂缝里，塞满了钱。

不是现代的钞票，而是老式的纸币，还有一些铜板，每一张都用透明的塑料袋包着，紧紧地嵌在树根的纹理里。

“这…”张叔的烟都掉了，“大爷，这是啥情况？”

陈大爷慢慢蹲下来，从树根的缝隙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包钱。塑料袋已经发黄，但里面的钱却保存完好。他打开看了看，是五六张一元的人民币，年代久远，边缘已经有些发脆。

“我婆娘生前的习惯。”陈大爷的声音有些哑，“每年留一点，说是攒着给孙子娶媳妇用。”

我知道陈大爷的故事。他儿子二十年前出了车祸，儿媳妇带着孙子回了娘家，再没回来过。陈大爷的老伴盼了十年，没盼回孙子，三年前走了。

“这得有多少钱啊？”刘婶瞪大了眼睛。

“不多，也就几千块。”陈大爷把那包钱递给我，“你们帮我看看，我眼睛花了。”

我接过来，小心地打开。里面有几张五元的，几张一元的，甚至还有几枚分币，全都用塑料袋一层层包好。每个袋子上贴着小纸条，写着日期：1989年5月、1992年10月、1995年6月…字迹工整，但明显是不同时期写的，有的已经褪色了。

“这是…”

“每次卖枣的钱，她都留一点放进树里。”陈大爷说，“刚开始是夹在树杈里，后来树长大了，就塞进树干的缝里。四十年了，树把钱都包进去了。”

我一时语塞。那不只是钱，那是四十年的时光，一点一滴地被这棵树记录下来。

“大爷，这些钱您打算怎么办？”张叔问。

陈大爷摇摇头：“先收着吧，等拆迁款下来，我去镇上买盆大的，重新种棵枣树。”

“这钱都过期了，不能用了吧？”刘婶插嘴道。

“不是为了用。”陈大爷慢慢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是为了记得。”

这话说得简单，却让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村里人都沉默了，看着那棵被砍倒的枣树和它裂开的树根，里面塞满了四十年的记忆。

不知是谁先开口：“我家那棵石榴树也有三十多年了…”

话音刚落，大家就纷纷动了起来。张叔说他家后院的银杏树至少四十五年，刘婶家的梨树也有二十多年，李大妈家门前的桂花树更是从她结婚那年就开始栽种。

“走，回家把树根挖出来看看！”

不到半小时，村里的消息就传开了。安宁村的人们纷纷回家检查自家的老树。有人家挖出了同样塞满钱的树根，有人在树干里发现了旧照片，还有人找到了塞在树洞里的信件和日记。

下午我又路过陈大爷家，看见他坐在院子里，面前摆着一个旧铁盒，正往里面小心翼翼地整理那些从树根里取出来的钱。

“大爷，吃了没？”我站在院门口问。

“吃了。”他头也不抬，手指轻轻抚过那些旧币，“早上煮了点粥。”

院子里的地面上还留着枣树的痕迹，一圈深色的土壤，比周围的颜色要深，像一道伤疤。

“村里人都去挖树了？”他突然问我。

“嗯，都去了。”我点点头，“王奶奶家的柿子树里找到了她儿子小时候的成绩单，李叔家的槐树里有他父亲的老烟袋…”

陈大爷笑了笑，笑容在他沧桑的脸上显得格外温暖：“好啊，都找找吧，趁着还能找。”

这话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村里捉迷藏的日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秘密基地，有的藏在谷仓，有的躲在井边，还有的爬上了房顶。如今那些地方都要拆掉了，我们曾经的秘密也要被一一揭开。

当天晚上，安宁村热闹非凡。几乎每家每户都在院子里挖着什么，有的拿着铁锹，有的用着小铲子，甚至还有人借来了工地上的小型挖掘机。

我家院子里没有树，但我父亲却指着墙角的一块石头说：“把那个翻开看看。”

那是块普通的大石头，在我家院子角落至少放了三十年。我和父亲合力把它翻过来，石头下面是一个小木盒，里面放着一本发黄的存折和一叠照片。

“这是你上学时候的学费。”父亲拿起存折翻了翻，“那时候攒钱不容易，每次有点余钱就存起来，怕放家里花了，就藏在这石头底下。”

存折上最后一笔存款是1998年，那年我高考结束。后来我去了城里上大学，再后来就留在了城里工作。存折上的钱早就用完了，但父亲却一直把它和那些照片藏在石头下面。

那晚，村里的广播喇叭响了起来。那个已经生锈的喇叭至少有二十年没用过了，声音嘶哑，却传得很远。

“通知，通知，明天上午十点，全体村民到村委会领取拆迁协议…”

喇叭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不知为何，我却觉得那声音里带着一丝留恋。

第二天一早，我去陈大爷家帮忙。他正在收拾东西，几个纸箱堆在院子中央，旁边是那个装满树里取出的钱的铁盒。

“大爷，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东西不多。”他指了指那几个箱子，“这辈子没攒下什么，就这些破烂。”

我走进屋里，墙上的老式挂钟还在滴答作响，那是我记事起就在那里的，如今表面已经泛黄，但时间却走得很准。

“那个也要带走吗？”我指着挂钟问。

“带走。”他点点头，“它比我年纪还大呢，是我爹留下的。”

我小心地取下挂钟，发现它背后的墙上有一块颜色较浅的痕迹，是挂钟遮挡了几十年阳光留下的印记。

“大爷，您那些钱…”

“装好了。”他指了指铁盒，“一张都不少。你知道吗，最早的一张是1982年的，那年你还没出生呢。”

我点点头。1982年，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的一元钱能买很多东西。而如今，那张钱已经不能流通，只剩下了收藏的价值。

“村里人都找到了什么宝贝？”陈大爷一边整理东西一边问。

“各种各样的。”我笑了笑，“张叔家的老榆树里发现了他爷爷的军功章，李大妈家的花盆底下藏着几块银元，王奶奶家……”

我一一说来，陈大爷听得很认真，不时点点头。这些被找到的东西，有的值钱，有的不值钱，但它们都承载着记忆，是安宁村几十年历史的一部分。

上午十点，村民们陆续到村委会领取拆迁协议。人们排着队，脸上既有期待也有不舍。毕竟，这里是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虽然破旧，但每一砖一瓦都有故事。

陈大爷拿到协议后，在角落里仔细看了很久，最后在签字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却很认真。

“大爷，您这是要搬到哪去住？”我问。

“镇上有套安置房，六十平米，够住了。”他折好协议放进贴身口袋，“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地方种树。”

我陪他走出村委会，路过村口的那棵大槐树。树下的石桌旁围着一圈人，都是村里的老面孔。他们在讨论拆迁的事，有人欢喜有人忧。

“陈老哥，听说你家枣树里藏了不少钱啊？”一个老人冲我们喊道。

陈大爷笑了笑：“不多，就是些纪念。”

“我家那棵梧桐树，里面居然有我爹当年写的情书，还真是…”那人笑着摇摇头，没说完。

其他人也纷纷讲起自己家的发现。有人在老房梁上找到了祖辈留下的银元，有人在院子的砖缝里发现了压岁钱，还有人在井边的石块下挖出了一盒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这一天，安宁村的人们似乎都沉浸在回忆里。他们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讲着那些被遗忘又被重新发现的故事，笑声和叹息交织在一起。

傍晚，我和陈大爷一起回家。路过村口的垃圾站时，看见几个老人在那里翻找什么。

“他们在干嘛？”我疑惑地问。

“捡东西呗。”陈大爷淡淡地说，“村里人扔了不少旧物件，他们觉得可惜。”

我这才注意到，垃圾站周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破旧的家具、老式电器、褪色的衣物、甚至还有几盆枯萎的花草。这些都是村民们准备搬家时扔掉的，在他们眼里已经没用了。

“您不会也扔了那些钱吧？”我突然想到这个可能性。

“怎么会。”陈大爷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给我看，“这是1986年的五元，那年我们家刚通了电，买了第一台电视机。”

我接过那张纸币，轻轻抚平。它已经有些发脆，但图案还很清晰。这张钱见证了一个家庭的变化，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大爷，您说这些东西值钱吗？”我把钱还给他，问道。

陈大爷小心地把钱放回口袋，看了看逐渐暗下来的天色：“值不值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值得记住。”

他顿了顿，又说：“人这辈子，能记住的东西才是最值钱的。”

夜幕降临，安宁村的灯一盏盏亮起。这些灯光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建筑和新的生活。但那些被挖掘出来的记忆，那些被树根、墙缝、石块保存的过去，却会继续被人们珍藏。

就像陈大爷说的，值得记住的东西，才是最值钱的。

而安宁村的人们，在拆迁前的这几天，都找到了自己最值钱的东西。

来源：粤北山里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