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百年后的今天，当他们的后代用流利的中文骄傲地说出“我是中国人”时，当初的那份接纳算是有了最好的结果。

1920年代，20万白俄难民带着逃亡的无助，来到了我国。

尽管当时我们的国家也处于艰难时期，但还是宽容的接纳了他们。

而百年后的今天，当他们的后代用流利的中文骄傲地说出“我是中国人”时，当初的那份接纳算是有了最好的结果。

那么，百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使20万白俄背井离乡？他们又是怎样融入我国的？

1917年，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街头，面容枯槁的工人们穿着破烂的皮衣，裹着用麻袋改成的披肩，聚集在街巷举着残破的旗帜，高喊着要面包、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

这一年，名为“二月革命”的风暴，终于击碎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的骄傲。

接着，短短数周，帝国的权威土崩瓦解，然而，希望的种子还未扎根，新的混乱便席卷而来。

推翻沙皇后，各方势力为争夺未来国家的舵盘，爆发了更为激烈的内斗，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新兴的工农苏维埃力量，在权力的漩涡中你争我夺。

前沙俄将军科尔尼洛夫在此时企图发动兵变，恢复君主制，他带着残余的旧军队怒气冲天而来，一度让动荡的局势雪上加霜。

就在生死关头，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出手，十月革命的炮声响彻冬宫。

布尔什维克士兵冲破了层层防线，一举夺下了象征着旧时代权力的宫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诞生，但通往新生的道路，注定血流成河。

在革命烈火下，一支支誓死反抗的新政权的队伍集结，他们大多出身于贵族、富商乃至前军官，他们自称“白军”，誓言要用最后一滴血洗刷在彼得格勒雪地里失去的尊严。

随后的俄国内战，比革命更为惨烈，无数村庄被焚毁，城市成为废墟，红军与白军每一次交锋都让普通百姓付出惨烈代价。

在这样的战火中，白军渐渐力不从心，红军依靠民众的支持和更为果断的组织力，一寸寸吞噬了白军的领地。

失去根据地的白俄士兵，携带着家眷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仓皇南逃。

他们穿越西伯利亚平原，沿着阿穆尔河一路东行，逃亡的队伍中，不仅有衣衫褴褛的士兵，还有身着破旧貂皮大衣的贵妇。

就在此时，中国，这个位于东方的古老国度，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之地。

对这些流亡者而言，中国不仅地理上接壤，且在当时相对和平。

更重要的是，他们听闻在远东的城市里，如哈尔滨、上海、天津，已聚集了不少白俄侨民，那里或许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于是，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中，无数白俄难民趁着夜色偷渡过边界。

与此同时，上海当局对这批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充满了戒备。

毕竟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没有谁愿意冒险接纳一个庞大的、来历不明的人群，而且，也担心他们之中藏着逃犯、流寇，甚至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当第一批白俄难民踏上港口时，他们被禁止下船，只能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度日如年，但还是为他们提供了食物。

此后，为了争取登陆的机会，难民代表们反复奔走于码头管理局和各租界当局之间。

他们用颤抖而生硬的中文或者夹杂着俄语的英语，一遍遍解释着自己的身份与遭遇，恳求得到一个安身之所。

最终，在多方交涉与权衡之下，上海方面允许约一千二百名白俄难民登陆。

但登陆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终结，反而是另一段辛酸的开始。

这些初到上海的白俄们，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截然不同的文化，他们不会讲中文，听不懂本地人的方言，连最基本的沟通都困难重重。

而且，在异国他乡，失去了贵族光环和军人荣耀，男人们只能在工地上搬运砖石、在码头卸货，甚至在市场上给小贩们打杂维生。

女人们的处境更为凄惨，她们中有些不得不走上街头，以出卖身体换取勉强糊口的铜板。

此后，为了融入这座城市，许多白俄开始努力学习中文，而在这期间，还有一些白俄试图重新拾起曾经在故乡学到的技艺。

他们在街头摆摊卖艺，弹奏手风琴，拉起小提琴，偶尔也能吸引一群路人驻足围观，丢下几枚硬币，这些零星的温暖，成了他们在异国他乡里最宝贵的慰藉。

时间一天天过去，当初那批神情惶惶的难民，逐渐成了这座城市中最底层却也最顽强的一群人。

不过，在漂泊与贫困中挣扎的白俄难民们，很快发现，生存之外，他们还要面对更为复杂的风暴。

彼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列强环伺，战乱不断，而白俄人群内部，也暗流涌动。

当时，在我国藏身的不仅是寻常的流亡者，还有不少心怀复国梦想的旧沙俄军官。他们在破败的租界小巷里秘密集结，口中还念念不忘着重建帝国的雄心。

谢苗诺夫，就是这其中最为显赫的一位，他身边始终围绕着一批忠于旧日荣光的追随者。

谢苗诺夫并不甘心就此隐没，他暗中联络在伪满洲国活动的日本势力，企图借助外力重整白军残部，图谋重返西伯利亚。

为了攫取资源与兵力，他带着一帮昔日战友，在我国东北横行，他们以难民身份为幌子，实则暗中劫掠，甚至与地方势力勾结，鱼肉百姓。

幸而，最后他得到了惩罚，1945年9月，谢苗诺夫在大连被逮捕后压回了莫斯科，次年8月，被执行枪决。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种，使得普通百姓对白俄的印象一度跌入谷底，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也常有人指着金发碧眼的白俄低声咒骂，视他们为动荡与不安的象征。

而小摊贩们在遇到白俄顾客时，也常常下意识地提高了防备之心。

可并非所有白俄人都走上了助纣为虐的道路，更多的普通白俄难民，仍在艰辛地谋求一份体面的生活。

到了1930年代，新的局势再次改变了局势。

日本的侵略战火烧到了华北大地，卢沟桥事变后，无数中国百姓更是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恐惧。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一部分白俄青年放下手中的乐器和酒杯，拿起步枪，站上了保卫中国的战场。

他们用行动洗刷了曾经的隔阂，用行动赢得了我国人民的尊重，他们在战后也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外人，而是作为并肩战斗的同志。

转眼百年，曾经衣衫褴褛、眼神迷茫的白俄难民，早已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

他们的后代，如今或身着时髦的中式校服，在教室里挥笔疾书；或西装革履，穿梭于熙熙攘攘的都市街头；更多的人，则过着与千千万万中国人无异的平凡生活。

同时，白俄人也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还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白俄村”。

这些白俄后代，大多已彻底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文化，他们习惯于端午裹粽，春节贴对联，清明扫墓祭祖。

小孩们也是从小听着《三字经》、《西游记》长大，他们在课堂上背诵着的也杜甫李白的诗篇，青年人则追逐着国产偶像剧与本土综艺的潮流。

走进他们的家庭，墙上挂着的也是中式婚纱照，茶几上放着普洱茶叶和瓜子，厨房里飘出的，不是俄式红菜汤的酸香，而是红烧肉、清蒸鱼的家常味道。

更让人动容的是他们的认同感，在采访中，当记者问及他们的身份时，这些白俄后代往往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是中国人。”

说这句话时，他们的眼神是清澈而坚定的，仿佛这份归属感，早已融入血液与骨骼。

这种归属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无数个日夜中，在与本地百姓同甘共苦的生活中，在共同经历抗战、解放、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一点点打磨、锤炼出来的。

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是可以选择去留的，但一部分留了下来，对他们来说，中国已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岁月悄然更替，身份认同在这一代又一代人中悄无声息地生根发芽。

白俄后裔们不再纠结于血统的归属，而是用实际行动，把自己镶嵌进了中华民族中，他们早已不是外来的过客，而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百年前，20万白俄难民踏上了这片陌生又温暖的土地，他们在战火与流离中寻求庇护，也在岁月的打磨中，慢慢将异乡变成了家园。

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与阳光中艰难生长，今天，当他们的后代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带着自豪而笃定的神情说出：“我们是中国人”，那不仅是对现实的认同，更是对历史的温柔回答。

风雪已远，归途已定，百年前的漂泊，终于在这里，化作了安稳的生活与灿烂的明天。

来源：法之生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