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啊？你要是遇不上，就得饿死在这站台上。＂站长老张把馒头塞我手里，我攥着这救命的白面团，喉咙里像卡了块石头。

＂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啊？你要是遇不上，就得饿死在这站台上。＂站长老张把馒头塞我手里，我攥着这救命的白面团，喉咙里像卡了块石头。

1990年的哈尔滨火车站，寒风刺骨。

那年我才十八岁，浑身上下就只有两件像样的衣裳，连棉裤都是补了又补的旧货。

身上揣着姑姑家的地址和最后五块钱，从南方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火车，来投奔素未谋面的亲戚。

谁知道刚到哈尔滨，就傻了眼——姑姑家早搬了，地址作废，我成了无处可去的流浪人。

那会儿的哈尔滨火车站可热闹了，下火车的人像赶集似的往外涌，个个腰里别着半导体收音机，肩上扛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包，脸上带着各自的目的地和希望。

就我一个人，站在人来人往的站台中央，像根空心芦苇，一阵风就能刮倒。

问了三个人，才有一个愿意搭理我，告诉我那个地址早就拆迁了，具体搬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我脑袋嗡嗡响，心想：这下完了，五块钱连回去的车票都买不了，还真成了睡马路的叫花子了。

第一晚就在站台的长椅上过的，东北的夜，冷得钻心。

我蜷缩着身子，把仅有的那件旧棉袄拉到脖子，呼出的热气在空气中结成白霜，一边磨牙一边想：早知道不来了，死在家乡好歹熟悉。

家里穷，大字不识几个的爹娘整天忙着下地干活，哪有心思管我这个不懂事的。

前年姐姐出嫁，陪嫁钱掏空了家底。

爹说我都十八了，不能再啃老，得出去闯荡。

我一气之下，拿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和姑姑留下的地址，连夜坐了火车。

谁知道风风火火来了，却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那时候年轻，不懂得乡音之外也有乡愁这回事。

清早，刺骨的东北寒风从站台缝隙钻进来，把我从短暂的睡梦中刮醒。

朦胧中，一位穿铁路制服的中年人站在我面前，脸膛黝黑，眼角的皱纹刻满岁月。

＂小伙子，你这是要去哪啊？＂他粗声粗气地问，沙哑的声音里透着关切。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支支吾吾地说明了情况，说我是来投奔姑姑，谁知道地址不对。

＂哎呦，你这可够呛。＂他叹了口气，语气里有关心也有责备，＂南方来的吧？这大冷天的，浪什么浪啊。＂

他叫老张，是火车站的一名普通站务员，在铁路上干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跟我来吧，喝口热水暖和暖和。＂他领我到站务室，倒了碗冒着热气的白开水，顺手塞给我半个馒头。

这是我来哈尔滨的第一顿饭，那馒头香得我差点掉泪。

＂饿不死就行，日子总能过。＂老张站在窗前点燃一根红塔山，烟雾在阳光下飘散，＂咱老百姓啊，就得这么一步一步过。＂

他这话说得随意，可我当时却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站务室的暖气热乎乎的，让我冻了一宿的身子终于活过来。

墙上贴着几张铁路局发的宣传画，泛黄的边角证明它们已经在这里守望了很久。

老张指了指站台旁的小卖部，穿过人群能看见一间破旧的板房，上面挂着手写的牌子。

＂那老板娘脾气不好，但人实在，你去问问，说不定能帮你找个活干，＂老张吐了口烟圈，＂就说是老张介绍的。＂

我千恩万谢地出了站务室，小心翼翼地走向那间小卖部。

冰雪覆盖的地面打滑，我几次险些摔倒，心想这哈尔滨的冬天，真不是南方人能熬的。

小卖部里弥漫着一股混杂的气味，烟草、酒精、炒货和人的汗味交织在一起。

柜台后面站着个中年妇女，四十出头，扎着条花头巾，脸蛋红扑扑的，眼角的皱纹里都刻着生活的艰辛。

＂干活？你能干啥？＂她上下打量我，目光如刀，仿佛要把我剥皮拆骨似的。

我心慌，双腿发软，可比起饿死，怕人算什么？

＂搬东西、扫地、刷碗，啥都行，＂我低着头，声音比蚊子还小，＂老张站长介绍我来的。＂

＂老张？＂她挑了挑眉，＂那老东西居然还管这闲事？＂

她叫孙慧芬，是小卖部的老板娘，嗓门大得能盖过站台的广播。

＂行，一天五块，管顿饭，＂她打量我几眼，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果断，＂别偷懒，别耍滑，发现一次撵你走。＂

＂晚上你就睡小卖部后面杂物间，反正也没人用，＂孙慧芬说话干脆利落，像是在谈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不是在救我的命。

杂物间只有两平米大小，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纸箱和饮料瓶，角落里摞着几个空酒坛子，散发着刺鼻的白酒味。

她指着墙角一堆纸箱子，＂先把那些整理了，卖给收破烂的。＂

我点点头，如获至宝般开始干活。

那一刻，五块钱在我眼里比五百块都珍贵。

小卖部的杂物间成了我的避风港，虽然只有两平米，睡觉时腿都伸不直，冬天冷得要命，但我知足得很。

有个地方睡，有口饭吃，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南方小子，干活麻利点，这边客人等着呢！＂孙慧芬的大嗓门总能穿透整个小卖部，让我从恍惚中惊醒。

春去秋来，转眼就是大半年。

我从小卖部的打杂工，变成了站台上的搬运工。

那时候火车站人来人往，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总需要有人帮忙。

我一趟趟地把行李从站台搬到大厅，从大厅搬到马路，一天下来能挣个十来块。

虽然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睡觉时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疼，却也有了些积蓄。

我把钱都藏在杂物间的墙缝里，每天晚上数一遍，那是我在这陌生城市的唯一慰藉。

＂小子，你这么拼命，是想干啥啊？＂同是打工的老刘问我。

他比我大十岁，长着张饱经沧桑的脸，眼神里透着社会的复杂。

曾在国营厂子干过，下岗后只能靠在站台搬行李维生。

＂我想攒钱学手艺，＂我低声说，仿佛说出来就会破灭似的，＂学好了，以后就不用受这罪了。＂

老刘嗤笑一声，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烟，＂你这南方娃子，想得美！没关系没门路，学个屁的手艺。＂

他的大拇指满是老茧，曾经是国营厂的技术能手，如今却沦落到靠拿行李过活。

他这话刺痛了我，可我没反驳。

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

那是1990年，国企改革风声鹄起，下岗工人寻找出路，人心浮动，谁还有心思管我这无处可依的外地人？

在我眼前的，只有满站台来来往往的旅客，和成堆的行李。

冬天又来了，比去年还冷。

杂物间的墙缝透风，我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

夜里冷得睡不着，就缩成一团，想着家乡的事。

父亲的咳嗽声，母亲粗糙的手，还有邻居家的大黄狗，都在梦里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

孙慧芬看不过去，给了我一床旧棉被，上面还带着香皂的味道。

＂你小子命硬，这么冷的天还没病倒，＂她嘴上不饶人，手上的动作却出卖了她的心软，＂可别冻死在我这里，晦气。＂

有天晚上，老张喝了点酒，坐在小卖部的长凳上唠嗑。

他的脸被酒精染得通红，眼神有些迷离，却依然透着铁路人特有的刚毅。

＂现在这日子，谁也说不准啊，＂他拿着茶缸，里面装的却是二锅头，＂我们这些老人吧，跟着单位走，饿不死。＂

＂你们年轻人，有本事就得闯，没本事就只能混日子，＂他拍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小顾，不能一辈子睡杂物间啊。＂

我端着热水，坐在他旁边，听他絮絮叨叨地说着铁路系统的变迁，说着计划经济如何转向市场经济。

我听得半懂不懂，只隐约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变革，而我，只是这变革中的一粒微尘。

店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渴望》的主题曲，那是当年最火的电视剧，连孙慧芬这样的泼辣女人都会停下来听一听。

＂老张，我想学修车，＂我突然说道，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他愣了一下，酒意稍退，＂修车？＂

＂嗯，我看站前广场的修自行车摊子，生意挺好，＂我搓着手，像是在给自己壮胆，＂黄师傅一天能修十几辆车呢。＂

老张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那玩意儿哪有那么好学？要拜师的。＂

＂我可以从打下手开始啊，＂我急切地说，眼睛发亮，＂扫地、递工具都行！＂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老张笑了，那笑容让我看到了希望。

＂行，明天我带你去见个人，＂他拍拍我的肩膀，力道比平时重了几分，＂你小子有心，我帮你这一把。＂

第二天，老张真带我去了火车站前的修车铺。

那是个简陋的棚子，几把工具散乱地摆在工作台上，地上到处是自行车零件和黑乎乎的机油渍。

修车师傅王德明，四十多岁，脸黑手粗，眼神锐利，说话不多，整天叼着根烟，烟灰掉在衣服上也不管。

老张介绍了我的情况，王师傅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目光在我瘦弱的身材上停留了几秒。

＂行，来吧，先看着学，每月给你二十，＂他言简意赅，连个笑容都欠奉。

我心里乐开了花，简直想给老张和王师傅磕头。

虽然钱比搬运工少多了，但这是学手艺呀！

晚上回到杂物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象着将来的日子。

也许过几年，我就能成为一名熟练的修车师傅，甚至可以开自己的店。

到时候，就能衣锦还乡，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想着想着，竟甜甜地睡着了，梦里全是亮闪闪的自行车铃铛。

可现实哪有那么顺利。

王师傅虽然收了我，却基本不教我技术。

我每天就是打扫卫生、整理工具、给他递东西，偶尔帮他按住自行车。

＂师傅，那个链条怎么修？＂我小心翼翼地问，生怕惹他不高兴。

他头也不抬，一边摆弄着手里的链条，一边冷冷地说：＂看着不就会了！＂

修车铺的棚子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像蒸笼。

王师傅整天愁眉苦脸，抱怨生意不好，却又不肯教我真本事。

修车的老顾客来了，他就把我打发去买烟或扫地，怕我偷师。

一个月过去，我只学会了给自行车打气和简单上油。

王师傅见我心急，冷笑道：＂学手艺哪有那么快？我当年跟我师傅三年才能独立修车。＂

＂你小子才来几天，就想学全套？慢慢来吧，＂他点燃一根烟，眯着眼睛看我，眼神复杂。

我委屈，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每天下班后，我偷偷留在摊位上，摆弄那些工具，琢磨白天王师傅是怎么修车的。

有时候加班到深夜，饿得肚子咕咕叫，就想起孙慧芬的小卖部，想着那里虽然条件差，至少有热乎饭吃。

有天傍晚，站台上来了趟特快列车，车厢里挤满了人。

我正收拾工具准备回杂物间，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家乡的邻居李阿姨！

她拖着个巨大的编织袋，里面鼓鼓囊囊的，像是装满了家乡的特产。

我愣在原地，心脏狂跳，不知是该上前打招呼，还是装作没看见。

家乡啊，那个我气冲冲离开的地方，此刻竟让我如此思念。

李阿姨认出了我，惊讶地喊道：＂小顾！是你啊？你家里人到处找你呢！＂

她放下手中的编织袋，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瘦了好多啊，过得咋样？＂

我勉强挤出笑容，不敢说实话，只是问家里的情况。

我这才知道，父亲生病住院，母亲托人四处打听我的下落。

村里人都说我这个不孝子，气跑了就再也没消息，害得父母整日以泪洗面。

我心如刀绞，却又不敢回去。

走时说得多硬气啊，＂我这一走，非要混出个人样来不可！＂

才一年多，就灰溜溜回去？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李阿姨走后，我在站台上坐了一整夜，想着家里的情况。

夜色中的哈尔滨火车站，灯火通明如白昼，来来往往的旅客匆匆赶路，没人注意角落里一个落寞的南方青年。

第二天，我魂不守舎地去了修车铺，手脚都不听使唤。

修车时把王师傅的扳手摔在地上，又把客人的自行车链条装反了。

＂怎么了？＂王师傅少见地关心了一句，眉头紧锁，眼中却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柔和。

我犹豫片刻，把家里的事说了。

王师傅听完，难得地沉默了。

他点燃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烟雾在空气中盘旋，就像我纷乱的思绪。

半晌，他叹了口气，＂人这辈子啊，不就是这么回事。＂

＂你在这学不到啥真本事，回去吧，照顾老人要紧，＂他拍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趁早回去，别像我这样。＂

他的话像当头一棒。

我这才发现，自己跟了个并不精通技术的师傅，白白浪费了大半年时间。

那晚，我带着满心的失落，又去了小卖部。

孙慧芬正在整理货架，看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皱了皱眉。

＂咋啦？让人欺负了？＂她放下手中的饮料瓶，难得温柔地问了一句。

我把情况和盘托出，包括我的窘境和对未来的迷茫。

小卖部的灯光昏黄，映照着她饱经风霜的脸，竟然有了几分慈祥。

＂咱们老百姓啊，就这命，＂孙慧芬叹了口气，拿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支点上，＂不过你这娃子有志气，不像那些光会抱怨的。＂

她吸了口烟，缓缓吐出，沉思片刻，＂我看你在这也学不到啥真本事，不如......＂

她犹豫了一下，像是在权衡什么，＂我侄子在哈尔滨第三机床厂当学徒，那边正缺人。＂

＂你要不要去试试？那可是真手艺，学会了一辈子吃饭不愁，＂她的眼睛在烟雾中闪烁着亮光。

我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光明，＂真的可以吗？＂

＂我给你引荐，能不能留下看你自己，＂她掐灭烟头，突然又恢复了那副泼辣样，＂记住，别给我丢人！＂

那一晚，我睡得格外香甜，梦里全是机床厂的机器轰鸣声。

第二天，孙慧芬果然带我去了第三机床厂。

我换上了唯一一件干净的衬衫，还用冷水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厂门口戒备森严，两个穿制服的保安严肃地守在那里，没有介绍信根本进不去。

孙慧芬在门卫室喊了她侄子出来，一个穿蓝工装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已经有了工人的稳重和技术人员的自信。

＂婶，这就是你说的那娃子啊？＂他上下打量我，露出怀疑的表情，＂看着瘦巴巴的，能干重活吗？＂

我连忙说：＂能干！啥活都行！就是想学点真本事！＂

他的眼神中有种审视，似乎是在判断我的诚意和能力。

孙慧芬拍了他肩膀一下，＂赵明国，你小子别啰嗦，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成不？＂

经过一番周折，我总算进了厂子的大门。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工厂，巨大的厂房占地几百亩，烟囱高耸入云，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抖。

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忙碌的身影在各处穿梭，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专注和骄傲。

赵明国领我去见了车间主任，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南方来的？＂他皱眉，翻看着我的简历，上面几乎是空白的，＂没技术底子啊。＂

＂我学得快！＂我急忙保证，声音里带着恳求和决心，＂给我个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或许是我的诚恳打动了他，主任勉强同意让我试用一个月，每月工资四十五块，比修车铺多了一倍还多。

＂小赵，你带着他，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主任对赵明国说，＂先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工厂。＂

机床厂的活比修车铺苦多了。

我每天要搬运重达几十斤的钢材，在灼热的机器旁站上十几个小时。

车间里的噪音震耳欲聋，机油的气味浓得化不开，常常让我头晕目眩。

手上的老茧越长越厚，胳膊上的伤疤也越来越多。

有次不小心，一块铁屑飞进了眼睛，疼得我整晚睡不着觉。

但我咬牙坚持，因为我看到了希望——车间里的老师傅们确实有真本事，他们能把一块废铁变成精密零件，这才是真正的技术。

赵明国见我肯干，慢慢对我有了改观。

他开始教我看图纸，教我操作简单的机床，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车刀。

＂这活学会了，走到哪都饿不死，＂他说这话时，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现在这个社会，有手艺的人吃香。＂

我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连吃饭时间都不肯浪费，总是拿着图纸钻研。

车间里的老师傅们都说我勤奋，愿意教我一些小窍门。

试用期过后，我被正式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临时工，但比起之前的漂泊，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单时，我激动得手都在抖。

四十五块钱，干了一整月，累得腰酸背痛，但这钱来得堂堂正正，是我用汗水换来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正式工作，虽然只是临时工，但比起流浪在火车站，已经是天壤之别。

当晚，我坐在杂物间的小板凳上，写了封长信给家里。

信上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附上了二十块钱。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够家里买好几袋大米了。

信中我没有提及自己的艰辛，只说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让他们放心。

我特意在信封上画了个笑脸，希望能给远在南方的父母带去一丝安慰。

接下来的日子，我全身心投入到机床厂的工作中。

从最简单的普通车床，到复杂的数控机床，我都努力学习。

闲暇时，还去技术室借书看，自学机械原理和图纸设计。

赵明国常笑我：＂你小子，比正式工还拼命，是想当厂长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心想：我只是想学点真本事，让自己有尊严地活着。

。

1991年底，机床厂因为订单减少，开始裁员。

作为最后进厂的临时工，我毫无悬念地成了第一批被裁的对象。

主任叫我去办公室，神情复杂地递给我一张解聘书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小顾啊，你小子干活不错，要是厂子景气，肯定留你，＂他欲言又止，桌上的烟灰缸堆满了烟头，显示他为这决定纠结了多久。

＂现在......＂他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别灰心，你学了不少，出去找工作应该不难。＂

我强忍着泪水，接过那张纸和钱。

＂谢谢主任这段时间的照顾，＂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却竭力保持着尊严。

出了办公室，我在厂区的小花园里坐了很久。

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温暖却无力。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又该做什么。

离开机床厂那天，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白色像是要掩埋一切希望。

我又去了火车站的小卖部。

孙慧芬见我垂头丧气，立马猜到了什么，眼里闪过一丝心疼。

＂厂子不景气啊，不光你，好多人都下岗了，＂她递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里面还卧着个荷包蛋，＂吃吧，吃完再想办法。＂

那碗面条格外香，咸中带甜，暖胃又暖心。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又回到了最初的杂物间。

东西还是那些东西，角落里的酒坛子，墙角的纸箱，甚至那床旧棉被，都在原地等着我。

老张看见我，叹了口气，眼神中有同情也有无奈。

＂这世道变化太快，谁也跟不上步伐，＂他递给我一根烟，是我第一次抽烟，呛得我直咳嗽。

他笑了，说这才像个男人样。

就在我彷徨无助之际，老刘找到了我。

他还是那身打扮，旧棉袄，褪色的裤子，脸上的沧桑却更深了。

＂听说你从机床厂出来了？＂他神秘地问，眼中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

我点点头，不解其意。

＂我有个老乡在香坊开了个修理部，专修家电，正缺人手，＂他低声说，像是在透露什么天大的秘密，＂你在机床厂学了技术，应该能派上用场。＂

＂可我只是学了点机床操作啊......＂我有些迟疑，不想再像跟王师傅那样白白浪费时间。

＂差不多就行！＂老刘拍拍我的肩膀，眼中带着鼓励，＂这年头，谁还等着现成的人才？能干、肯学就行！＂

他的话让我重新燃起希望。

或许这就是我的机会，学习另一门手艺，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就这样，我又有了新的去处。

修理部位于香坊区一条小巷子里，店面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

各种家电零部件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墙上贴着各类家电的原理图。

老板王铁军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戴着副老花镜，说话温和却有力。

他曾在国营电器厂当过技术员，下海后自己开了这个小店。

＂听老刘说你在机床厂干过？＂他放下手中的电烙铁，仔细打量我，＂会看电路图吗？＂

＂会一点......＂我不敢说大话，怕再次失望。

他拿出一份简单的电路图，让我认识上面的元件。

我认出了几个基本的电阻和电容，剩下的就一窄脸了。

王老板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松了一口气。

＂基础还行，可以培养，＂他只略微考验了一下我的基本功，就同意留下我，＂先跟着学徒，每月五十，学会了给你加。＂

修理部比机床厂轻松多了，但技术要求更高。

我得修理各种家电，从收音机到电视机，从电风扇到电饭煲。

起初，我连基本的电路原理都不懂，只能打打下手，递工具、清洗零件。

但王老板不同于王师傅，他真心实意地教我技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

＂看，这个电容坏了，要换新的，＂他耐心地指导我，一步一步教我如何排查故障，如何更换元件，＂记住，修理最重要的是找到问题所在。＂

每天晚上，我都会留下来加班，研究那些拆开的家电，弄懂它们的工作原理。

有时候弄到深夜，王老板会给我带些简单的夜宵，一碗泡面或是一个烧饼。

＂现在这社会，有技术的人才吃得开，＂王老板常这么说，眼神中透着对未来的坚定，＂你小子好好学，将来自己开店都行。＂

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让我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半年后，我已经能独立完成简单的维修工作。

收音机的电路问题，电风扇的电机故障，这些在我看来已经不再神秘。

王老板兑现承诺，把我的工资提到了八十，甚至允许我接一些简单的外修业务。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终于有了立足之地。

1992年春节前，我再次回到火车站。

这次不是为了流浪，而是要买票回家探亲。

站台上熙熙攘攘，到处是背着大包小包回家过年的人。

我站在售票窗口前，回想起一年多前自己在此地的无助与彷徨，恍如隔世。

如今的我，已不再是那个迷茫的少年。

口袋里有钱，身上的衣服是新买的，背包里装着给父母的礼物。

买完票，我特意去了小卖部。

孙慧芬见了我，眼前一亮，手中的活计也放下了。

＂哟，这不是小顾吗？听说你在修理铺干得不错啊！＂她上下打量我，眼中满是欣慰。

我笑着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中华香烟，是特意给她买的。

＂慧芬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有些腼腆地说，＂要不是你当初收留我，我可能早就饿死在站台上了。＂

她接过烟，难得地红了眼眶，拿起烟盒在手里掂了掂。

＂傻小子，谁还没个难处啊？我那会儿刚到哈尔滨，也是靠别人搭把手才活下来的，＂她转身从柜台里拿出一瓶二锅头和几包瓜子，＂带回去给你爹喝。＂

我又去找了老张和老刘，感谢他们的帮助。

老张已经退休在家，看到我穿戴整齐地来看他，眼中满是欣慰。

＂小子，有出息了！＂他拍着我的肩膀，力道依然那么重，＂记着，别嫌弃咱老家，那是你的根。＂

老刘还在站台上搬行李，见我来了，咧嘴一笑，露出泛黄的牙齿。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那手艺不错吧？＂他得意地说，好像我的成就有他一半功劳似的。

我给他买了包好烟，他接过去小心翼翼地放进内兜，说留着过年抽。

临走前，我独自站在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心中百感交集。

雪花飘落在我的肩头，冰凉却不刺骨，因为我的心中已经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这座城市曾让我痛苦绝望，却也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远处传来列车的汽笛声，响亮而悠长，像是在宣告一个新的开始。

我想起王老板说的话：＂人这一生啊，总要经历点风雨，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回家的火车进站了，我拎起行李，向南方家乡的方向走去。

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无助的流浪者，而是带着希望和自信回家的游子。

站在车门前，我回头望了一眼这座承载了我太多记忆的车站。

冬日的阳光洒在站台上，照亮了来来往往的旅客。

寒风依旧刺骨，但我的心却无比温暖。

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啊？我遇到了，才没有饿死在那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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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怀旧岁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