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北京、深圳等头部城市以5万亿级的GDP总量傲视群雄，重庆、广州则在汽车、消费等赛道上奋力追赶。

上海、北京、深圳等头部城市以5万亿级的GDP总量傲视群雄，重庆、广州则在汽车、消费等赛道上奋力追赶。

然而，光芒之下，另一批城市正经历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它们曾因资源而兴盛，如今却因转型乏力陷入困局。

从鹤岗的“躺平”争议到唐山的“万亿焦虑”，这些城市的挣扎与突围，折射出中国经济版图中隐秘的裂痕。

2024年，唐山GDP突破万亿，成为河北首个“万亿之城”。这座曾以“中国钢都”闻名的城市，钢铁产业贡献了近一半的工业增加值。

全球每十吨钢铁中，就有一吨产自唐山，这样的数据一度让这座城市自豪。

但光鲜背后，唐山人深知：钢铁是荣耀，也是枷锁。

唐山的经济崛起，几乎是一部钢铁产业的进化史。巅峰时期，钢铁让唐山GDP冲进全国前20名，与京津共同构成“京津唐”工业基地。

然而，随着环保压力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唐山开始艰难转身。

尽管近年来通过技术升级将钢铁产业链向高端延伸，甚至研发出航空航天用特种钢，但2024年数据显示，钢铁仍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49.4%。

“我们就像骑在钢铁背上的人，既怕它跑不动，又怕它跑太快摔下来。”一位当地企业家如此形容。

转型的阵痛无处不在。

为减少污染，唐山“十三五”期间累计压减近4000万吨炼钢产能，直接导致数万人失业。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2024年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增长10.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严峻的是资源约束：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1/7，能源对外依存度超60%。

一位环保部门官员坦言：“我们既要保经济，又要治雾霾，就像在钢丝上跳舞。”

与唐山相比，鹤岗的困境更为赤裸。

这座东北小城因“5万元一套房”的标签走红网络，成为年轻人想象中的“躺平圣地”。但现实中的鹤岗，既没有躺平的资本，也没有躺平的空间。

90后小付的故事颇具代表性。他曾是北京某公司的白领，年薪30万，却因买不起房、通勤疲惫选择返乡。

在鹤岗，他开了一家便利店，雇两名员工打理，自己则继续从事线上工作。两份收入相加，月入2万元，足够在当地过上舒适生活。

但这样的“舒适”背后，是主动降薪三分之二的代价，以及职业天花板的骤然降低。

“在鹤岗，高薪工作几乎不存在，创业是唯一的出路。”他说。

咖啡馆店主阿怪的经历更印证了这种“非典型奋斗”。

她和丈夫从哈尔滨回到鹤岗，每天工作14小时，全年无休，营收却依赖熟客和节假日返乡人群。

“这里开店必须什么都做，光卖咖啡活不下去。”阿怪苦笑道。

尽管咖啡馆年收入增长，但竞争日益激烈：三年间，鹤岗冒出数家新咖啡馆，甚至出现风格各异的酒吧。这些微小的商业火花，映照出一座收缩型城市的求生欲。

唐山与鹤岗的困境，本质上是资源型城市的共同宿命。

前者因钢铁而盛，后者因煤炭而兴，但最终都陷入“矿竭城衰”的危机。

数据显示，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中，约60%面临转型难题，涉及近7000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60万失业矿工安置。

这类城市的困境往往始于产业结构单一。

唐山钢铁产业占比过高，导致经济抗风险能力脆弱；鹤岗煤炭枯竭后，替代产业迟迟未能成型。

更棘手的是路径依赖：唐山20142023年引入的886个京津合作项目中，多数仍围绕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展开；而鹤岗年轻人即便返乡创业，也只能在低附加值的服务业中寻找机会。

政策支持的滞后加剧了转型难度。全国政协委员赵素卿指出，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流失严重”的难题。

以山西阳泉为例，煤炭税收占比逐年上升，但新兴产业培育缓慢，高端人才更倾向流向京津。

唐山虽跻身万亿城市，但研发投入强度仅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面对困局，一些城市开始探索破局之道。

唐山正尝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燕赵钢铁实验室”推动产业高端化，另一方面依托唐山港发展临港贸易，202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8.62亿吨，试图从“运输港”转向“贸易港”。

鹤岗则涌现出个体化的生存智慧：年轻人通过开便利店、咖啡馆、直播带货等方式，在低生活成本中重构生活意义。

但这些努力仍显脆弱。唐山的新兴产业规模尚不足以对冲钢铁波动，而鹤岗的“低房价红利”本质上依赖人口外流——过去十年，这座城市户籍人口减少近17%。

更深刻的矛盾在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当一座城市的命运与某种资源深度绑定，其教育、文化甚至人际关系都会形成惯性。

正如一位鹤岗青年所说：“我们习惯了慢节奏，但也害怕这种慢变成一潭死水。”

中国城市的竞争，从来不只是GDP数字的较量。

当上海以金融与科技定义“全能型城市”，当深圳用新能源汽车产量冲击全球第一，资源型城市需要的或许不是复制这些路径，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美学”。

唐山的焦虑与鹤岗的挣扎，提醒着我们发展的另一面：万亿GDP可以是勋章，也可能是枷锁；低房价能吸引关注，却换不来可持续的未来。

这些城市的故事，最终关乎一个更本质的命题：当我们谈论城市发展时，究竟该追求“量”的膨胀，还是“质”的尊严？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咖啡馆的灯光、钢厂的轰鸣，以及无数普通人“站着生活”的韧劲中。

来源：财经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