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十岁出头的年纪，一纸解聘书，就断了我在轴承厂二十多年的饭碗。那天回家，我一路上走走停停，路过自行车棚时，看见师傅们三三两两蹲在那里抽烟，眼神飘忽，烟雾缭绕中透着迷茫。

落叶归根

＂冯师傅，这是小李临终前托我们送给您的。＂一对满头银发的老人站在我家门口，递过一个包裹，言语间透着几分哀伤。

我叫冯立民，是北方一家国企的下岗工人。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随着改革大潮，像我这样的工人被时代抛在了岸上。

四十岁出头的年纪，一纸解聘书，就断了我在轴承厂二十多年的饭碗。那天回家，我一路上走走停停，路过自行车棚时，看见师傅们三三两两蹲在那里抽烟，眼神飘忽，烟雾缭绕中透着迷茫。

家里的墙上还挂着我当年拿到的先进工作者奖状，泛黄的纸边已经微微卷起。屋里弥漫着老式家具特有的樟脑味，一台＂红灯＂缝纫机是我媳妇下岗后做点零活儿的工具。

＂咱们怎么办？＂老伴儿王淑芬坐在褪了色的藤椅上，手里摆弄着厂里发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袋。椅子随着她的动作发出吱呀声响。

＂没事，咱不怕。＂我掸了掸裤腿上的灰，声音却没了往日的底气。

记得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学过修表的手艺，那是个技术活儿。六七十年代，能有块手表是稀罕事，我爹的手艺在四九城里也算得上一号人物。

就这样，四十多岁的我，靠着年轻时跟老爹学的修表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西城区的小胡同里，我租了间不到十平方的小店，门口挂着块木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冯氏钟表修理店＂。

那会儿刚改行，手艺生疏，常常修了一块表要返工两三次。回到家，眼睛酸胀得像针扎一样，手指关节疼得直打颤。老伴儿给我热毛巾敷手，闷声不响，我知道她心里也苦。

冬天铁质门框冷得碰着手就粘皮，夏天店里闷热得像蒸笼。但日子就这么过着，修表、配钥匙，偶尔还修修收音机和小电器。柜台下放着个暖水瓶，茶叶是单位发的那种，一泡一整天。窗户边摆着个破旧收音机，每天准点放《新闻联播》，这是我和那个年代一起保留下来的习惯。

李长河是我原来厂里的年轻同事，比我小十几岁，山东人，瓜子脸，高高瘦瘦的，说话总是慢半拍，性格老实，话不多。厂里人送他个外号叫＂老李家的闷葫芦＂。

记得他父母都是农村来的，跟着知青返城潮进了城。他爹在乡下时摔断过腿，落下病根，干不了重活，在厂里做仓库保管员。他娘在食堂切菜洗碗，日子过得紧巴，但也算安稳。

有天中午，店里闷热得很，我打了个盹，猛地被推门声惊醒。李长河急匆匆地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嘴唇发抖，额头上的汗珠往下直掉。

＂冯师傅，出大事了！＂他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爹...我爹突发脑溢血，现在医院里，医生说...说...＂

＂慢点说，小李，别着急。＂我递给他半杯凉白开。

他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喘了会儿气：＂医生说要手术，要五万块钱押金。我东拼西凑才两万多，实在凑不够了。冯师傅，能...能借我五万块钱吗？＂

那是2002年，五万块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我两年的收入。我家里还有上高中的儿子，每月的学费就够我们肉疼的。

＂你找厂里的老同事借过了？＂

＂找了，能借的都借了，可大家都不容易，都是百八十的。＂他的眼睛红红的，嘴唇都咬出了血，＂冯师傅，就您还有些积蓄，我...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柜台上的闹钟滴答作响，窗外传来卖冰棍的吆喝声：＂冰棍儿啊，老冰棍儿，一毛钱一根的冰棍儿啊...＂

＂等着。＂我起身从后屋的箱子底下摸出存折，对李长河说：＂走，去银行。＂

银行的大厅里，电风扇呼呼地转着，却吹不散那股闷热。我取钱的时候，柜台后那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姑娘多看了我两眼，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么大一笔钱，一次性取出来，怕是有什么急事吧。

＂拿去吧，救人要紧。＂我把钱递给李长河，只让他写了张借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今借到冯师傅人民币五万元整，日后定当如数奉还＂，落款是＂李长河＂三个字和日期。

＂冯师傅，我一定还！＂李长河抓着钱，眼里含着泪，声音哽咽。

回家后，我没敢马上告诉老伴这事。晚饭时，看她忙里忙外地端菜，脸上有了些许皱纹，心里不由一阵愧疚。还是得说，这么大的事瞒不住。

＂你把积蓄都给了？＂她放下筷子，眼睛睁得老大。

＂嗯，他爹命悬一线，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孩子上大学的钱怎么办？＂她声音里带着责备，但更多的是担忧。

我夹了块她爱吃的红烧肉放她碗里：＂命重要，钱的事总能想办法。再说了，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老李家孩子懂事，会还的。＂

老伴儿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只是那晚洗完衣服后，手搓得通红，我知道她心里难过。

此后，李长河如人间蒸发一般，再没出现。起初我还在厂里老同事聚会上打听，听说他爹手术后没几个月还是走了，他辞了工作回老家去了。

后来也就释然了。人生在世，谁没个难处？兴许是还不起钱，不好意思见我吧。那年头，下岗工人到处都是，找份工作谈何容易。

日子在修理钟表的滴答声中一天天过去。店里的日历一页页翻过，春去秋来。我和老伴搬了两次家，先是从单位分的那间筒子楼搬到郊区的小平房，后来又跟着儿子搬进了新小区的楼房。

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又成了家。我呢，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镜片越来越厚，但修表的手艺却越发精湛。转眼七年过去，那笔钱早已被我淡忘在记忆深处。

直到那天，那对陌生的老夫妻出现在我家门口。

＂您就是冯立民师傅吧？＂老人颤巍巍地站在我面前，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花白，手里拿着个精致的木匣子。

＂是我，您是？＂

＂我们是小李的养父母，从东北老家来的。＂老人递给我一封信和那个木匣，＂孩子托我们把这个给您。＂

我的手微微发抖。家门口熙熙攘攘的小区生活噪音似乎一下子消失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

＂快请进来坐。＂老伴儿连忙招呼两位老人进屋。

天还热着，我家的电风扇呼呼地转，老伴儿端来西瓜和茶水。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手里紧紧攥着手绢。

＂小李他...还好吗？＂我问道，心里已有不祥的预感。

老人对视一眼，老太太的眼眶红了。老人叹了口气：＂孩子去年走了，矿难...＂

我如遭雷击，一时语塞。李长河那瘦瘦高高的身影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打开信，是李长河熟悉的字迹，那种微微向右倾斜的、规整的字：

＂冯师傅，当您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年借您的五万救了我父亲，但他还是在三个月后离开了。我赶回东北老家料理后事，之后为了照顾养母，留在了那里的煤矿工作。

这些年，我一直记挂着您的恩情，曾三次回北京找您，第一次去了您的小店，却被告知您已搬家；第二次打听到您住在郊区，但具体地址弄错了；第三次终于通过厂里的老刘打听到了您的新住址，却在回去的路上...＂

信中字迹到这里有些模糊，像是被泪水浸湿过。

＂冯师傅，这些年我没一天忘记过欠您的恩情。在矿上，我省吃俭用，每个月都留一部分钱准备还您。这次查出肺里有问题，医生说可能是尘肺，我怕时间不多了，所以求养父母帮这个忙。木匣里的钱，一共十万，是这些年我的积蓄，一半是还债，一半是感谢。请您一定收下。＂

我的眼睛湿润了。窗外的知了声声，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木匣上，尘埃在光线中飞舞。

木匣中整齐地摆放着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和一沓钱，足有十万之多。笔记本上，记录着这七年他省吃俭用、加班加点攒钱的点滴。

＂今天少抽两包烟，省十六块。＂

＂夜班补贴四十五块，全部存起来。＂

＂矿上伙食不好，但能省钱，一个月能省一百多。＂

＂加班费到手三百八，存起来，冯师傅那五万不能再拖了。＂

最让我心酸的是第一页上写着：＂冯师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我一定要双倍奉还。这是做人的本分。＂

李长河的养母擦着眼泪说：＂孩子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一直说欠了恩人的钱。他走后，我们老两口按着他留的地址和电话，花了大半年时间才找到您。＂

老人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孩子生前最后一张照，他说要是见着您，把这个也一起给您。＂

照片上的李长河黑瘦了许多，但眼神依然清澈，站在矿井口，背后是漆黑的矿洞和几个同样黑脸膛的工友。照片背面写着：＂2008年春节，和工友们在一起。＂

＂孩子在煤矿一干就是六年多，从普通矿工干到了班组长。＂老人哽咽着说，＂他吃的是矿上最差的饭菜，住的是最简陋的宿舍，冬天屋里冷得水桶都结冰，他也舍不得开电暖气。我们劝他别那么省，他就说有笔债没还完，不能花太多钱。＂

我的眼前浮现出李长河在矿井下挥汗如雨的样子，想象着他每天与煤灰和危险为伴，却仍惦记着这笔债务。一种复杂的情感在心中翻涌——愧疚、心疼、敬佩，还有深深的自责。

＂师傅想出去透透气吗？＂老伴儿看出我的情绪不对，轻声问道。

我摇摇头，深呼吸几下，继续翻看那本笔记。翻到最后几页，发现他记录着关于我的信息：＂打听到冯师傅现在住在朝阳区某小区，明天请假去看看。＂＂听说冯师傅的儿子大学毕业了，真为他高兴。＂＂冯师傅的小店还开着，但人不在，新来的师傅说不认识。＂

＂孩子说，这笔钱一半是还债，一半是感谢。＂老人说道，＂他说您当年的五万救了一家人的命，虽然他父亲还是走了，但至少走得有尊严。这恩情，比天还大啊！＂

我握着笔记本，泪水模糊了视线。屋外的老榆树沙沙作响，楼下孩子嬉闹的声音传来，生活还在继续，可李长河却永远停在了那一刻。

窗外的梧桐叶子簌簌落下，风吹进屋里，带着深秋的萧瑟。我想到了那家煤矿，想到了尘肺病，想到了这些年北方无数像李长河这样的矿工，为了生计，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地方，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心中一阵酸楚。那年他借钱时那么急切，而我给了他希望；如今他还钱也这么执着，却只留下了遗憾。

＂二老，这钱...＂我深吸一口气，从木匣中取出一半，＂这五万是他还的债，我收下了。剩下的，你们带回去养老吧。＂

＂不行不行！＂老两口连连摇头，＂这是孩子的心意。他说过，您帮他时连考虑都没考虑，这份恩情要十倍百倍地还。＂

＂可是老人家，你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日子...＂

＂我们有退休金，虽然不多，但够用。＂老人倔强地说，＂再说，我们就这一个儿子，他的心愿我们必须完成。＂

老伴儿拉了拉我的衣角，递过来一个眼神。我明白她的意思——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对逝者的尊重。

沉默许久，我做了决定：＂这样吧，这一半我收下，另一半，我们拿去捐给咱们社区的助学基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就当是替小李做点好事，他在天上看到了，也会高兴的。＂

老人眼中闪烁着泪光，点了点头。当我写下捐款收据时，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你们在北京有地方住吗？＂

＂我们住招待所，明天就回去。＂

＂别着急走，在我家住几天吧，我带你们在北京转转，小李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你们也该看看。＂

老两口犹豫了一下，最终同意了。那几天，我带他们去了天安门、故宫，去了李长河曾经工作的轴承厂，厂门口已经变成了商业街，往日的车间变成了仓库。厂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

＂小李经常提起您，说您是个好人，说当年要不是您，他爹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走在厂门口，老人感慨道。

我忽然想起，那天给李长河钱时，我说的是＂帮人帮到底＂。没想到，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我却早已忘却。生活的洪流裹挟着我们每个人向前奔涌，有些事情，在不经意间就被冲刷得模糊。而对他来说，那五万块钱，却是刻在心上的恩情。

那个秋天，我和老伴带着李长河的养父母，一起去社区服务中心捐了那笔钱。当工作人员问捐款人姓名时，我说：＂写李长河吧，他是个好小伙子。＂

送走老人后，我一连几天没开店，坐在家里翻来覆去看那本笔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李长河的一段话：＂人这一辈子，能帮就帮一把，无论是亲人还是陌生人。就像当年冯师傅帮我一样，不问回报，不求感谢。这道理，我懂了。＂

日子还在继续，我的小店依然开着。只是柜台上多了一本笔记和一张照片，那是李长河留下的。每当有人问起，我就讲起这个故事，讲述人间真情如何穿越时空，最终落叶归根。

那年冬天，我接到东北老家的一封信，是李长河的养父写来的，说他们把李长河的骨灰安葬在了老家的山坡上，面朝南方，因为他说过，北京有他的恩人。信中还夹着一张照片，是他们在李长河墓前的合影，墓碑上刻着：＂忠孝之子，诚信之人＂。

看着照片，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瘦高的年轻人，站在我店门口，着急地说：＂冯师傅，能借我钱吗？＂那时的他，哪里会想到，七年后，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从那以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买一束花，放在家里的阳台上，面向东北的方向。老伴儿知道我在做什么，也不说破，只是默默地陪着我站一会儿。

＂老冯，这事让你想通了没？＂有天晚上，老伴儿一边织毛衣一边问。

＂想通什么？＂

＂你这些年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那孩子，觉得如果早点去找他，或许他就不会...＂

我叹了口气：＂是啊，要是早点找到他，他也不会那么拼命，也许就不会得病，不会...＂

＂你想过没有，他这么做，不全是为了还钱，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品格。＂老伴儿停下手中的毛衣针，＂那孩子的字条上不是写着吗，＇这是做人的本分＇。他要的不只是还清债务，更是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来。＂

我默然，心里五味杂陈。是啊，李长河的执着，不只是为了五万块钱，更是为了那份做人的诚信与尊严。

如今，每当我在修表时，总会想起李长河的笑容。他教会我的，远比我教给他的要多得多。在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里，有些东西正在悄然流失——诚信、感恩、坚守。而李长河，用他短暂的生命，诠释了这些珍贵品质的分量。

那个写着＂冯氏钟表修理店＂的木牌子，我一直挂在新店的墙上。它见证了一段跨越七年的约定，见证了人间真情如何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表的指针不断转动，带走了很多人和事，却带不走那份埋藏在心底的感动。落叶总会归根，就像真情总会有回响一样。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