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一)

360影视 国产动漫 2025-05-02 11:28 2

摘要:王明贵(1910年9月16日—2005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吉林省磐石县人。1934年5月参加革命,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四年抗战期间,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第四团青年连连长,第六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第三师师长,东北抗日联

王明贵(1910年9月16日—2005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吉林省磐石县人。1934年5月参加革命,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四年抗战期间,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第四团青年连连长,第六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第三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任嫩江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骑兵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八师师长。

1930年,20岁的王明贵来到了黑龙江淘金。1931年11月的一天,王明贵在上工的路上,捡到了一张油印的传单。这张传单披露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真相,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三千万同胞立即行动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是王明贵第一次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

这张传单他反复看了几遍之后,回到工棚里念给工友们听,又送给工棚的炊事员艾俊山去看。

艾俊山30多岁,念过几年私塾,看过很多书,在工棚里是最有学问的人了。他看了传单对王明贵等人说:“这是共产党散发的传单,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和朱德。传说毛泽东象神仙一样未卜先知,蒋介石斗不过他,国民党军队始终也没能消灭了他领导的红军。”

王明贵对“毛泽东象神仙一样未卜先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他从中国历史上了解的大英雄才有的能力,他对此心向往之。

但是当时别的矿工关注的不是这点,有人问, “不是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吗? ”

老艾解释说: “那是对共产党的污辱,实际不是那样。共产党主张人人平等,穷人也能过好日子。”

王明贵初次听说中国共产党,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他高兴地表示: "那可好了!共产党要胜利了,我们穷人还能过好日子哩!"

接着,王明贵好奇地问: “我们这里谁是共产党呢? ”

艾俊山悄悄地说: “咱们格节河金矿就有共产党,西头的两户人可能就是共产党。”

从这以后,矿工们陆续也捡到类似的传单,发传单的共产党成为劳苦人民的希望,党的影响在矿工中间迅速地传播和扩大起来。

1932年2月20日(阴历正月十五) ,是格节河金矿工人的休息日。这天早晨,一支由四五十人组成的化装宣传队,穿着鲜艳的服装,打鼓吹号,载歌载舞,进入了格节河金矿矿区。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形,首先走街串巷,吸引了很多人,然后到金矿局门前的中心广场停下来,有节奏地打鼓、敲锣、唱歌,观众越来越多,大约一千多工人围成了一个圆形场地。

正当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时,宣传队的歌声突然停止了。一位青年宣传队员从队伍中站出来,对大家说: “工人弟兄们, 日本关东军已占领哈尔滨!很快就要打到我们这里了! ”

青年人愤怒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指出日本侵略东北的根本目的是灭亡全中国,称霸全世界。讲演由浅入深,由近及远,从军阀统治的黑暗讲到中华民族面临灭绝的危险,从人民群众的贫困,讲到即将临头的亡国奴生活,字字句句感人肺腑。

这时,一位朝鲜族青年站出来,以切身经历控诉了日本灭亡朝鲜后,朝鲜人民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他义愤填膺地指出:亡国奴的命运是悲惨的,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说到这里,这位朝鲜族青年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在场的工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化装宣传队斥责了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调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及其军队入关打内战,劝告人们不要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任何幻想。讲演者还痛斥了熙洽、张景惠、于深澂(于大头)投靠日本人,当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并且明确指出:摆在东北各族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团结起来,以武力驱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时,王明贵和所有到会的群众,激动地跟随宣传队员们一道愤怒的高喊: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士! " “反对汉奸卖国贼 ” “反对不抵抗政策! ” “中朝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到底! ”会场的情绪从悲痛转向愤怒,出现了新的高潮。

王明贵在此时刻,王明贵第一次深刻地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大家都得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努力奋斗才行。

格节河金矿经理刘纪三和宣传队全体同志共进午餐时,高度地赞扬了他们的爱国行动。下午,宣传队员又到各家各户去宣传。

这一天,“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象长了翅膀,迅速地传追了格节河金矿的每一个角落。

3月6日,这支宣传队再次来到格节河金矿,分别深入到工棚和工人住宅,向群众及时传达“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的事态,以及国际国内的反映,大家谈论抗日救国的大事。

当工人们听到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齐齐哈尔、哈尔滨,正在招降纳叛、调兵遣将,由南向北发动进攻,即将占领佳木斯、汤原等北满广大地区的消息后,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慨。宣传队离开格节河金矿以后,工人的心情非常沉痛,无比憎恨日本侵略者,愤恨蒋介石执行的不抵抗政策,痛骂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

后来王明贵才知道:这支宣传队是在中共汤原县委的领导下,以党、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参加者有县委书记李春满,以及裴敬天、刘东镇、李再德等同志,开始有三四十人,大部分是朝鲜族男女青年,后来汉族青年逐渐增多,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在半年的时间内,宣传队踏遍了汤原的山山水水和穷乡僻壤。他们还到过鹤岗煤矿矿区,黑金河、亮子河等金矿以及佳木斯、汤原等大小城镇,以话剧、舞蹈、歌咏、讲演等形式,深刻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滔天罪行。后来宣传队的大部分成员成长为汤原游击队的骨干,他们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使这个地区人民的民族觉悟有了提高,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播下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火种。

红枪会朱法师受伤,子弹未穿透,被认为是“法”的作用,

1932年4月,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在江上日军的配合下,沿着松花江两岸向依兰、汤原和佳木斯步步逼近,东北军余部焦旅(东北军旅长焦景彬及其部队的简称)、涂旅(东北军旅长涂全胜及其部队的简称)、老五团(马占山部下第五团的简称)等部队,陆续撤到汤原和佳木斯,其中焦旅的后勤部队,由王副官带队撤到了格节河金矿,并把部分枪支和弹药交给金矿局保管。这几支溃退的队伍没有投降,人民对他们还寄予希望,可是他们没有坚持到抗战的最后时刻。5月份,日军的飞机先后在汤原县城和佳木斯扔下了罪恶的炸弹,战火烧到了汤旺河畔。5月20日,日军占领了依兰、汤原和佳木斯等松花江下游两岸的重要城镇。

日军占领汤原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激起了汤原人民的强烈反抗。为了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汤原人民纷纷组织起各种抗日武装团体,一次又一次进行反抗。

1932年7、8月间,一支以工农群众为主体并有士兵、学生、地主、资本家等各阶层参加的红枪会,在汤旺河畔揭竿而起,迅速漫延到全县的各个角落,在路节河金矿中,有许多山东人,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反抗外国侵咯的光荣传统,而且还继承了操练武功和气功的本领。他们在格节河也自发地组织起了红枪会。格节河金矿局经理刘纪三、黑金河金矿经理宋竹梅,赞扬红枪会的受国精神,支持其抗日,献出了许多旧废锹镐,用以打造扎枪和梭镖。由于金矿局的支持,许多矿工都自愿地参加了红枪会。

红枪会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抗日武装组织,各股大小不同的团体以法师为骨干,相信“法”的威力。认为只要信“法”,就能“刀枪不入”。他们使用大刀、扎枪等原始兵器,并不畏惧“洋人”的钢枪、大炮。在临战之前,红枪会员闭目合指,复诵咒语,以镇静情绪,坚定杀敌必胜的信念。汤原洼大岗的黄学红枪会在一次战斗中,朱法师受伤,子弹未穿透,被认为是“法”的作用,一时红枪会的名声大振,传遍了汤原县。格节河金矿许多工人参加了红枪会,也有人劝王明贵参加,但他不相信吃符念咒能“刀枪不入”。 1933年1月,黑金河金矿经理宋竹梅被推选为汤原县红枪会的总指挥,率领五六千红枪会会员,手持大刀、长矛去攻打佳木斯。但终因领导动摇,指挥不利,造成了失败的结局。一些红枪会会员撤回格节河金矿后,又先后参加了各种反日武装队伍。

汤原红枪会的抗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同日本关东军英勇搏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汤原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年末至1933年初,曾一度抗日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孔宪荣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先后退入苏联境内。日军乘此机会,迅速控制了东北全境,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各地方政权,并对东北军余部施展政治诱降的伎俩。涂旅、焦旅等先后投降,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抗日武装力量的工具,使广大工农群众很失望。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爱国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从队伍中分裂出来,纷纷走上抗日道路。这些队伍一律以队头打出的旗号为作战单位,群众称他们为"山林队” ,后来统称为反日义勇军。

1933年8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及时提出“反日队伍联合起来,进行反日战斗,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下江的反动统治”的口号。紧接着,又派宋瀛洲、戴鸿宾到“青山”队,黄吟秋到“占中央”队,徐光海、朴东善到“阎王”队去做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促进了下江反日义勇军的大联合。8月中旬,以“青山”、“占中央”为骨干的反日义勇军,打响了进攻汤原县城的战斗。他们曾一度突破了西北炮台,攻入城内。但由于日、伪军固守营房和县公署,以激烈炮火阻止义勇军前进,巷战数小时未能攻克。反日义勇军指挥员为了避开与敌人援兵发生战斗,遂下令向城西吉兴沟方向撤走,并击退了尾随的伪军涂旅部队。

这次战斗给日伪军的打击相当沉重,轰动了下江几个县,给汤原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使王明贵看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和联合抗日的力量。

格节河风云突变

日本关东军占领汤原县城后,公开宣布接收所有的金矿。到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已经没收了黑金河金矿,并招募工人开采黄金。这时,格节河金矿局经理刘纪三,在民众抗日怒潮的推动下,组织了一支十余人的护矿队,汇入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激流。

当年刘纪三有40多岁,原为东北军的一个营长,后来到格节河经营金矿。护矿队中有一位20多岁的英俊青年冯治纲,颇有文韬武略,深受刘纪三的器重。刘纪三依靠冯治纲出谋划策,团结全体护矿队员和广大金矿工人,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和金矿的开采权力,以小兴安岭为依托,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斗争。

1933年5月,伪汤原当局下令没收格节河金矿,并派军队以武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当时,格节河金矿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天空中好象布满了乌云。人们的心情郁闷而沉重,都在想:日本人来了怎么办?格节河金矿经理刘纪三的反日态度很坚决,一再向工人们说: “这里的黄金是中国人民的宝藏,绝不能让日本人夺去!你们采的黄金不交给日本人,这就是反日爱国行动! ”随后,刘纪三带领护矿队到山里暂时躲避,并研究对策。

日军来到格节河金矿扑了个空,只得悻悻而去。

一个月后,日军再次来到格节河,挨家挨户用刺刀逼迫全部工人、妇女、老人、儿童到金矿局门前的广场上集合,在四周架起了机枪,一个日本军官恶狠狠地威胁工人们说: “这里的金矿一律没收!今后,谁再敢挖私金,统统的杀头! ”凶狠的敌人放火烧了金矿局的全部房屋和工人住宅。此时此刻,王明贵心如刀搅,眼含热泪,满腔愤怒地望着自己的住房化为灰烬。日军的暴行,使格节河金矿的工人无家可归,只得四处逃生,各奔他乡。刘纪三和冯治纲带领护矿队,被迫迁到十几里以外的庆余屯岭西小沟,建起了几栋简易房屋,继续经营金矿。王明贵和部分金矿工人也随着刘纪三转移到庆余屯,在岭西小沟继续给金矿采金。

同年8月,凶狠的日军追到庆余屯,又烧毁了金矿局小沟的房屋。敌人撤走后,刘纪三带领护矿队仍回到庆余屯,住在李万禄家。刘纪三与冯治纲商议: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军占领金矿,宁肯金矿停工破产,也不能交给日本人。从此,他们决定带领护矿队到山里周把头(绰号周大嘞嘞)木营建立后方基地,与日军进行艰苦的斗争。刘纪三带领护矿队在周把头木营岭西建筑了房屋,同时动员周把头重开木业。周把头木营恢复了正常木业生产之后,伐木工人来自四面八方,山里山外人来人往,马车爬犁川流不息。这里的木材大部分运往佳木斯去卖,然后再买回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往山里支援刘纪三金矿局。

刘纪三领导的护矿队,拒不投降和反抗日军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汤原地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太平川的孔庆余、李大石匠、南城王、于罗锅、栾老大、刘老鸹、滕老五和老温家,与护矿队的联络员米方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为护矿队加工面粉,保证粮食供给。这支队伍的联络员冯治国(冯治纲之兄)与太平川反日会及群众也经常保持着联系,敌人一有风吹草动,消息很快可以传进山里。

11月的一天,刘纪三、冯治纲等四人带两支枪下山,到庆余屯筹运粮食,突然与几百名日、伪军遭遇。刘纪三从李大石匠手中借了一支长枪,就这样,他们四个人三支枪,边打边撤到西山石砬子,敌人从三面包围上来了。他们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战斗中,刘纪三肩部负伤。黄昏时分,机智的冯治纲用毯子、大衣和帽子,做了两个假人迷惑敌人。然后,他们四人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山路,钻出了包围。当晚,山东侧的日军和山西侧的伪军对打起来,足足打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上当了。

这次战斗之后,刘纪三回到周把头木营附近养伤。

王明贵了解创建游击队的艰苦历程感触良多

1932年10月,冯仲云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到汤原县,以下江代表的身份协助汤原中心县委领导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反日斗争。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又派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由于汤原中心县委和全体党员的努力,一支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的反日武装,在汤原县城北的半截河村诞生了。李福臣任中队长,戴鸿宾也是创建游击中队的骨干。这支队伍是由40余名党、团员组成的,其中部分是汉族队员,大多数人是朝鲜族男女青年。他们最初使用的武器很简陋,型号也多种多样,大体上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売枪共20余支,其中仅有一支连珠枪。队员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在反日斗争中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对中国抗日的前途充满着胜利信心。

汤原反日游击队的创建,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王明贵参加抗日队伍后,夏云杰、戴鸿宾等同志,为了教育抗联战士,珍惜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之不易,多次向我们讲述了汤原游击队创建的艰苦历程。

1932年10月中旬,中队长李福臣率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萝北开展游击活动,在梧桐河稻田公司准备夺取自卫团的武器。全体游击队员分散隐蔽在各家各户,枪支集中藏在老陈家的柴草垛里。

不料, “荣好”匪帮突然闯入, 20余支枪全部被搜出。在关键时刻,李福臣和戴鸿宾昌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自称“南京政府下江代表”与“荣好”进行交涉,但被当场拒绝了。这样,游击队变成了徒手队。这是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同年11月,汤原反日游击队徒手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伪军涂旅某团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但游击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后,派戴鸿宾前去探查情况时,遭到院内敌人的突然射击,侥幸没有造成伤亡。原来,伪军士兵哗变计划因泄密而遭到失败,我徒手游击队员也险遭敌人暗算。

1933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为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派王永江(绰号士兵王)任汤原反日游击中队党代表。游击队为了便于联合其他抗日队伍,对外称“仁合”队。这支队伍在汤原、萝北、通河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有了很大发展。由于缺乏经验,在清洗混入队内的坏分子工作中,麻痹大意,没有识破坏分子“老来好”的两面派手段,王永江等三名骨干队员惨遭杀害,游击队的全部武装被解除,新改编的队员被拉走。这是汤原反日游击队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夏云杰认真总结了经验较训,认识到过去未能认真地执行联合一切反日武装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汤原反日游击队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从此,夏云杰为创建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武装队伍到处奔波。1933年10月4日,汤原中心县委不幸遭到了汤原、鹤立日本宪兵队的严重破坏,大部分县委委员被敌人逮捕、杀害。夏云杰是汤原中心县委的唯一幸存者,他不顾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抗日救国事业,挺身而出,一面积极恢复党和群众组织,一面重新创建反日武装队伍。

1933年11月末,夏云杰派团县委书记于永顺和徐振江以卖鸦片为掩护,混进鹤岗东黄花岗自卫团的营房,乘团丁们正聚精会神赌博之机,取出手枪严令肃静,说明了来意并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在室外隐蔽的20余名徒手游击队员,闻声闯入室内配合,顺利地缴获了自卫团12支枪。夏云杰对这支重新获得武装的队伍视如珍宝,为提高游击队员的素质,临时指定徐振江带队进入格节河周把头木营(三号木营)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在汤原游击队进山不久,遭到以廉成平为首的警察大队的袭击。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 “游击队没有几支枪啊!捉活的啊! ”由于游击队员士气旺盛,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次战斗之后,夏云杰调回了徐振江,又派宋瀛洲、戴鸿宾分别担任正副队长,李仁根(张秋)为参谋长。由于他们认真地执行了冬训计划,游击队员的军事知识、游击战术和民族觉悟均有较大的提高,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刚刚诞生的汤原游击队,在格节河三号木营(即周大嘞嘞木营)同刘纪三领导的护矿队相遇了。汤原游击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对护矿队的影响很大。他们感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确实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尤其是冯治纲,更为钦佩游击队。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派宋瀛洲和裴敬天等共产党员,同护矿队领导人接触后,冯治纲在他们的启发、影响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从汤原游击队身上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前途和希望。从而冯治纲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教国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真正坚持抗日的军队。因此,冯治纲积极建议刘纪三要以汤原游击队为榜样来建设护矿队,要协助、配合汤原游击队共同对日军作战。刘纪三对汤原游击队的性质有了进一步了解后,也希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这时,汤原游击队也主动联合刘纪三的护矿队,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民族觉悟。从此,两支抗日队伍建立了良好关系。

1934年3月,王明贵在庆余屯遇见了从山上下来的米方田,听他说日军要来“讨伐”抗日队,汤原游击队和护矿队已经做好了准备。第二天,果然有伪军三个连的骑兵,耀武扬威地路经庆余屯进山去了。汤原游击队选择了两山夹一沟的有利地形,巧妙地伏击了敌人。战斗打响后,伪军冲不上去,退不下来,死伤惨重,只得求饶。后来通过谈判,汤原游击队才答应伪军将伤员和死尸拖回去。当晚,伪军狠狠不堪地撤到庆余屯,一个个怨声载道,怒气冲冲,谩骂长官。佩服游击队有谋略,枪打得准。三个伪军连长住在李大石匠家的西屋,一边发牢骚,一边写报告,说明“讨伐”失败的经过。第二天一早,伪军们抬着伤兵,撤回了汤原县城。

汤原游击队创建初期的艰难历程,是王明贵耳闻目睹的。他感到:这支抗日部队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坚强的指挥员,有明确的游击战略和战术,有勇敢的战士,有严格的纪律…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肩负起打垮日本侵略者,推翻伪满洲国,解放各民族人民的历史重任。王明贵认识到,国家被侵占,人民遭涂炭,有家难回,生命难保,只有抗日,打日本救中国才是国家和个人的光明前途。

团结对敌

1934年4月,汤原游击队主动联合格节河金矿护矿队,深入太平川辟抗游击区。

汤原游击队和护矿队联合抗日,首次战斗,通过内应巧妙地解除了号称梁二爷为首的自卫团武装。夏云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纲领,向日本殖民统治进行了挑战。次日,这两支抗日队伍返回格节河上游后方密营进行休整。这时在汤原境内活动的义勇军“占中海”队听到刘经理护矿队和汤原游击队联合出击取胜的喜讯,也前来祝捷并要求联合打击日、伪反动势力。

几天之后,汤原游击队、格节河护矿队、“占中海”队达成了临时作战协定,一路下山分别住在李大石匠、杨发、于罗锅三个相邻的屯子里。因联合抗日队的临时军事指挥员刘纪三判断敌情失误,突然遭到伪军涂旅300余兵力的进攻。当时我随金矿局转移到庆余屯住,亲眼看到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汤原游击队的40余名队员机智、敏捷、勇敢,最先从李大石匠屯撤退出去,牺牲1名朝鲜族游击队员。“占中海”队遭到炮击,牺牲了5名队员,终于冲出了杨发屯。格节河金矿护矿队大多数队员也都从于罗锅屯突围出去,只有冯治纲、冯治国、黄龙纪(黄炮) 、季货郎4人,为抢救负伤的米方田被围困。他们从上午抵抗到下午,直到黄昏才往外突围。在危急的时刻,冯治国,季货郎分别用力拽住冯治纲、米方田骑乘的马尾巴,冒着密集的枪声冲出于罗锅屯。

在突围中,冯治国中弹壮烈牺牲,季货郎不幸被敌人捉去,惨遭杀害。黄炮潜入粮仓,用黄豆埋藏一夜得以幸存。

在这次战斗之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为了团结一切抗日部队共同抗日,夏云杰代表中共汤原县委在小兴安岭岔巴气(现伊春大丰林业局)召开了江北(松花江)抗日部队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汤原游击队、格节河金矿护矿队、李华堂领导的民众义勇军、“占中海"队、“中侠"队、“青山”队等。

在这次会议上,夏云杰传达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各抗日部队的一致赞扬和拥护,并达成了协议联合抗日,共同对敌,反对互相缴械、自相残杀,划分活动区域,以利配合作战。这次会议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部队中的影响,增强了团结。岔巴气会议结束后,根据协议,李华堂带领民众义勇军回到方正、依兰、勃利一带, “青山”队回到通河县境, “中侠”和“阎王”两支队伍回到绥滨、萝北地区活动。

岔巴气会议后,格金河金矿经理刘纪三,对能否在汤原地区坚持抗日斗争问题,产生了动摇。他认为,汤原地区敌强我弱,取胜不易,要抗日必须进关。同时还动员冯治纲同他一起行动。冯治纲与刘纪三的想法截然不同,他说: “我是汤原人,就要在汤原坚持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刘纪三说:“愿意进关的跟我走。愿意留下的跟冯治纲。"当场有郭复东、华山、老修头、王希武等人自愿留在汤原抗日。从此冯治纲与刘纪三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文武"抗日队的诞生

刘纪三走后,冯治纲向夏云杰说明了他与刘纪三分手的原因,并主动要求与汤原游击队一起抗日。夏云杰根据中央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为更有利于动员和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决定选拔和培养当地干部组织队伍,而冯治纲具备这个条件。夏云杰出于策略考虑,向冯治纲提出:以他在当地的影响,为党组织一支抗日部队,与汤原游击队在一起活动,为其他抗日义勇军树立一个团结对敌、联合作战的榜样。冯治纲毅然同意了夏云杰的意见,共同研究如何建立这支队伍。鉴于冯治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夏云杰建议这支队伍对外称作“文武"抗日队。

同年6月,冯治纲带领“文武”抗日队来到格节河金矿,王明贵和他们相遇了。

这时, “文武”抗日队已有20多人,其中许多战士是王明贵在格节河金矿的老相识。每个战士都戴着由汤原游击队统一发给的红袖标和红五星帽徽,行军时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休息时唱着嘹亮的抗日歌曲。王明贵想国家被侵占,人民遭涂炭,有家难回,生命难保,只有抗日,打日本救中国才是个人光明前途。所以去找冯治纲同志。一见面王明贵就向他表达了要参加抗日队的愿望。冯治纲向王明贵介绍了他与刘纪三分手后,在夏云杰的支持下,成立“文武”抗日队的经过。冯治纲语重心长地对王明贵说: “东北三千万同胞都变成了亡国奴,谁也不能逃脱被奴役、受压的地位。你是个采金工人。我的家境比你好,有房子有地,但是为了抗日救国,我才拿起了枪。你要求参加队伍,我们欢迎。如果有一天,我们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也对得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和子孙后代! ”

冯治纲的一席话,更加激起了王明贵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誓死抗日的决心。从此,王明贵参加了“文武”抗日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参加队伍之后,冯治纲告诉王明贵:夏云杰常常派裴敬天到我们这里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教唱革命歌曲,活跃部队生活。中共汤原县委对冯治纲寄予很大的希望,号召和动员当地群众参加、支援“文武”抗日队。这支队伍是按党的要求进行建设的,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策略,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不准吸大烟、不准侵犯群众利益、不准调戏妇女。部队所需抗日经费,是根据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以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为主要来源。这支队伍在抗日斗争中赢得了人民的欢迎和信任,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援,是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仅太平川姚某和刘显(刘铁石)就献出了十余支枪和许多弹药,支援“文武”抗日队。在党的领导下, “文武”抗日队和汤原游击队并肩战斗,驰名于汤原县和松花江下游地区。

战斗在太平川

位于松花江下游左岸的汤原县太平川,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及其前身--汤原游击队的诞生地和游击根据地。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松花江下游地区广大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抗日游击战争,首先是从太平川点燃了抗日烽火,以后发展成为松花江下游反日斗争最激烈的区域。汤原游击队和“文武”队为开辟汤原太平川游击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5月12日,汤原游击队为镇压罪恶多端的日本走狗,袭击了鹤立农场,拉开了激战太平川的序幕。紧接着,汤原游击队与“文武”抗日队一起于6月15日袭击了太平川警察外驻所。6月19日深入黑金河金矿工人中进行大张旗鼓地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镇压了一名日本走狗,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出现了新高潮。6月21日,一鼓作气攻破了长发屯、二道岗、姜家屯、王甲长屯,在进攻二道岗“连环窑”的激烈战斗中,夏云杰的头部负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继续顽强地指挥战斗。游击队员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斗志昂扬,猛打猛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战斗, “文武”队和汤原游击队得到了锻炼,不仅提高了军事素质,尤其重要的是扩大了政治影响,这两支队伍团结一致,共同作战,受到汤原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全体队员思想稳定,富有牺牲精神,坚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注定要失败!

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同年8月间,夏云杰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改汤原游击队为汤原游击总队,戴鸿宾任总队长,夏云杰任政治委员。下设一、二、三队,一队队长王×x (绰号王小个子) ,二队队长王居选,三队队长x×x.随后, “文武”队编入汤原游击总队,改称为“五、七"队,队长冯治纲。

这时,为了打击和瓦解太平川日伪统治势力,冯治纲、刘铁石、黄有等人,以亲朋社会关系协助汤原中心县委,对太平川自卫团长张传福进行了争取工作。10月29日,太平川自卫团长张传福率二三十名马队哗变。戴鸿宾带领一支队伍埋伏在太平川警察署院外,击退了警察队的追击,冯治纲带领“五、七”队埋伏在宝宝山以东15里的村庄里,有力地牵制了来自莲江口的伪军。我们在宝宝山东,火烧桥北,与伪军一个营的兵力打了一天。张传福率领自卫团哗变的政治影响很大,以后太平川断断线续地上队了100多人。这件事敌人称“汤东事件”。哗变队伍编入汤原游击总队,称“九、十一”队,队长张传福。汤原游击总队到同年11月份,发展到400多人。 12月4日,夏云杰在指挥汤原游击总队进攻黑金河的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离队休养半年之久。

1935年4月,塞北寒冬刚刚解冻,戴鸿宾,冯治纲、张传福决定待机进攻汤原县城,并调动“中侠”队和“青山”队参加这次战斗。汤原游击总队和“中侠”以在汤原镇东部的黑金河集结, “青山”队在汤原镇西边集结。这个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的,日军二三百人,乘汽车从佳木斯出发,直奔汤原,然后到太平川和黑金河进行讨伐。发现敌人后,冯治纲率领“五、七”队占据了黑金河东北山上的炮台,进行顽强的抵抗。在激烈的枪声中,日军发射的一枚炮弹突然在炮台上爆炸。王明贵头部负伤,昏倒在地,埋在土里,脸上多处被炮弹皮炸伤,鲜血不停地往外流。战友们从土里把他扒出来,用担架抬着,转移走了两里多路之后王明贵才慢慢苏醒过来。领导派人送他到格节河上游周把头木营养伤。

在后方医院的裴成春(裴大姐) 、李再德等同志的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后,王明贵的伤口愈合,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至今仍有几块弹片残留在头骨中没有取出来。

1935年7月,夏云杰伤愈归队,加强了汤原游击总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游击队员的士气倍增。这时,汤原游击总队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开创太平川游击根据地。敌人先后派了8名特务,打入太平川进行侦察活动,但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反而被我“打狗队" 破获,并予以就地枪决。

1935年8月24日早晨,夏云杰率领汤原游击总队二三百人,按预先计划埋伏到鹤佳铁路线八号火车站东侧的树林里,派人拔掉了铁轨上拐弯处内轨的道钉,等待火车脱轨后袭击列车上的敌人。半个小时以后,一列客货混合列车徐徐驶入车站,可是火车头没有脱轨。游击队员们焦急万分,有的战士想要开枪射击。冯治纲说服大家,在关键时刻要沉住气,不可过早暴露目标。果然火车头出站不远,后面的车厢终于脱轨了。夏云杰一声令下,王明贵带头和数十名队员猛冲上去,俘虏日本工程师4名,击毙乘警1名,击伤伪满官吏多名。其他日军乘坐火车头甩掉车体,仓皇逃走了。然后,他们用汽油烧毁了车厢,召集了群众大会,带着胜利品返回游击区。那天,王明贵从战场上背下了负伤的王殿甲同志,以后他到格节河上游后方密营养伤,并从佳木斯秘密地请来医生,给他做了截肢手术,同志们都很痛惜。在这次战斗中,朝鲜族战士英凯壮烈牺牲。

9月初,汤原游击总队拔掉了太平川警察署和反动地主乔玉柱、耿子修三颗钉子。夏云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太平川反动政权已经覆灭,人民群众是太平川的主人了!当时代表人民政权的是反日救国会(后改为抗日救国会) ,太平川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6年初,汤原游击总队的指战员已发展到700余人,这时各队扩编为团,团长有王居选、冯治纲、张传福等。

一片丹心赴国难

太平川游击根据地形成以后,汤原县很快成为松花江下游反日斗争最激烈的中心区域。曾被中共满洲省委定为东北四大游击区 (磐石、珠河、绥宁、汤原)之一。以太平川为中心的十几个自然屯,先后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打狗队和农民自卫队等群众抗日组织。因此,敌人把太平川视为地红三尺深的“共匪”区,扬言要推行“治标、治本”相结合的政策。1935年深秋,汤原日本宪兵队荷枪实弹地闯进了太平川,在靠近山边的庆余屯,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企图达到切断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罪恶目的。这次大屠杀给太平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滕家屯的滕老五,本来是安分守己的农民,硬是被敌人以反满抗日分子的罪名杀害了。杨发屯杨发的胞弟有一条腿残废了,被说成是参加抗日游击队打伤的,根本不容申辩,拉出村外就枪毙了。庆余屯张炮家的张老疙疽,只有20岁,是全家六七口人中唯一的劳力,硬说是“通匪”分子,用刺刀挑死了。游击队的战士们,目睹日军在太平川制造的一起又一起暴行,义愤填膺,怒气冲天,纷纷表示:誓死为同胞报仇雪恨,为国家夺回领土主权!

日本侵略者的屠杀政策,激起了汤原人民的强烈反抗,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武器,走上了抗日的战场。抗日游击队不断壮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日益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着抗日斗争形势滚滚向前。

中共汤原中心县委认真地贯彻党的全民反日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汤原以及松花江下游地区各民族人民的联合,加强了以汤原游击总队为核心的各种反日武装的团结。汤原县太平川的知名人士刘显(刘铁石) 、黄有、贾有、张传福等先后加入汤原游击总队,他们的爱国行动,引起了日本统治者及其走狗的极端仇视,他们绞尽脑汁破坏我党反日统一战线。同年秋,汤原日本宪兵分队突然派出宪兵、警察、特务到太平川包围了冯治纲、刘显、黄有、贾有、张传福的家宅速捕全家。尔后又派伪农会韩会长和伪商会张会长上山劝降。这两个家伙见到刘显,说明来意后,立即向他提出,只要你下山不再参加抗日活动,日本参事官和日本宪兵队保证释放你家被押的几十口人,归还被查封的全部财产,要当官也可以。否则,将你家在押的亲人全部杀掉,家产全部没收。

刘显同志听了“最后通牒”非常气愤,极力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冷静、严肃地对这两个家伙表示;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坚决走抗日教国的光明道路。我是汤原有名的反满抗日分子,回家不杀头就得当日本走狗,别无他路。现在我决心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宁愿在抗日战场上死,也不愿在日本侵略者膝下跪着生。当然我想念被监禁的亲人,如果他们因受我的牵连惨遭杀害,绝不能平息汤原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极大的仇恨,会使抗日烈火燃烧得更旺。刘显同志义正辞严地反驳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扎在两名日本派遣人员的心上,他们很尴尬、失望,只好灰心丧气地溜回县城,向日本主子报告碰壁的经过。

刘显同志经过抗日战火的考验,证明他是坚决跟着党抗日的优秀知识分子,汤原游击总队组织根据他的志愿,于同年秋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传福带领队伍从山外返回密营后,听到了亲人被监禁到汤原狱中的消息。他立即就识破了日本人耍的花招,其目的是以亲属为诱饵,诱骗自己脱离汤原游击总队。这时,不仅张传福抗日救国的信念不动摇,就是他的家属也全力支持他抗日到底,日本人抄家捕人的阴谋被戳穿以后,张传福亲自带队回家烧毁了房屋和财产,并向党组织表示, “无论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残忍手段,也一定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不久,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批准了张传福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有当时任汤原游击总队队部的副官,听说日本人把他的家人都关进了汤原监狱,气得全身发抖,非要把两个没有骨气的代言人杀死不可。因为还要利用两个家伙给日本人带回去绝望的口信,经同志们劝阻,饶了两条狗命。黄有思念陷于囹圄、忍受凌辱的亲人,但他很快就识破了日本人玩弄的鬼把戏,向党组织表示, “我从参加拉日队伍之日起, 把自己和全家的生命财产献给了光荣的抗日救国事业。没有国就没有家,绝对不当日本的亡国奴,只要日本侵略者不滚出中国去,我就坚决不回家! ”接着,他愉快他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亲自带领游击队员点燃了被查封的家园,以实际行动表示了抗日到底的决心。他的革命意志在烈火中锤炼得更加坚强,成为受汤原游击队和汤原人民尊敬的抗日英雄。后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抗联六军军法处处长。

1937年因负伤被俘,他借给敌人带路之机,有意把二三百名日军讨伐队引入迷途,冻死、饿死于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中。而他只身逃离后,双腿冻掉,牺牲在小兴安岭。

冯治纲和贾有的家誉从太平川逃到格节河三号木营,得到游击总队领导上的关怀和照顾,暂时避免了一场灾难。而对日本侵略者如此猖獗,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游击区,肆意摧残折磨爱国者亲骨肉的卑劣行径,在冯治纲的胸中燃起了仇恨的烈火。

他派贾有带领一支游击队赶赴太平川,焚毁了他们两家的全部房屋,以表示自己暂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

汤原县著名的爱国者冯治纲、刘显、张传福、黄有、贾有所表现的抗日爱国行动,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卑鄙的政治手段,妄想达到破坏反日统一战线的罪恶阴谋。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得将爱国者的家属分别遣送回原籍。这些爱国者的家属,都能以民族太义为重,宁愿自己克服一切困难,在敌人监视下坚强地生活下去。其中有的人,还千方百计地避开敌人的监视,逃回汤原,参加了汤原游击队,拿起武器同敌人战斗到底!

来源:二十四桥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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