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4年1月2日深夜，一名蒙面女子闯入施亚夫家中，开口第一句就是：“你是共产党？”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44年1月2日深夜，一名蒙面女子闯入施亚夫家中，开口第一句就是：“你是共产党？”
屋门未关，城防图纸还摊在桌上，身份即将暴露，敌人随时动手，他只有72小时，决定是死是活，也是两千人的命。
1944年1月2日夜，施亚夫回家，一扭头，屋门开了条缝，一个女人蒙着脸，黑影一闪，闯进来。
她开口第一句话，让施亚夫后背一凉：“你是共产党？”夜太黑，手脚冰凉，他只能看见女人眼里泛着光，这一夜，决定了他和两千条命的生死。
施亚夫32岁，中将军衔，实权在握，上面看他是“有用之人”，底下的人看他是“狠角色”。
他心知肚明，这个位置，是刀口舔血，半步走错，全盘皆输。
他不是汪伪出身，他是江西苏区出来的老红军，打过仗，挨过鞭，掉过队。
1935年被围剿时腿部中弹，组织断联，他没死，反倒靠伪装身份混回城市。
他不信命，更不信忠诚这东西能保命，他只信判断和行动。
1942年，组织重新找到他。他没多说话，只问了一句：“进去后，多久能动手？”
回答是：“两年。”
他点头：“够了。”
他是新四军派入伪军系统的最深一环。
从连长干起，用一年爬上团部，用四个月摸清敌军电报频率、武器分布、主官习性。
他比所有人更清楚一件事：情报不需要整套文件，一个动词、一个误会、一个眼神，就能换一条命。
日军“清乡计划”就是靠他送出去的。
当时，粟裕开会商议反制，会议室选在南坎边缘村落，附近只有几条羊肠小道。
施亚夫拿到风声，分析出日军布防意图，当天夜里就送出电文。
新四军临时更换返程线路，躲过了伏击圈，日军的四路围剿打空了，只抓到几名地方干部。
可日军不是吃素的，特高课内部开始排查情报泄露源头，调出过往档案。
施亚夫心头一紧，主动在军部会议上“质疑”扫荡区域设定，说“南坎地形不利我军展开，易被伏击”，成功误导了方向。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小块冰。冰融了，掌心被烫出汗，他不能错句，他也不能露馅。
但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任何一个细节暴露，哪怕是一张三年前的通缉令，都能让他死得无声无息。
特高课不讲证据，他们要的是“处置”，不是“解释”。
1944年1月2日深夜，苏中小镇，风声贴着墙根走。
施亚夫刚从军区回来，屋里黑着，他进门，第一感觉不对，空气温度不对，像有人刚呼吸过。
门没锁，纸糊窗外影子一闪，他猛地回身，一个女人已站进屋内，戴着围巾，衣袖拉得很长，眼睛半藏不藏。
施亚夫没出声，缓缓移向抽屉边的灯绳。
女人抢先开口：“别拉。”
声音低哑，像是压了很久：“你是共产党？”
施亚夫脑子里“嗡”的一响，但面上还是那套官腔：“认错了，夫人。”
“你真不认？”
“施亚夫是很常见的名字。”他嘴角挂着笑，背后冷汗浸透衬衣。
女人不慌：“1932年，在瑞金参军，1933年腿伤退伍，1936年出现在上海，假名汪启斌……这些资料都在日军手里。”
她顿了顿：“田铁夫也知道了。”
这不是试探，这是通知，他的身份，在风中摇摇欲坠。
屋子静得出奇，远处犬吠声越来越密，女人抬起袖子，露出细瘦的手腕，轻轻一掏，丢出一个皱巴巴的东西。
那是一页旧报纸，上面红笔圈着他在江西留下的通缉讯息。
“6号之前，他们会动手。”说完，女人转身离开。
门口又恢复黑暗，那张报纸在地上轻轻颤了一下，就像风吹动绞刑架上的绳子。
施亚夫不急，他坐下，点了一根烟，不抽，只盯着烟头亮灭。
老年施亚夫
他要确定一件事：她，是救他，还是杀他。
如果是杀他，就不会留下纸条，也不会提前说行动时间，那就是提醒。
他不能再等，他立刻起身，打开墙角夹层，取出小电台。
熟练调频，开机，密钥，打电报：
“身份疑暴，敌军或6日夜清洗，计划提前，务请支持，起义时间建议改至5日凌晨，方案C。”
打完，他没有熄灯，也没有睡，他坐在椅子上，一夜未动，眼睛直直盯着那张报纸，他知道，他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月3日清晨，风刺骨，施亚夫穿上军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外面下人问他：“师长，早餐要不要在营房用？”
他点头：“照旧。”
一切如常，是最好的伪装。
老年施亚夫
早饭后，他照例巡营，伪军三十四师副官处长王宜山站在营房角落，眼神飘忽，他跟踪得太明显了。
“王处长，来，陪我转一圈。”施亚夫话音刚落，两名警卫就把他夹住，进屋，上铐，搜身。
他身上藏了两份日军军部通电副本，标注时间是6日凌晨，清洗名单排在第一页的名字是：施亚夫。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对王宜山说，王没说话，冷汗一身，两个小时后，王签署了投诚文件。
到了1月4日晚，情况更紧，晚七点，施亚夫收到一封请帖。
“今晚打麻将，田师长邀您。”
田铁夫是三十四师师长，日伪混编军核心，他手里有电台，能调动宪兵，请帖没署名，但他心知肚明。
这是一场局，他没推，准点赴约。
麻将局上，三个军官，一个日本顾问，茶水热，牌局松散，施亚夫摸了两圈，突然站起：“胃疼，去趟厕所。”
出了屋，他一路快走，拐进暗巷，翻出营房。
半小时后，营区最外围哨兵手上接到一张小纸条：‘注意三号仓库，凌晨变动’。
那是起义信号。
1月5日凌晨四点整，天还未亮，营区广播突兀响起，不是点名，而是军号。
同时，三号仓库外的两辆卡车炸裂，火光冲天。
城门口，伪军司机杨海柱早已被策反，他拔枪打死值勤卫兵，掀开城门铁栓，大门缓缓而开。
施亚夫带着贴身警卫冲出指挥所，队伍没有号令，却没有一人犹豫，一千九百余名士兵，几乎无一退缩。
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走，就是死。
手榴弹封锁背后追兵，火把点燃弹药堆，机枪卡死道路，一夜奔袭，直插新四军阵地。
拂晓时分，苏中军区接到电报：“三十四师已归队。”粟裕沉声说：“他赌赢了。”
施亚夫一夜之间成了新四军英雄，但他没时间休息。
刚归队第二天，他又披甲上阵，直接带队攻下日军驻地荣阳镇，那是他潜伏时一直收集情报的目标。
三个月内，他连下四城，新四军将领叫他“铁血疯子”。
有人问他：“你怕死吗？”他笑了：“怕。可不行动，会死得更快。”可战场之外的余波，比子弹还冷。
潘宜娟，那个深夜闯进他屋的女人，从此消失。
有人说她被特高课带走，有人说她逃去了上海，也有人说，她本就是共产党，只是用了极端方式逼他提前行动。
施亚夫再没见过她，有一次，别人提起她，他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
“她救了我，但我不知道她是谁。”
战后，施亚夫继续作战，官升了，部队换了，他依旧冲在最前，他说过一句话，被很多战士记住：
“黑的都能被他们说成白的，我们只能靠自己活。”
这是他在最黑的夜里，亲眼看见的。
来源：底层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