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一篇大国何以崛起写了同一社会形态阶段的“霸权国的生产机制”，这次我们讨论“霸权国的再生产”问题。这个问题比之前者更有趣，因为它涉及的情境更多得多。即便单纯考量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国际关系，“再生产”的内涵仍然极为丰富，譬如守成霸权国对自身霸权的革新性维护，又如挑

上一篇大国何以崛起写了同一社会形态阶段的“霸权国的生产机制”，这次我们讨论“霸权国的再生产”问题。这个问题比之前者更有趣，因为它涉及的情境更多得多。即便单纯考量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国际关系，“再生产”的内涵仍然极为丰富，譬如守成霸权国对自身霸权的革新性维护，又如挑战国对霸权国的超越，都意味着霸权国的再生产，只不过主体不同。那么，我们仅就此进行研究，就能形成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例如蒙古军为何能消灭尚处盛期的花拉子模，有些王朝为什么能中兴，还有的为什么会失败。其实这些问题在之前的熵增与熵减之间的动态均衡，是存量与增量共利的根本基点里已经说过了，到了一定阶段拖累和矛盾的因素不解决，或得到缓解，是不可能有效的保持霸权的，至少霸权是会受到削弱的。

美元
熵增有可能表现为制度资源精英（不一定是官僚，也有可能是金融寡头、金融集权阶层）与其他“奶牛”精英（例如工业革命前两三百年间的商业资本，他们远比工业资本同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密切，金融资本支持商业资本盈利，两者才是锚定的，工业革命前金融资本脱锚商业资本，挂钩工业资本，这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之间矛盾的发展，也有可能表现为资源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后引发的社会危机，这种从古至今一直有，例如土地兼并带来的问题，东方是农/民/战争，西方是格拉古兄弟改革，结果哥俩都被刺杀了，改革不了了之，后面还有三世纪危机，现在呢，则表现为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使得群体性失业成为一种被建构为合理的“社会现实”与人生必经的“季节”。未来，还会有AI+机器人的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

解决熵增，目前看都只有“周期”可以办到，也就是制度性资源精英的不断洗牌，非把资源重置不可。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不过是把危机转移到另一种更不致命的程度上，从饿死到失意，也就是和平学学者加藤（kato）所谓的“结构性暴/力”的具象化解释，但越来越不容易引发人拼命的欲望，当然，socialism取代资本主义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濒临饿死”的危险情况；而且从生产资料上看，其实是越来越少直接掌握在受危机影响最大的群体里了——唯此，对社会体系的依赖性才会越强，反对的成本也越高。总的来说，结构性暴/力虽然周期性激化（大周期的暴力是两个社会形态交替时发生的暴/力激化时刻，小周期的暴力是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历史线索中出现的资源阶段性集中导致的激化时刻），但生产力的总效能不断提升，生产资料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导致暴/力水平缓慢削弱，这也是一种“进步”。

因此，解决熵增，实现熵减，本身也是对霸权国自身的一种提升，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可持续”的“创造性破坏”的制度化，实际上就是亚代差的形成，也是通向下一个“全代差”的必由之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我们可以分析这么几个关键节点：

1.生产社会化——资萌，将周期压力释放到合理的方向，这个方向导致了新社会的诞生，土地集中的周期本身并不一定会引发王朝崩塌，商业权利的“财汇”，也就是税收，才是精英豪强与王朝争夺的关键，将制度化的红利释放、确权为一种普遍性的红利，而将土地集中形成的资源导出为商业资源，这样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然，另一个前提是集权，否则确权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既要有“确权”的“制度激励”，又要“规则边界”的“制度约束”，两者的乘积、整合就是信心投资；这是0阶“全代差”的出现。

2，资本社会化——金融资本锚定工业资本。全代差在制度上形成金融集权后完全建立，但金融资本最早锚定的仍然是商业资本，直到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矛盾不可调和，再度出现“双中心”的问题，才迫使金融资本脱锚商业资本，选择有利可图但威胁不大的工业资本进行投资，挂钩，这才出现了资本社会化。金融资本挂钩工业资本，这种锚定给了金融资本形成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或国/家对手的亚代差，生产力效能提高，生产资料集中度提高，降低了反抗意愿，抬高了反抗成本，增强了反抗难度，对精英而言，则起到了“削藩”的作用，但商业资本也获得了投资工业领域的机会，这也属于一种资源的释出，不过还没有到达“全代差”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新贵，也就是科创资本，他们是未来社会可能的统治层，或贵族阶层。

3，socialism萌芽——AI+机器人工业革命后的准临界状态。在私有制金融集权主导的区域，很有可能形成科技新贵与金融债奴模式下的“新奴隶制”资本积累，这将威胁到金融资本的地位，但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模式会主导其发展，直到出现“新授产奴隶制”——脑力剥削的新篇章，这种结构下，金融集权仍然存在，但可能是被科技新贵架空的情况，金融资本下降到为其所用的次等精英的地步。在sino的“福利股权”模式下，过渡相对平滑，但也有问题，例如机器人的未来发展问题，人和机器人之间是否形成新的classes relationship？两者的矛盾很有可能通过星际殖民的方式缓解。还有脑力葛明的问题，这也有可能形成新的斗争与阶层，直到生产力彻底抹平人类内部的财富差异，这些问题才会画上句号。无论如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全代差”的终点。

美国霸权

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几次霸主转移，最典型的还是英美之间的易位，当然，荷兰和英国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再往前就难说了，因为其他的都属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例如法国-西班牙间的“权力转移”，英法争霸的“七年战争”等都是如此。在英美权力转移的案例中，再生产是以一种非常偶然的形式发生的——英国的殖民霸权造成的金融外化，也就是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脱锚，既是金融资本防范工业资本像商业资本那样有分庭抗礼能力的有意决定，也是私人金融资本构成的私有制金融集权沉溺于殖民地红利的反噬效应，而美国的崛起，则是出于防止“开放的自由经济”对美国南北分裂的危险的担忧，和没有殖民地可玩的情况下，金融资本被迫更多的以工业资本为投资市场或对象，而形成的偶然性的资本社会化的结果。

德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德国的资本社会化在一战后金融主权丧失后就成了外力驱动的产物，特别是美债、赔款与经济恢复之间的三角关系，使美国成为德国的“战略投资人”，因此，德国发动二战，实际上美国也要被“审判战争罪责”的，当然，这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属于“大战略”的问题，而非霸权生产的核心环节——综合国力的革新性发展。这里面蕴含一个不曾明说但必然包含的母题，那就是达到本社会形态阶段内“亚代差”的制度生产位面，在这个位面上，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形成了对之前就路径的超越，自己与自己形成代差；另外，新挑战者对旧霸权国的发展路径也形成了亚代差，同时还具有旧霸权掠取国际资源的硬核条件。

工业社会，是资本社会化的产物

比如说，在英美超克过程中，美国首先在资本社会化这一维度上超克了英国，当然，美国对自己的镀金时代的生产社会化也是一种超克，只有有了资本社会化，才有可能依靠“福利股权”“共有制金融集权”等模式以最低成本过渡到socialism社会的阶段，当然，美国的私有制金融集权对此提出了严峻挑战，而美国的市场主导一切的商业氛围和秩序，也对美国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深重的质疑。所以，一旦一个社会发展到某种具有“至臻完善”意味的阶段时，它过渡到下一阶段的困难就有可能加大。例如清王朝从封建农业社会自然过渡到完全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模式就很困难，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完全体”，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积累作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面对的困难不亚于晚清。

这就又涉及到我们很早之前讨论过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在新旧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新“亚制度”的苗头会在新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萌芽中出现，但能否发展下去，对战略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效率都很关键。目的就在于实现“0阶全代差”“亚代差”“终阶全代差”这三个层面的目标，唯此，才有可能首先霸权的内部再生产，而不是外部再生产，如果出现了外部再生产超过内部再生产的情况，那就是新旧霸主的更替；如果是内部再生产，那就是霸权的巩固与延续。

美国霸权

来源：梦回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