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大姐周玉兰,二姐周玉芬,我排行老三。童年时,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周德仁在机械厂做钳工,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母亲李淑芳在国营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每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
姐姐的守候
"爸爸走的时候,大姐为什么没回来?"每当我这样问起,母亲总是叹口气,转过身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张全家福照片。
那是一个旧相框,木质边框已经有些发黄,照片上的父亲还很年轻,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母亲梳着当时流行的齐耳短发,怀里抱着还是婴儿的我。
我叫周明远,生于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普通北方小城,家住在机械厂的家属院里,平房连成一排,夏天院子里种满了丝瓜和黄瓜,冬天则是一片白雪皑皑。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大姐周玉兰,二姐周玉芬,我排行老三。童年时,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周德仁在机械厂做钳工,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母亲李淑芳在国营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每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
记忆中的家是个热闹的地方,邻居们常常串门,大人们围坐在煤油灯下拉家常,我们这些孩子就在院子里捉迷藏,听院里老张头摇着蒲扇讲故事。
大姐比我大八岁,从小就是父亲的骄傲。她不仅学习好,还会织毛衣,缝补衣服,是邻居们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你大姐啊,心思细,懂事。"母亲常说,手里不停地择着菜,"五年级就会帮着照顾你和二姐了,那时候我和你爸忙,多亏了她。"
那是1989年的寒冬,北风呼啸着穿过我们小城的每条街巷,从老旧的窗户缝里钻进来,单位刚刚发的煤球在小煤炉里燃烧,却始终驱不散骨子里的寒意。
电视里正播着《新闻联播》,我和二姐守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等着后面的《西游记》重播。母亲在厨房里洗着碗,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周师傅家是这户吧?出事了!"是厂里安全科的王师傅,脸色惨白,围巾都没戴好。
天气预报说这是近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父亲那天像往常一样骑着老式永久自行车去上班,戴着线织的口罩和帽子,却在半路突发心梗倒下。厂里的同事发现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当王师傅说出这个消息时,母亲手里的搪瓷盆"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炒面花四散落地。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时间在母亲脸上飞速流逝,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母亲的脸色惨白,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和二姐匆忙从各自单位赶回家,看到母亲瘫坐在那把她最爱坐的木椅上,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
"快给大姐打电话!"二姐慌忙说道,踮着脚从壁橱上取下那个黑色的转盘电话。
大姐当时已经远嫁广州,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工作。那时候没有手机,打长途要到邮电局,二姐匆匆披上棉袄就往外跑。电话打过去,是大姐的丈夫刘建国接的,他说大姐正在单位开重要会议,等她回来会立刻告诉她。
那时候广州已经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据说大姐所在的纺织厂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厂里的气氛紧张。刘建国在电话那头说话小心翼翼,似乎在掩饰什么。
"一定要她赶紧回来,爸爸...爸爸已经......"二姐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们守在父亲遗体旁,邻居们轮流来帮忙,有人端来热水,有人送来馒头,有人默默地帮忙整理父亲的遗物。父亲的工友们眼圈红红的,说着他生前如何乐于助人,如何关心厂里的困难户。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整整四天,白事都办完了,大姐始终没有出现。只有一通电话,大姐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因为单位重组改制,领导不批假,实在回不来。
"什么单位这么重要?连死了爹都不能回来见最后一面?"母亲放下电话,眼泪夺眶而出,"你爹生前最疼她,临终怕是最想见她一面啊!"
我至今记得那天,母亲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手里攥着父亲的那盒大前门香烟,那是他生前最爱抽的牌子。母亲从不抽烟,那天却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你姐这是忘本啊!"邻居王大娘摇着头,递给母亲一杯热水,"现在南方发达了,有钱了,看不上咱们这穷亲戚了。"
二姐赶紧辩解:"不是的,大姐单位真的很忙,她电话里哭得厉害。"
但这解释在乡邻们看来过于牵强。在那个年代,"忠孝"二字重如泰山,就算天大的事,也要回来送亲人最后一程,这是做人的根本。
那年冬天特别漫长,寒风刺骨,雪下了一场又一场。父亲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城郊的公墓里,墓碑很简单,就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母亲的心结也随着大雪一起深埋下去,无人能解。
从此,春节团聚,大姐总是借故不回家;母亲过生日,也只是寄来贺卡和礼物。电话里,大姐的声音始终带着愧疚和遥远,而母亲的回应则越来越简短。一家人的关系,就像冬日里的枯枝,横在那里,又冷又硬,让人不忍触碰。
我初中毕业那年,收到大姐寄来的高级钢笔和一套新华字典,她在信中写道:"明远,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落款处,她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却透着无尽的落寞。
二姐结婚那年,大姐专程从广州赶回来,带了很多南方的特产和礼物。但她和母亲之间的交流,始终隔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薄膜,谁都不愿先戳破。
大姐住了三天就匆匆回去了,临走时,我送她到汽车站,她突然紧紧抱住我,说:"弟弟,照顾好妈,代我多陪陪她。"我感觉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大潮的推进,我们小城也开始变化。机械厂效益下滑,父亲的老同事们一个个下岗,母亲所在的百货公司也改制为私营企业,原来的老同事四散各处。
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县城的高中,二姐在一家新开的商场当售货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姐每个月都会按时寄来一些钱,母亲收下了,却从不提及。
光阴荏苒,转眼二十年过去。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二姐嫁给了同厂的会计,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只有母亲,依然住在那个老旧的家属院里,固执地不肯搬走,说是要守着父亲的老房子。
每年父亲的忌日,我和二姐都会陪母亲去墓地扫墓。奇怪的是,每年这一天,墓前总会有一束白色的菊花和父亲生前最爱吃的枣糕,落款只有简单的"路人"二字。起初,我们以为是父亲的老同事,但问遍厂里的人,都摇头不知。
那些枣糕包装得很精致,用油纸细心包好,外面再套一层防潮的塑料袋。母亲每次都会把它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放在祭台上,然后分给我们吃。
"你爹生前最爱吃枣糕,说是甜甜的,有年味。"母亲轻声说,眼里含着泪水,"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记得这么清楚。"
"会不会是大姐安排的?"有一次,二姐小声对我说,"她虽然人不回来,但心里肯定记挂着爸爸。"
我摇摇头:"她连人都不回来,哪会想这么多?再说了,广州那么远,她哪来的渠道买到咱们这儿的枣糕?"
2009年春天,杏花开得正艳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大姐的丈夫刘建国打来电话,声音哽咽,说大姐因肺炎并发症去世了。
"前几个月就有点咳嗽,她不当回事,以为是普通感冒,等发现不对劲,已经是晚期了。"刘建国在电话那头说,"她走得很安详,走前还念叨着想回家看看。"
母亲闻讯,当场晕倒,送医院抢救了一天才醒过来。睁开眼的第一刻,她紧紧攥住我的手,眼泪顺着皱纹纵横的脸颊流下。
"我对不起你姐啊!"母亲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声音微弱却坚定,"这么多年,我都没原谅过她,连个电话都懒得多打,现在...现在她先走了,我还来得及说对不起吗?"
我和二姐陪母亲赶到广州,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坐在火车上,她紧张地攥着车票,目光却一直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
"你姐小时候最爱坐火车,说长大要坐着火车去很远的地方。"母亲突然说,"没想到啊,她真的去了那么远的地方,而我,却一次都没去看过她。"
到达广州的那天,春雨绵绵,城市笼罩在一片朦胧中。刘建国在火车站接我们,他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写满了疲惫。
"玉兰走得太突然,我都没准备好。"他轻声说,"这些年,她很想家,但总是说工作忙,抽不开身。"
我们来到殡仪馆,看到大姐安详地躺在那里,身上盖着她最爱的那条淡蓝色丝绸被面,脸上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她的头发已经花白,额头上的皱纹比同龄人深刻许多,但眉宇间的坚毅依旧。
母亲扑在大姐身上,哭得肝肠寸断:"闺女啊,妈对不起你,妈这些年太固执了,总想着你不孝顺,不理解你,现在你走了,妈还有机会弥补吗?"
二姐搂着母亲的肩膀,也泣不成声。我站在一旁,心如刀绞,想起大姐每次通电话时欲言又止的表情,想起她寄来的每一封信和每一份礼物,想起她离开家乡时的那个拥抱。
"大姐一定有她的苦衷。"我心想,"否则,以她的性格,怎么可能二十年都不回家?"
料理完丧事,我们开始整理大姐的遗物。她的房间很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桌。墙上挂着一幅全家福,是父亲在世时照的,已经泛黄,但被装裱得很精致。
在她的床头柜深处,我发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整整齐齐装着二十年来寄往家乡一个叫李桂芝的汇款单。每个月都有,从父亲去世那年开始,从未间断,金额从最初的一百元逐渐增加到后来的五百元。
"这是谁?"我拿着汇款单问刘建国,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我也不清楚,你姐从不和我提这事。"刘建国摇头,神情复杂,"只知道这些年,她省吃俭用,每月按时寄钱,说是要完成一个承诺。每次我问,她就说这是她的心事,让我别多问。"
在大姐的日记本里,我找到了一些零星的记载:"今天是父亲忌日,托李老师送了菊花和枣糕去墓前......"、"小王已经考上了师范,父亲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很高兴......"、"小李毕业了,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这些年的付出值得......"
带着疑惑,我们回到家乡,母亲坚持要找到这个李桂芝,了解大姐的秘密。经过多方打听,我们得知李桂芝是当地一所中学的退休教师,住在城南的教师宿舍。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敲开了李老师的门。她已经七十多岁,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看到我们,她眼眶立刻红了。
"你们是玉兰的家人吧?我一眼就认出来了,眉眼多像啊!"老人拉着我们的手,热泪盈眶,"我听说了玉兰的事,心里一直难过,总算等到你们来了。"
李老师请我们进屋,屋子收拾得很整洁,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就有我父亲和几个学生的合影。
"你父亲周德仁是个好人啊,"李老师倒了茶给我们,"那时候他是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总是关心那些家境贫困的孩子,自己掏钱给他们买学习用品,帮着交学费。"
母亲的手微微颤抖,眼神有些恍惚:"他从没和我提起过这事。"
"他怕你担心家里的开支。"李老师笑了笑,"那时候日子不宽裕,但他总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叠照片,那是五个年轻人的合影,背后写着各自的去向:一个成了医生,一个当了教师,还有工程师、科研人员、公务员,都是有出息的人。
"你父亲临终前给玉兰打过电话,嘱咐她要接替他照顾这些孩子。"李老师眼中含泪,声音低沉,"那时候这五个孩子都还在上学,有的初中,有的高中,都是关键时期。"
"大姐答应了?"我问,心中已经明白了大半。
"是啊,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说这是爸爸的遗愿,她一定要完成。"李老师叹了口气,"但她瞒着你们所有人,说不想让家里担心,也怕你们不理解。每个月的汇款都是我帮忙分配给这五个孩子的。"
"这么多年,她一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
"是啊,二十年啊,从没间断过。"李老师抹了抹眼角,"她总是按时汇款,还经常写信询问孩子们的情况。每年你父亲忌日,她都委托我送花和枣糕去墓前,说这是她和父亲之间的约定。"
"难怪她不回家......"母亲喃喃道,泪水再次涌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要养活自己的家庭,还要资助五个孩子,她哪有余钱回来?"
李老师点点头:"她害怕回来见到你们,会心软,会动摇。她说,这是爸爸托付给她的使命,她必须完成,哪怕背负不孝的骂名。"
回家路上,母亲沉默不语,眼泪一直没停过。到家后,她从柜子深处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父亲的遗物,一直舍不得丢。其中有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大姐的,字迹工整,却能看出写信时的颤抖。
"玉兰,爸身体不好,可能等不到你回来了。那五个孩子,是爸最放不下的,答应过他们会帮他们完成学业。你工作稳定,能力强,爸只能托付给你了。知道这对你是个负担,但爸实在放心不下他们。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太累了,可以放弃,爸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
母亲念完信,紧紧抱着大姐的遗像,泣不成声:"姑娘啊,是娘错怪了你!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受了多少委屈啊!"
二姐搂着母亲,轻声安慰:"大姐走得安详,她一定觉得值得,因为她完成了爸爸的心愿。"
几天后,在李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了那五位学生,现在都已经是社会的栋梁。他们闻讯赶来,站在大姐的遗像前,泪流满面。
"如果不是周阿姨这些年的资助,我早就辍学了。"其中一位现在已经是县医院的医生,叫王明,"她不仅给钱,还经常写信鼓励我们,说这是她父亲的心愿,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有一年我差点放弃,周阿姨专门从广州寄来一封长信,说她父亲生前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坚持和努力,不能辜负他的期望。"另一位叫李小芳的女孩说,现在是省重点中学的老师。
听着这些孩子的讲述,我心中既自豪又愧疚。大姐独自扛起这份责任,默默付出二十年,却从未向家人提起,只因为那是父亲的遗愿。
不久后,在大姐资助的五位学生帮助下,我们在家乡中学设立了"玉兰助学金",专门资助贫困学生,延续父亲和大姐的心愿。母亲把大姐的骨灰带回家乡,安放在父亲墓旁,让天各一方的父女终于团聚。
现在,每年清明和父亲忌日,我都会和母亲一起去墓前,带上白色的菊花和父亲最爱的枣糕。母亲常常坐在墓前,轻声与他们对话,似乎在诉说这些年的思念和愧疚。
"真希望当初能多理解你一些,"母亲常说,手抚着大姐的墓碑,"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怪你,反而会为你感到骄傲。"
每个冬天,我都会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想起大姐远在他乡的守候,想起她用二十年时间完成的那个沉默的承诺。风雪中,她独自一人扛起责任的身影,比任何高山都要巍峨。
"姐,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也会继续你的心愿。"每次站在墓前,我都会这样默默地说,仿佛能看到大姐在天上微笑。
在老家的房子里,母亲把大姐的照片和父亲的遗像并排放在一起,旁边是那封泛黄的信和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装着大姐生前用过的钢笔——那是她在单位领导表彰她工作表现时获得的奖品。
有些爱,无需言表;有些守候,惟愿静默。姐姐的一生,教会我的远比我想象的多得多。她的选择,是一种无声的勇气;她的坚持,是最深沉的爱。
每当夜深人静,望着窗外的星空,我总会想:在那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大姐是否也曾这样仰望过同一片星空,思念着家乡和亲人?她独自承担着责任,却无人分享她的辛苦和坚持。
如今,我已经能够理解大姐的选择,也明白了父亲的用心。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承诺比生死更重要,有些责任比亲情更沉重。大姐用她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孝道——它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陪伴,更是对父亲心愿的延续和完成。
生活中的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有时候,最深沉的爱藏在最平凡的举动里,藏在看似违背常理的选择中。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评判,而是去理解,去感受那份深藏的温暖。
大姐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但她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我前行。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想起她在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承诺的勇气,然后,我就又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现在,母亲已经安然离世,与父亲、大姐团聚了。而我,继续守护着他们的故事,守护着那份穿越时空的爱与责任。因为我知道,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家人之间最深沉的爱。
来源:伊句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