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撤出四渡桥以后，崇安和江西紫溪的敌人，依仗人多势众，南北对进，气势汹汹地向大安街压了过来。

一九三五年一月，闽北红军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月。

我们撤出四渡桥以后，崇安和江西紫溪的敌人，依仗人多势众，南北对进，气势汹汹地向大安街压了过来。

他们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地主民团，挥舞屠刀，加紧反攻倒算，一个个都杀红了眼，扬言苏区人头要落地，连扫帚也要过三斩，所到之处，村庄化为废墟，青山变成焦土。

陷于痛苦深渊的根据地“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面对敌人的重兵合围，中共闽北分区委，在黄道同志的主持下，于四渡桥战斗期间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上，黄道同志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十万大兵压境，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且中央主力红军已经长征，闽北苏区已经没有大片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

部队长时间的正面抵抗，战斗力也大大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与敌人死打硬拼，显然是很不利的。

而当时以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死抱着王明的“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错误路线不放，在所谓“红色领土寸土必争”、“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下，坚持“分兵把口”、“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硬要当时弱小的闽北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拼消耗。

因此，会议期间，以黄道为首的绝大多数同志据理力争，坚决驳斥了李德胜等的错误主张，决定撤出苦心经营多年的闽北苏区首府大安街，把主力部队拉到坑口、长涧源一带整编，尔后，以武夷山脉为依托，南北分散活动，相机打击敌人。

还决定，分区委和军分区机关率部分部队在苏区坚持斗争，各县成立独立团(营)，县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分别兼任团(营)长和政委，随县独立团(营)行动；

各区成立游击队，区政府主席和区委书记分别兼任游击队长和政委，随区游击队行动。

此外，还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撤退公开的干部，建立隐蔽的地下支部；

组织遍及全区的秘密交通联络站等。

这些决定就使我军由在固定苏区长期正面对敌作战，转为向敌占区域的游击作战。

这对闽北苏区和闽北红军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折。

我们相信持久的游击战争，一定能坚持下去，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完成四渡桥守备任务，部队撤下来以后，黄道同志曾对我讲述了闽北苏区当时的严重形势。

黄道同志凝视着我，问道:“敌人打到我们老家来了，而且来头不小，你说说看，我们是结束死守硬拼的碉堡政策好，还是继续坚持它？”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应该结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黄道同志听后，霍地站了起来，高兴地说:“对！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全中国、全世界，不是山王草寇，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既反对逃跑主义，也反对拼命主义，更何况，眼下我们革命的本钱小，实在同敌人拼不起。”

说到这里，黄道同志停了一下，又提高了声音，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区党委已经决定暂时放弃大安，在闽赣边打游击，与敌人周旋。”

我说:“对！我们不能把自己手脚捆住，眼睁睁地让敌人找上门来打，要神出鬼没出敌不意地打击他们！”

黄道同志赞许地点了点头继续说: “撤走时，要把带不了的东西统统坚壁起来，给他们留下一座空城，用地雷和挨丝炮欢迎敌人。这次撤离，机关和直属队比较庞杂，行动不便，到了一地，连吃、住都成问题，很不适应于游击作战，必须进行精简。”

说到这里，他顺便告诉我:“你还是回部队去好，到军分区警卫营当政委，去后，把警卫一连编成一个大连留给军分区机关，你带营部和两个连到作战部队去。”

我一直盼着返回部队打仗，听了黄道同志的话，心里格外高兴。

从黄道同志的住处出发，我回青年部跟机关的同志告别。

走在大安街上，往日热闹、繁荣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笼罩着一种撤退前的紧张、肃穆的气氛。

医院、兵工厂，在前几天四渡桥激战中便开始往东北方向的深山转移。

现在人们正冒着蒙蒙细雨，把拆下的机械设备，连同那些贵重而又无法带走的东西一起埋在山上，加紧坚壁清野。

跨进政治部的大门，同志们正在整理行装，见到我突然回来，都围上来询问阵地上的情况，不知哪一个同志说:“陈干事，原先听说坚守四渡桥的同志全都牺牲了，大家都为你难过，刚才见到通报表扬你们的作战事迹，还真有点不信呢！"

接过这个同志的话，我半开玩笑地说:“哪能那么快就革命到底了，留着这条命，还要向敌人讨还血债哪！”

听到这话，大家都哈哈地笑了。

正说笑间，青年部李部长从门外进来，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

“陈干事，我们留不住你了，刚才主任通知，决定让你去军区警卫营工作，明天一早报到，祝贺你啊！”

李部长还让我抓紧时间休息，准备一下。

我因为脱离机关工作几个月，现在调动，基本不用交接，一套行装又随时带在身边，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便一把拉着俱乐部邱主任，去我俩具体领导的军区红色剧团、列宁室，看他们的撤离准备工作。

撤离大安，虽然在数日前已作出决定，但是撤离的具体准备工作，直到敌人攻到四渡桥以后才展开。

因此，闽北苏区领导机关撤离大安时，显得很仓促。

当时，根据黄道同志和军分区的指示，要求机关、部队每人在大安预备一件杀敌武器，给进犯的敌人留下一份“见面礼”。

兵工厂临撤前，给后撤的同志留下了大批炸药、引信和用铁或锡铸造的各种地雷。

这时，大家都紧张地在路口、树下和门窗、锅灶、水桶、竹担等一切敌人可能经过和接触的地方，安装踏发和绊发的丝炮、地雷、手榴弹。

这些武器，有石的、铁的，也有木头的、瓦罐的，总之，一切可能炸死和炸伤敌人的东西都得到了充分利用。

我和邱主任沿着熟悉的街巷默默地走着，谁也不说话，心情都很沉重。

是啊！大安成为闽北的革命中心以后，这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大安给我们留下了多么难忘的印象，而现在，我们却要撤离大安了！……

我和邱主任来到列宁室。

那些平日挂在墙上，摆在桌上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同志们正在给捆好的木箱、竹篮做记号。

当时，闽北苏区的红军部队，从指挥员到战士，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为了把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培养成有文化、有觉悟的红色战士，分区委非常重视部队中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军分区设有红色教导大队，培养干部和战斗骨干。

军分区青年部、俱乐部抓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

闽北苏区领导机关的红色剧团，经常编演反映打土豪、分田地，反压迫、争自由，反映战斗生活的节目，不但给机关部队演出，还深入到周围的区、乡流动演出。

除了剧团，军区机关最大的文化活动中心就是这个列宁室了。

它是红军干部、战士以及苏区群众学习娱乐的场所。

里面有油印、手抄的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书籍，有各种画册、文化课本、认字牌，还有闽北苏区革命斗争史，各区、县、部队的战史、战绩统计，以及英模人物事迹等。

往日，列宁室是大家最爱去的地方，一有空，都去那里看书学习，寻求思想上的启迪，汲取知识和力量，它成了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大家对红色剧团和列宁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可是，现在再也听不到朗朗书声和同志们的说笑声了。

屋子空荡荡的，一切显得格外肃静，只有房门正中写着“列宁室”三个大字的木板扁额，依然端正地挂在那里，好象在凝视着大安街正在发生的变化。

第二天一早，告别机关的同志，我去军区警卫营报到。

警卫营驻在大安东北面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

一到村口，许多人跑出来接我。

这里熟人很多，二、三连就是原来我从上铅县独立营带过来的。

这一天，我抓紧了解全营的情况，并通知各连作好第二天出发的准备。

我们的任务是随军分区机关作后卫行动。

武夷山的一月，寒风料峭。

临撤那天，机关和警卫营的同志都集中在大安街对面的河滩上。

在嗖嗖冷风和蒙蒙细雨中，黄道同志给部队讲了话。

他表情严肃，从声音里听得出很激动，他说:同志们！从一九二八年党在闽北领导第一次农民暴动，至今已有七个年头。这七年，我们闽北苏区和闽北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战火中不断壮大，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叫嚷要在几个月之内把我们共产党人，把我们红军斩尽杀绝，把闽北苏区荡为平地。

同志们！

革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黄道同志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主力红军离开时，中央军委给闽北的指示是:坚持斗争，保存力量，等待主力回来。

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要执行中央军委保存力量的指示，不能跟敌人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打耗战，不能死守根据地不放，该丢的就要丢。

如果这也想要，那也想要，到头来什么也保不住。

我们虽然放弃大安，放弃这块红色根据地，但是我们决不放弃革命！决不放弃闽北！

我们将依靠武夷山的千山万岭，依靠闽北苏区的千千万万人民，同敌人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

黄道同志讲话以后，又一位领导同志交代了一下行军路线和注意事项，整个机关和直属分队一千多人，便开始向长涧源、坑口方向前进。

我永远忘不了队伍离开大安时的情形。

年轻人带着梭镖、猎枪跟部队上山打游击，许多妇女、儿童也随机关撤退，他们走时把大门都锁了起来。

留在村里的老伯伯、老妈妈手里捧着草鞋、米馃，老早便站在路边等候。

他们颤抖着枯瘦的手把草鞋和米馃硬塞给我们，有的拉住战士久久不放。

我们不肯收乡亲们的东西，他们哽咽地说:“收下吧，红军同志，过几天我们想送还不晓得往哪儿找你们哪，这是我们对红军的心意啊！”

不少老人一再叮嘱:“同志们一定早些打回来，我们等着你们。”

大家向老乡说:“乡亲们，我们离开了大安，但不会离开苏区，红军一定会打回来！”

乡亲们还鼓励我们说: “放心打白匪去吧！只要用得着我们，水里、火里都能去，我们一生忘不了苏维埃，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跟着共产党走。"

队伍走出很远了，乡亲们还站在山坡上不断地招手。

那发自根据地群众肺腑的话语，就象是母亲对孩子的呼唤，紧紧扣住了每个指战员的心弦，给了大家无穷无尽的力量。

快到拐弯的地方，我回头望着大安街，泪眼迷蒙了。

大安街头树上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片片落叶飘洒在部队刚刚走过的河滩上，送行的乡亲不停地挥动着头巾.……

我不能再看下去了，转身大步跟上行军的行列，心里默念着:

大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乡亲们，放心吧，我们一定打胜仗，消灭敌人，报答你们对红军的一片深情。

队伍在山里行进，远处不时传来阵阵枪声，部队走走停停，行军速度很慢。

黄昏，队伍走到磨石坑附近，突然前面人声喧哗，一阵骚动。

后面的人往前挤，想看个究竟。

走到跟前一看，路旁一群人正站在一副担架周围，担架上躺着的是牺牲不久的五十八团政委陈一同志。

原来，敌人在攻占四渡桥以后，从小浆和沙渠洋两个方向多次夹攻大安，企图分割闽北领导机关与部队的联系，把机关逼到分水关方向，以便与江西南下的敌人聚歼。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掩护和接应领导机关转移，几天来，五十八团一直顶在小浆和长州一线，战斗中部队的伤亡很大，陈一同志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时，只见五十八团团长黄立贵同志扶着陈一同志的担架，流着泪，慢慢地为陈一同志盖上棉被，然后，挥手让人将担架抬走。

黄立贵与陈一从红七军团二十一师五十八团组编起，就是老搭挡。

反“围剿”以来，他们团在闽赣边打了许多胜仗，威震敌胆，黄立贵同志被称为有名的“黄老虎”。

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二十一师梁立柱部分兵三路进攻赣东北苏区，横峰失守，闽北苏区与中央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被切断，黄立贵、陈一同志便带领留在敌后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撤退的五十八团将黄道、曾镜冰、曾昭铭率领的闽赣省委代表团由黎川护送回闽北。

一九三四年八月，寻淮洲，方志敏、粟裕同志率领的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路经福建建、松、政地区，黄立贵、陈一同志受闽北分区委派遣，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带领地方工作团开辟了建、 松、政红色根据地，为巩固和扩大闽北苏区以及为顺利沟通闽北、闽东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一同志牺牲前一直在建、松、政苏区，直到大安告急，才与黄立贵同志奉命率五十八团赶回来。

黄立贵同志失去这位并肩战斗的战友，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每个过路的同志也都暗暗流下了眼泪。

队伍继续前进，过了地源，天完全黑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深山密林，后面的枪声也渐渐稀落下来，队伍停下来生火做饭，大家的情绪又活跃起来，因为再翻几道山梁，就是这次转移的目的地——坑口、长涧源一带苏区了。

第二天，闽北分区委和军分区在坑口附近为陈一同志举行追悼会，大部分营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各连也都派了代表。

同志们用竹枝、松柏、兰草编织成一个个花环，安放在陈一同志墓前，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大家的心情很沉重，一个个紧捏拳头，决心消灭敌人，保卫苏区，为死难烈士报仇！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