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葬那天，雨大得出奇，村里的泥路泡得像粥一样。灵堂里只有我和三个堂兄弟，再就是邻居张大婶帮着烧纸。二婶膝下没有儿女，她丈夫早年因病过世，一个人在这个叫青沟的小村子里住了大半辈子。

那年春天，二婶死了，走得很安静。

下葬那天，雨大得出奇，村里的泥路泡得像粥一样。灵堂里只有我和三个堂兄弟，再就是邻居张大婶帮着烧纸。二婶膝下没有儿女，她丈夫早年因病过世，一个人在这个叫青沟的小村子里住了大半辈子。

二婶没什么家产，三间土坯房，院子里一棵歪脖子梨树，底下放着几个空了的沤肥缸。二伯当年种了一辈子地，却没攒下什么值钱东西。唯一像样的是二伯那只旧木箱，黑乎乎的，像个缩小版的棺材，上头雕的花纹都磨平了。

老支书过来吊唁，戴着那顶褪了色的军帽，帽沿儿卷着。我记得这顶帽子戴了至少十年，帽徽都掉了。他手里还攥着那个从不离身的紫砂杯，里面泡着枸杞，杯盖边缘有个碎口。

“你二婶这一走啊，青沟村的老一辈就又少了一个。”老支书呵着气，仿佛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他的裤腰带是用尼龙绳替代的，绳头还打了个丑陋的结。

“都走完了，咱这村子就彻底变了样。”老支书叹道。

雨还在下，打在灵堂的塑料棚上，啪嗒啪嗒响。香炉里的香灰被雨点子溅开，飘到地上就被踩进了泥里。

堂兄弟们都急着回城，随便吃了顿饭就走了。剩我一个人收拾屋子，说起来，我是二婶最疼的侄子，她总说我像极了年轻时的二伯。

我在村子里待了两天，把能用的家具都处理了。最后就剩那只黑木箱，上面落了厚厚的灰，手一抹就是一道印子。

箱子倒是有把铜锁，可钥匙早不知丢哪儿去了。我找了根铁丝捣鼓了半天，锁也打不开。正犯愁，二婶的隔壁邻居王奶奶颤巍巍地走过来，递给我一把小钥匙。

“你二婶前些日子来我家，说她时日不多了，把这个给我，说是等她走了，让我交给你。”

铜钥匙绿了一半，掉了漆，像是用了几十年的样子。

王奶奶还在絮叨：“你二婶说那箱子里有东西，是留给你的。你二伯走得早，你二婶这辈子啊…”

我满口应着，心思却不在这上头。村里人太爱说闲话了，一件事能绕出十里地来。

我打开箱子，里面不过是些旧衣服，二伯的烟袋，几本发黄的书，和一个小铁盒子。铁盒子上锈迹斑斑，我费了好大劲才撬开。里面是一沓老照片和一个布包。

一张黑白照片上是年轻时的二伯和二婶，穿着老式的中山装和碎花布衣裳，背景是县城照相馆常用的那种假山水布景。二婶年轻时倒是挺漂亮的，剪着短发，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布包里卷着几张纸，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像是什么证明文件。我随便翻了翻，没太在意。城里还有工作等着我，哪有时间研究这些老物件。

那天晚上，我收拾完所有东西，把箱子放在了二婶的床下。后来我想想，或许是我身上沾了城里的浮躁，对这些旧物没了耐心。

临走那天早上，不知怎么，我又把那箱子从床底下拖了出来。木箱有点沉，我打算带回城里慢慢看。可走到村口，箱子的底部突然裂了一条缝，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那时候我已经等不及了，公交车马上就到站了。

我草草地把东西塞回去，发现箱子底部竟然是空的，有个夹层。我随手翻开，里面有一叠发黄的纸和一个小布口袋。布口袋里装的是什么，我到现在都记不清了，好像是几块碎银子，还有几枚铜钱，年代久远，都绿了。

那些发黄的纸，看起来像是信，字迹潦草，还泛着墨香。我随便看了几眼，是写给二婶的，好像是情书。但信的落款不是二伯的名字。

公交车喇叭响了，催得急。我心一横，把这些东西统统塞回箱子，反正带回城里也是占地方。村口有条小河，我一狠心，把箱子扔进了河里。

木箱在水里浮了一会儿，慢慢往下沉。我看着它载着二婶一辈子的秘密，消失在浑浊的河水中。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回到城里，日子照样过。我在建材市场开了个小店，每天和各种瓷砖地板打交道，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有时想起二婶，心里还有点愧疚，但很快又被生活的琐事冲淡了。

半年后的一个周二，我刚吃完午饭躺在店里的折叠床上看手机，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是李明吗？我是青沟村派出所的，你方便来一趟吗？”电话那头的人声音很严肃。

我一下子慌了神，这半年来我再没回过青沟村，二婶的房子也由村委会接管了。难道是房子出了什么问题？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我到了青沟村派出所。不是我想的那样，跟二婶的房子没关系。

派出所里坐着老支书和一个穿制服的民警。桌上放着那个熟悉的黑木箱，已经泡得发胀变形了，但还能认出来。

“这是你扔的？”民警手指着箱子问。

我点点头，心里直打鼓。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一些旧衣服，照片，还有…”我支支吾吾地说。

老支书打断了我：“东西我们都检查过了，你可知道这箱子有多重要？”

原来那天我扔掉箱子后，正好被去河边钓鱼的老支书看见了。他用鱼竿钩住箱子，把它捞了上来。箱子里的东西已经被水泡得不成样子，但那些纸和布包他都收起来晾干了。等他看清楚那些东西是什么后，立刻报了警。

“你二婶的丈夫，你二伯，当年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老支书说，“那些纸不是什么情书，是他立过的功受过的伤的证明文件。还有他当年的军装钮扣和领章，都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我愣住了，没想到二伯还有这样的经历。在我的记忆里，二伯就是个普通农民，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

“最重要的是这个。”民警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那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块沾着血迹的红布，包着一枚已经氧化发黑的子弹头。

“这是你二伯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据老支书说，是他们连队最后一战留下的。”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看到二伯右肩上有个大疤，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笑笑说是干活划的。

老支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你看，这是咱们村当年参军的几个人，这个就是你二伯。”照片上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笑得灿烂，二伯站在最中间，挺拔如松。

“你二伯回村后不爱提这些事，可他是真正的英雄啊。”老支书叹了口气，“你二婶这一辈子，守着这些东西，就像守着你二伯的荣誉。”

我的眼眶湿了。脑海中浮现出二婶佝偻的背影，她那双因常年干农活而粗糙的手，还有她看着二伯照片时的神情。

回程的路上，车窗外是大片的麦田，金黄一片。我想起小时候二婶总爱做一种麦芽糖，甜得发腻，可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爱吃。她总会多给我一块，说我像极了年轻时的二伯。

想起那次她生病，我从城里带回一盒高档点心，她看都不看就放在一边，却小心翼翼地收起我带回去的一张小票，说是要留个纪念。那时我还笑她土气，现在才明白，她是真的把我当成了亲人。

那个黑木箱如今成了县博物馆的展品之一，展示着我们这个小村庄的英雄故事。二伯的事迹被写进了当地的党史资料，二婶守护一生的秘密，终于有了归宿。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我没有把箱子扔进河里，而是带回城里细细查看，或许我能早点知道二伯的故事，能多理解二婶一些。但命运就是这样，总要兜个大圈子，才让我们看清真相。

去年清明，我回青沟村给二婶上坟。坟前已经长满了杂草，我蹲下来一一拔除。旁边传来脚步声，是老支书，他手里还是那个掉了漆的紫砂杯，里面依旧泡着枸杞。

“你二婶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老支书在坟前添了几张纸钱，“她总说你在城里辛苦，想给你留点东西，可她那辈子除了那个箱子，也没什么值钱东西了。”

风吹过麦田，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二婶在低声细语。我突然明白，二婶给我的不是那个箱子，而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份沉甸甸的家族记忆。

现在，每逢周末，我会带着孩子去县博物馆，站在那个黑木箱前，给他讲述他太爷爷的故事。孩子总是听得入神，眼里闪着崇拜的光。这段被我差点扔掉的历史，如今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财富。

回村的路上，我路过那条小河，水依旧浑浊，河边的柳树却又长高了一截。岸边站着几个钓鱼的老人，烟袋锅子里的烟丝飘出缕缕白烟。我忽然想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有多少像二伯二婶这样的故事，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而渐渐沉入河底，再无人记得。

不知是不是错觉，岸边野花的香气中，似乎混着一丝二婶家那个小院子里的梨花香。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