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铃声在早晨六点响起时，我正在厨房热牛奶。那头是老单位的张大姐，声音比平日里急促：＂秀莲啊，元庆住院了，脑梗。昨晚送的急诊，现在六院重症监护室。＂

电话铃声在早晨六点响起时，我正在厨房热牛奶。那头是老单位的张大姐，声音比平日里急促：＂秀莲啊，元庆住院了，脑梗。昨晚送的急诊，现在六院重症监护室。＂

我握着电话，手微微发抖。三个月，我和元庆离婚才三个月。

＂怎么会...＂我话没说完，眼泪却先掉了下来。

牛奶在小铝锅里翻滚着，溢出来落在灶台上，发出＂嗞嗞＂的声音。我手忙脚乱地关火，心却像被人揪住了。

窗外的杨树叶子已经发黄，小区广场上老人们的收音机里传来《今天是你的生日》的曲调。五十五岁的我，在这个秋天选择了离婚，像一片迟到的落叶。

我穿好衣服，对着镜子匆匆涂了点口红，又觉得不合时宜，用手背抹掉。这是三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出门前总要让自己体面些，元庆说过，他喜欢我有精神的样子。

家里的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那是我们结婚时单位发的福利。三十年来，它见证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起起落落。

我和元庆是八零年代末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他在钢铁厂当技术员，我在百货商店做售货员。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手里拎着两瓶北冰洋汽水，眼睛不敢直视我，耳根却红得厉害。

＂王秀莲同志，你好。＂他的声音像秋天的风，不咄咄逼人，却有一股子韧劲。

那年月，百货商店里供销社的货物总是短缺，但我看人家小伙子实诚，偷偷从柜台底下给他拿了两块上好的＂蓝天＂牌香皂。后来他告诉我，那两块香皂他舍不得用，放在抽屉里，直到我们订婚那天才拆开一块。

结婚那天，厂里给我们发了一张双人床，木头扶手上刻着花纹。院子里放起了喇叭，播放着《喜洋洋》，四邻八舍都来帮忙，热闹得很。

三十年婚姻，宛如一部厚重的家庭史册。元庆性子倔，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但他重情义，连着照顾生病的岳母五年，从不皱一下眉头。

那几年，妈妈中风卧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元庆下班回来，先换下厂服，洗干净手，然后接过我手中的活。＂你去歇会儿，＂他总是这么说，＂我来照顾妈。＂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住的还是单位分的筒子楼，一个大通间隔成几个小房间。夏天闷热得很，苍蝇乱飞。元庆就用厂里发的工资买了个电扇，专门放在老人床前。

我们唯一的儿子小军出生在1986年。那会儿计划生育政策严，就生了这一个。元庆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眼里含着泪花，嘴上却逞强说：＂看，多像我，肯定是个机灵小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搬了新房，从筒子楼到了单元楼，又从五层楼换到了如今的小区电梯房。小军从牙牙学语的孩子长成了大小伙子。

可青春期的小军像变了个人，成绩直线下滑，整天跟一群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留长发，还偷偷抽烟。

＂你看看你儿子，都成什么样子了！＂元庆扔下工作证，劈头盖脸地冲我吼。

＂怎么就是我儿子了？你不也是他爹吗？＂我也不示弱。

元庆主张严格管教，甚至动手打过小军几次。那天晚上，小军和我们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三天后才被同学父母送回来。

＂你们就知道打骂，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不想学习！＂小军红着眼圈说。

我偷偷抹眼泪，元庆却板着脸不说话。彼此的倔强像墙，隔在我们之间，越砌越高。

小军高考那年，我和元庆达成了短暂的和平。我们轮流给他熬夜煮姜汤、准备夜宵。小军考得不错，去了南方一所大学。

送他上火车那天，元庆破天荒地红了眼眶，转身就往站外走：＂我去买点水果，路上吃。＂

后来小军大学毕业，没回老家工作，留在了广州。每年春节才回来一趟，有时候甚至一年都见不着面。

我和元庆的争吵渐渐从教育孩子变成了鸡毛蒜皮的家务事：他嫌我做的菜太咸，我嫌他邋遢；他说我乱花钱，我说他小气；他批评我和楼下李阿姨闲聊太久，我讽刺他除了厂里的破事什么都不关心。

电视里演的琼瑶剧我看得入迷，还给自己买了几条鲜艳的连衣裙。元庆嘲笑我：＂都一把年纪了，还学电视里那些小姑娘，也不怕人笑话。＂

我心里委屈，想起年轻时的元庆会送我一枝玫瑰，会在单位门口等我下班。如今他眼里只有厂里的事，对我的付出视而不见。

去年冬天，小军从广州回来探亲，带着女朋友小林。姑娘模样俊俏，大学毕业后在外企工作，看起来很有能力。

＂爸，妈，我和小林打算明年结婚。＂小军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手握着姑娘的手。

我心里欢喜，赶紧张罗着去厨房准备饭菜。元庆却坐在那里，脸色不太好看。

晚饭时，元庆当着人家姑娘的面批评小军：＂你现在这个工作不稳定，还总换来换去，哪有能力成家？我们那时候，一辈子一个厂，踏踏实实。你这样，不像个男子汉。＂

小军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小林也尴尬地低下头。

晚上，我和元庆大吵一架。

＂你怎么能当着人家姑娘的面这么说？小军好不容易找个对象，你这不是存心拆散人家吗？＂我把手里的抹布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我这是为他好！现在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一点苦都吃不得！＂元庆也提高了嗓门。

＂人家在外企工作，一个月挣的比你退休金还多！这叫吃不得苦？＂我气得浑身发抖。

＂钱多就了不起啊？没根没底的，哪有我们厂里铁饭碗实在！＂元庆倔强地反驳。

＂三十年了，咱们连儿子都不会教，还过什么啊？＂那天晚上我说出了这句话。

这句话像一把刀，刺进了三十年婚姻的心脏。

元庆垂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那你想怎样？＂

＂离婚吧。＂我听见自己说。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周围人惊讶又不敢多问。小区门口卖煎饼的刘大娘叹气：＂这个年纪了，图什么啊？＂

我找了个小区附近的一居室，离开了和元庆住了近十年的老房子。搬家那天，元庆主动来帮忙，默默地搬东西，话不多。

＂君子兰我带走了。＂我说。

元庆点点头：＂它开花的时候，记得告诉我。＂

那盆君子兰是我们结婚五周年时元庆送的，二十五年来，花开花谢，见证了我们的喜怒哀乐。

分开后，我开始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早上不用早起给他做早饭，晚上想看什么电视节目就看什么，再不用听他唠叨。

小军知道我们离婚的消息后，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这个年纪了还要分开？你们是我的根啊！＂

我只说：＂妈妈想过自己的生活。＂

电话那头，小军叹了口气：＂那你们好自为之吧。＂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我把自己的小窝收拾得井井有条，买了几盆花，每天上老年大学学电脑，日子倒也清静。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我会想起元庆。想他是不是记得按时吃药，有没有去体检，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拉不下那个面子。

我坐在506路公交车上，冰凉的窗户玻璃上映出我苍白的脸。车窗外的城市在秋雨中模糊成水彩画，路过以前和元庆住了二十五年的老房子时，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个阳台。

记得2008年春节，我们在那个阳台上放烟花，元庆一不小心把鞭炮扔到了楼下李阿姨的阳台上，吓得我们俩像做贼似的赶紧关窗户，然后在漆黑的屋子里笑成一团。

车到站了，我拉了一下头巾，走下车。医院就在眼前，高大的白色建筑在雨中显得特别冷。

电梯里挤满了人，散发着各种气味：消毒水、中药、食物，还有病痛和担忧。我站在角落，紧紧抓着扶手，心跳得厉害。

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刺鼻，我在重症监护室外徘徊。医生刚出来，白大褂上沾着咖啡渍，眼睛里布满血丝。

＂元庆同志的家属？＂他问。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病人情况不太乐观，右侧大面积脑梗塞，需要家属签字手术。＂医生疲惫地说。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小军。

＂妈，你去那儿干什么？＂电话那头，小军的声音充满责备，＂你们都离婚了，这不是添乱吗？我已经订了机票，明天到。＂

我没吭声。小军又说：＂你们的事我早就看不懂了，非要闹到这一步。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亲戚们交代？＂

＂小军，我只是...我只是想看看他。＂我的声音哽咽了。

放下电话，深吸一口气，我推开了病房门。躺在那里的元庆比三个月前消瘦许多，脸色蜡黄，呼吸间带着痛苦的喘息。

让我意外的是，他枕边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我们年轻时的一张照片——那是我俩去北戴河旅游时拍的，我穿着碎花连衣裙，他搂着我的肩膀，笑得像个孩子。

照片边缘已经发黄，但那快乐的瞬间却清晰如昨。那年我们刚结婚不久，单位组织夏季旅游，我们省吃俭用攒钱跟去了。在海边，元庆像个孩子似的捡贝壳，说要做成项链送给我。

那天晚上，我们在海边的小旅馆住下，推开窗就能听见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元庆抱着我，轻声说：＂秀莲，这辈子能娶到你，我值了。＂

回忆被一阵咳嗽声打断，元庆在床上微微抽搐，监护仪发出尖锐的＂滴滴＂声。

一个年轻护士走进来，动作麻利地调整着输液管道，看到我问：＂您是家属吧？需要签手术知情同意书。＂

我愣了一下，然后轻轻点头。

＂你可以陪在床边，跟他说说话，虽然他现在昏迷，但听觉是最后失去的感官。＂护士边整理床单边说，＂有时候，家人的声音能给病人力量。＂

护士离开后，病房里只剩下各种仪器的声音。我搬了把椅子，小心翼翼地坐在元庆床边。

＂元庆，是我，秀莲。＂我试探着开口，声音在空荡荡的病房里显得那么微弱。

＂小军明天就到了，你要坚持住。＂我继续说着，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

我伸出手，轻轻握住他的手。那只手曾经有力地牵着我走过大半生，如今却冰凉瘦削，青筋暴起。

夜深了，医院的走廊静悄悄的，只有护士站的灯亮着。值班室借给我一条毛毯，我缩在元庆病床旁的椅子上，听着他不平稳的呼吸声，想起过去三十年里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发烧时我守在床边，我腰疼时他半夜找医生。

＂记得那年小军刚上小学，半夜发高烧吗？＂我轻声对昏迷中的元庆说，＂你背着他跑了三条街找医生，我在后面提着保温杯跟着，雪下得那么大...＂

回忆像潮水一样涌来。1997年，厂里改制，元庆差点下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我就煮姜汤给他喝，陪他熬到天亮。

2003年，我做了小手术，他请了两周假照顾我，笨手笨脚地学做饭，把厨房弄得一团糟，但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不同的菜。

2008年，小军考上大学，我们舍不得孩子远行，元庆偷偷抹眼泪，还说是辣椒呛的。

2012年，我妈去世，我差点崩溃，是元庆抱着我，一遍遍说：＂有我在，别怕。＂

不知不觉，眼泪湿透了我的衣领。三十年啊，怎么说放下就放下了？

清晨，邻居老钱来探望，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

＂秀莲，你来了啊。＂老钱递给我一袋水果，声音压得很低，＂这段时间元庆一个人过得挺艰难，饭都是在小区食堂吃的。昨天他还提起你呢，说你种的君子兰开花了吧？他记得这个季节花该开了。＂

我咬着嘴唇不说话，眼泪却再也控制不住。

＂他这人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老钱摇摇头，＂前几天我们楼下棋，他跟我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说自己太固执，不知道变通。＂

＂他这个人，认死理，跟个犟驴似的。＂我抹着眼泪，半是埋怨半是心疼地说。

＂可不是嘛！＂老钱笑了，＂前天食堂阿姨多给他盛了一勺菜，他还非要付钱，说＇不能占公家便宜＇，气得食堂阿姨直摔勺子。＂

我们同时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下来。

＂他这人啊，讲原则，可认真了。＂我轻声说。

老钱临走时拍拍我的肩膀：＂秀莲，别想那么多了。这个年纪，健健康康最重要。＂

我点点头，目送老钱离开。病房又恢复了安静，只有元庆的呼吸声和仪器的滴答声。

我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进来。窗外是医院的小花园，几个穿病号服的老人在慢慢散步，有说有笑。

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树上的果实已经裂开，露出里面晶莹的籽粒。我想起家里那盆君子兰，是不是也快开花了？

中午时分，值班护士送来了午餐，我婉拒了：＂不用了，我一会儿自己去食堂吃点。＂

正准备出门，元庆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他看到我，瞳孔微微扩大，嘴唇颤抖着，却没发出声音。

我们就那样静静对视着，像隔着一条漫长的时光之河。

＂别动。＂我起身帮他整理凌乱的被角，动作熟练得仿佛这三个月的分离从未发生过，＂医生说你需要静养，别着急说话。＂

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阳光在他枯瘦的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爱与责任就像树的年轮，即使表面断裂，内里仍然连接。

元庆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我连忙按下床头的呼叫铃，护士和医生很快进来了。

＂醒了？这是好现象。＂医生检查着元庆的瞳孔，然后对我说，＂脑部血管栓塞区域比较大，需要立即手术。你是家属吧？麻烦签个字。＂

＂手术同意书我签了。＂我轻声说，＂他能好起来吗？＂

＂老人家身体底子不错，术后好好调养，应该问题不大。＂医生说，＂不过可能会有些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等，需要长期康复。＂

我点点头：＂我会照顾他的。＂

元庆被推去了手术室，我一个人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待。手术室的红灯亮着，像一只不眨的眼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思绪飘回了三十年前。那时的元庆，身板硬朗，走路带风，厂里的技术能手，邻居们的榜样丈夫。他站在自行车后座上载我去看露天电影，一路上我紧紧抓着他的衣角，既害怕又甜蜜。

下午三点多，小军匆匆赶到，脸上带着疲惫和焦虑。看到我，他愣了一下：＂妈，你怎么在这儿？＂

＂我...我来看看你爸。＂我有些局促地回答。

小军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问：＂手术怎么样了？＂

＂还在进行。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但有希望。＂我轻声说。

小军在我旁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妈，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遍。是因为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吗？是因为老了不想将就吗？还是因为...害怕看着对方慢慢老去，直到有一天永远离开？

＂人老了，想法就不一样了。＂我勉强笑了笑，＂你爸太固执，我受不了。＂

小军摇摇头：＂我女朋友说，你们这一代人太要强，明明相互需要，却非要装作不在乎。＂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是低头看着自己布满皱纹的手。这双手曾经抚养过儿子，照顾过婆婆，为元庆做过无数顿饭菜，如今却显得那么孤独无助。

＂爸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想去广州看看我。＂小军轻声说，＂他从来没主动说过要来看我。我知道他是想散心，忘记你们离婚的事。＂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真这么说的？＂

小军点点头：＂他还问我妈妈过得好不好，有没有生病。我说你挺好的，学电脑呢，他在电话那头笑了。＂

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

手术持续了五个小时，终于结束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但欣慰的笑容：＂手术很成功，不过老人家需要在ICU观察48小时。＂

我和小军同时松了一口气。

＂谢谢医生！＂我激动地说。

＂不客气，这是我们的职责。＂医生拍拍小军的肩膀，＂你爸爸是个坚强的人，术中一直很稳定。不过后期康复需要很长时间，家人要有心理准备。＂

元庆被推回了重症监护室，我们只能透过玻璃窗看他。他的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色依然苍白，但呼吸已经平稳了许多。

＂妈，你回去休息吧，这里我来守着。＂小军说。

我摇摇头：＂我不累，你还要工作，我来照顾他吧。＂

小军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点了点头：＂那你注意身体，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夜深了，重症监护室外的椅子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护士们进进出出，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大妈，要不您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们值班呢。＂一个年轻护士劝我。

＂没事，我习惯了。＂我笑了笑，＂以前他工作上总有急事，我经常等他到半夜。＂

护士小姑娘理解地点点头，又给我倒了杯热水：＂您是个好妻子。＂

我没有解释我和元庆已经离婚的事实，只是道了谢。

第二天一早，值班医生告诉我们元庆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但他仍然处于浅度昏迷状态，右侧肢体活动受限，可能需要长期康复治疗。

我和小军一起把元庆安顿在病房里。为了节省护工费用，我主动承担起照顾元庆的工作。

＂妈，你们都离婚了，你不用这样的。＂小军有些不解。

＂就当还他照顾你奶奶的情吧。＂我轻声说，心里却知道，这份牵挂远不止是还情。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为元庆擦身、翻身、喂水、按摩，那些曾经熟悉的动作，在三十年婚姻中早已成为习惯，如今又重新拾起。

元庆的意识渐渐清醒，但右侧肢体仍然不灵活，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医生说需要进行语言训练和肢体康复。

我买了康复训练的书籍，每天按照上面的方法帮元庆做康复。一开始，他对我的照顾显得有些抗拒，眼神中带着困惑和不安。

＂为什么...你...来...？＂他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别说话，好好养病。＂我装作没听见他的问题，忙着调整他的枕头。

一周后的某个下午，护士去吃饭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元庆。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病床上，形成一片温暖的光斑。

我正在给元庆削苹果，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力道出奇地大。

＂你...不...欠...我。＂他艰难地说，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我愣住了，手中的苹果和水果刀掉在了床单上。

＂别瞎说，好好养病。＂我慌乱地捡起水果刀，继续削苹果，不敢看他的眼睛。

＂离...婚...纸。＂他又说。

我这才明白，他是在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欠他什么，不需要这样照顾他。

泪水突然涌出来，我放下手中的东西，蹲在床边，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元庆，我不是因为欠你才来的。我是...我是舍不得。＂

这句话像是打开了尘封多年的闸门，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一下子涌出来。三十年的喜怒哀乐，争吵与和好，失望与期待，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

元庆的眼角滑下一滴泪，我知道那不全是因为病痛。

＂君子兰...开了吗？＂他颤抖着问。

我点点头：＂开了，五朵花，很漂亮。＂

元庆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这些天来第一个笑容：＂记得...我...说过...开花...告诉我。＂

我帮他擦去眼角的泪水，轻声说：＂等你好了，我带你去看。＂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歪着头看我们，然后又展翅飞向远方。病房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手术同意书我签了。＂我轻声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各自生活。＂

元庆慢慢摇了摇头，用尽全力说：＂不...要...各自...生活。＂

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想...和你...一起...养老。＂他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脸因为用力而涨得通红。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握住他的手，用力点了点头。

三个月后，元庆基本康复了。虽然右手还有些不灵活，走路也需要拄拐杖，但已经能够基本自理。我们决定重新领一份结婚证。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的资料，有些惊讶：＂你们之前已经离婚了，现在又要结婚？＂

＂年轻人不懂，＂元庆笑着说，口齿已经恢复了大半，＂老了才知道，找个懂你的人多难得。＂

我在一旁红了脸：＂少贫嘴，赶紧办正事。＂

拿到新的结婚证，我们没有大操大办，只是请了小军和几个老朋友吃了顿饭。

小军举起杯子：＂祝爸妈白头偕老，再也不分开。＂

＂白头偕老！＂大家一起碰杯。

夜深了，我和元庆坐在阳台上的藤椅上，看着远处的城市灯火。我们的新家比原来小了一半，但收拾得温馨舒适。君子兰放在窗台上，月光下显得格外精神。

＂秀莲，＂元庆轻声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我握住他的手：＂人生就是这样，分开时以为是永远的告别，重逢时才发现，有些牵挂从未真正断过。＂

元庆笑了，眼角的皱纹在月光下格外明显：＂这次可不能再离婚了，再离我就真的撑不住了。＂

我靠在他肩膀上，闻着熟悉的气息，心里满是踏实：＂这辈子，我们一起走到最后。＂

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但我们的故事，还长着呢。

来源：风姿卓越雪梨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