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院子里的老枣树今年又结满了枣子。二叔活着的时候，每到秋天，他总要来我家摘几斤带回去。现在树上的枣子熟了，却没人来摘了。

我家院子里的老枣树今年又结满了枣子。二叔活着的时候，每到秋天，他总要来我家摘几斤带回去。现在树上的枣子熟了，却没人来摘了。

那年我十七岁，正准备高考。家里穷，妈说供不起我上大学了，让我考虑去县里技校。乡里人家的孩子哪有几个能考上的，想得太多，倒贴了钱不说，眼睛还容易近视。二叔听说了，第二天就来了我家。

“弟妹，娃娃学习不错，考上了多可惜。”

妈脸上挂不住，“他爸生病欠下一屁股债，哪有钱供他念书。”

二叔往椅子上一坐，摸出了烟，自己点上，也不分给我爸。那会儿他五十出头，头发早白了，眼角的皱纹像枯树皮一样。他一边吸烟一边掏口袋，掏出一个破旧的黄色信封。信封鼓鼓的，妈的眼睛立马亮了。

“弟媳，我这里有点儿积蓄，先借给你们。”二叔把信封往桌上一放，“等娃娃大学毕业了，再还也不迟。”

妈愣住了，结结巴巴说：“哥，这，这咋好意思？”

二叔把烟头在门槛上掐灭，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他那天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背影瘦得像一根竹竿。

那个信封里有5000块钱。放在现在不算什么，但在1998年的小县城，够我上一年大学了。

二叔是个粮食贩子，他在村里收粮食，拉到县里卖。做这行二十多年了，也没见他发财。他自己也种几亩地，种的水稻特别好，但他从来不卖，说是留着自己吃。明明用化肥，他却总说自己种的粮食没农药，特别健康。每年秋收，他总给我家送一袋大米。

村里人都叫他”缺两袋”，因为他收粮时总缺斤短两。一斤米少给一两，十斤就少给一斤。大家都知道，可还是卖给他，因为他收的价格比别人高那么一点点。

“缺两袋真是个人才，你看他那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比说相声还快。”村口的老张常这么说。

我家院墙和二叔家的院墙是连着的。小时候，我经常爬到墙头上去看二叔家的鸡。他家养了十几只鸡，但奇怪的是，从来不杀来吃，也不卖蛋。

二叔最贵的东西是一辆摩托车，破旧得很，车灯用胶带缠着，座垫上还包着塑料布。他早上四五点出门收粮，晚上天黑才回来，风里来雨里去。每到收粮季节，他那辆摩托车后座上总绑着一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他的秤和簸箕。

他媳妇是个哑巴，人很老实，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服。全村人都说二叔娶了个废物，二叔从来不反驳，只是笑笑。他们没有孩子，也没领养。大家都说他媳妇命苦，嫁了个马大哈，还不如嫁给瘸子。

“他哪里是收粮啊，是收钱呢。”村里人都这么说他。

其实那时候我也这么想。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中等的学校，学费每年5000多。妈让我好好学习，别辜负了二叔的钱。我本想每个假期回来看看二叔，可忙着勤工俭学，就总是回不来。

大二那年暑假，我跟同学去烧烤店打工，刚好遇到县里粮站的招工通知，就去应聘了。第一天上班，主任带我认识各个部门。走到会计室的时候，我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摞现金和一本账本。账本上写着”慈善捐款”几个字，下面密密麻麻记着好多名字和数字。我正要走，却被账本上一个名字吸引住了——“李长林”，我二叔的名字。

“那是谁啊？”我指着照片问主任。

主任推了推眼镜，“哦，那个是咱们县的义工，收粮食的，每月都给咱们这儿捐款。”

我愣住了，“捐款？捐给谁用？”

“给孤儿啊，”主任说，“县里福利院的孩子上学的钱，很多都是他出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二叔？那个村里人眼中的”缺两袋”？那个被人笑话缺斤短两的粮贩子？

“他每月能赚多少钱啊？”我忍不住问。

主任摇摇头，“不多，也就三五百。他那点钱哪够捐的，听说他媳妇有点积蓄，都拿出来了。”

我突然想起二叔家墙角那几只不下蛋也不被宰杀的鸡。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广东工作，越来越少回老家。偶尔回去，也只是匆匆忙忙地看望父母，然后就离开。二叔的身影在我记忆里渐渐模糊。

去年夏天，村里来电话说二叔病重，我请了假赶回去。二叔家还是老样子，院子里长满了杂草，那辆破摩托车依然停在门口，只是落满了灰尘。

二叔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见到我，努力撑起身子，嘴角扯出一丝笑容。床边的小桌上放着几瓶药，有两瓶是癌症病人吃的。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二叔，您…”

他摆摆手，示意我别说话。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塞到我手里。

“院墙，砖头，下面…”他断断续续地说，“账本，给县里…”

他说不下去了，眼神却异常坚定。我点点头，握紧了钥匙。

二叔走的那天，下着小雨。村里人不多，来送他的却挺多。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县粮站的主任，还有几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孩子。那些孩子我不认识，但他们哭得很伤心。

葬礼结束后，我按照二叔的意思，去查看院墙。院墙很普通，土砖垒的，有些已经风化了。我拿着钥匙，在墙根处仔细寻找，很快发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砖。砖上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划痕。

我用钥匙撬开那块砖，里面是个铁盒子。盒子上了锁，用二叔给我的钥匙正好能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红色的账本，最上面的写着”2020年”。我随手翻开，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数字和名字。我忍不住继续往下翻，看到了更多的账本，最早的一本写着”1990年”。

三十年的账本，记录着二叔每天缺斤短两得来的钱，每一分每一厘，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旁边是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个孩子，有的穿着校服，有的穿着学士服，背景是各个学校。照片背面写着名字和日期，最早的已经泛黄了。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二叔要我把账本交给县里。这是他做的好事的证据，也是他”偷”来的钱的去向。

第二天，县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接受捐款的。他们告诉我，二叔二十多年来，一共资助了三十七个孤儿完成学业，其中九个上了大学，还有两个读了研究生。

“李师傅不让我们说出去，”一个戴眼镜的女干部说，“他说村里人会笑话他。”

我把铁盒子和账本都交给了他们。临走前，那个女干部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李师傅生前留给你的，”她说，“他说你会还钱的，所以准备了收据。”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发黄的收据，上面写着”借款5000元”，落款是1998年，下面是我歪歪扭扭的签名。那是我临走上大学时，二叔让我签的字据。

收据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二叔的笔迹：“娃娃，钱不用还了，你好好活着，多帮帮人。”

回广东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二叔的事。那个被村里人叫了一辈子”缺两袋”的人，偷偷摸摸做了一辈子好事，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缺斤短两收来的钱，全都给了那些无人照顾的孩子。他的媳妇是个哑巴，却一直支持他做这些事。

我又想起二叔家的那些鸡，从来不杀不卖，只是下蛋，蛋也不卖。现在我明白了，那些蛋肯定是送给福利院的孩子们的。

列车广播里说马上到站了，我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突然有点想哭。二叔这辈子没有孩子，却养活了那么多孩子。他没有大房子，没有小汽车，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可他的心里却装着那么多人。

回到广东后，我去银行取了一万块钱，寄到了县福利院，说是”缺两袋”的捐款。我还在单位的公告栏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有意资助贫困学生的同事请联系我。”

第二天，响应的人不多，只有三个。但那已经足够让我开始了。我在心里对二叔说：“二叔，我会接着往下做的。”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我仿佛看见了二叔站在田埂上的样子，背着手，望着远方，嘴角带着那抹藏不住的笑意。

他那辈子没干什么大事，就只是缺斤短两地收了一辈子粮食。村里人笑话他，但那些被他资助的孩子，却把他当成了救命恩人。

有人说，这世界上真正的好人，都是默默无闻的。二叔就是这样的人。

我拿起手机，点开了福利院发来的照片。照片上是一间新落成的教室，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缺两袋爱心教室”。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富有。

前几天，我又回了趟老家。村里的老人们还在街头巷尾闲聊，提起二叔，还是那句老话：“缺两袋真是个人才，你看他那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比说相声还快。”

我没有反驳，只是笑笑。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三十七个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这个”缺两袋”。

我在二叔坟前放了一个小小的算盘，然后对着坟碑说：“二叔，今年您家的枣树结了好多枣，我给您摘了一些。”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是二叔在回应我。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二叔家的老院子。现在已经没人住了，但院墙还在，那块被我挖开的砖也还在那里，只是已经被风雨冲刷得模糊不清。

我蹲下身，用手轻轻摸了摸那块砖，然后起身离开。这个秘密，会和这堵墙一起，永远留在这里。就像二叔的精神，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一样。

太阳西斜，村庄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远处，有人在田里收割稻子，不知道是谁。

来源：甜蜜果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