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40年代初不仅是美国审视自身强大国力与突发脆弱性的时刻，更见证了一场成功的知识移植。国际联盟的技术专家们（乘坐泛美航空的“扬基快船”横跨大西洋）被输送至美国，迅速融入其战争机器与战后规划。他们在粮食、公共卫生、世界经济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首先被武器化以击败
【新书资讯】史无前例的国联大逃亡，美国自由秩序的演变史——《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武器化的知识：大卫·艾克布拉德访谈录
知识如何被武器化——对话大卫·艾克布拉德
20世纪40年代初不仅是美国审视自身强大国力与突发脆弱性的时刻，更见证了一场成功的知识移植。国际联盟的技术专家们（乘坐泛美航空的“扬基快船”横跨大西洋）被输送至美国，迅速融入其战争机器与战后规划。他们在粮食、公共卫生、世界经济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首先被武器化以击败轴心国，继而用于在冷战中“赢得和平”。
这种知识转移何以成为可能？根据大卫·艾克布拉德的新书《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主义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关键在于理解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国际联盟的特殊关系。美国并非疏离的怀疑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许多美国人以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的身份，与各国同仁交流思想，共同应对工业现代性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本质上，二战初期国际主义知识移植的成功，得益于此前二十年在美国深度参与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liberal international society）中培育的土壤。如艾克布拉德在导论中所言：“美国的国际主义，本就是国际的。”
访谈中，艾克布拉德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国际主义与霸权、非大国行为体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以及两次大战间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对民主与规划之思考的见解。
—— 吴锡柱（Seokju Oh）（哥伦比亚大学）
吴锡柱：能否谈谈您写作本书的缘起？您在致谢中提到这是一次“愉快的意外”。
艾克布拉德：确实如此。所谓“意外”是指我在前往日内瓦，为另一本书的研究搜集资料时发现了新线索。最初我研究的是美国在两次大战间（尤其是大萧条时期）对世界的认知与姿态转变，却意外发现其与国际联盟的关联远超预期。在日内瓦的档案中，我意识到美国不仅利用国联的数据与分析，更从内部深刻影响着它。
当时（约十年前）关于国联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因此发掘美国人与美国机构对国联的贡献令人振奋。这些发现逐渐引导我转向一个更宏大的课题——不同于我原本研究的美国全球主义的战间期起源，而是一项独立计划。一些“意外”也接踵而至：因妻子在南太平洋的项目，我得以接触澳新地区未被学界充分挖掘的档案，为研究增添了新维度。
档案可以揭示真相，但对我而言，个人际遇与学术探索的耦合同样重要。
吴锡柱：书中反复出现“工具性目的”这一表述：信息是社会改良的工具，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的工具，而历史作为“可用的过去”也可以成为社会改良的工具。您希望本书最终达成何种目的？
艾克布拉德：这一短语旨在揭示自由主义国际社会始终在寻找工具的本质。它并非具备自主意识的实体，而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强加于机构与独立群体的框架。面对挑战时，历史行动者总会利用分析工具或其他手段来应对——无论是1930年代还是当下皆然。
我试图突破传统政治叙事的假设，即存在现成的社会改良或制度构建工具，它们在二战时被包装为战争计划的一部分推销给美国。我的目标有二：其一，展现行动者为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所运用的工具多样性；其二，通过分析知识创造如何塑造个体与机构的互动，来凸显知识在工具形成中的核心地位。
本书希望促使读者不仅思考上述普遍性问题，更重新审视美国在国际对话中的位置。美国并非单方面决定全球事务走向，战后规划甚至某些公共政策实则具有重要国际维度。
此外，本书并非“国联研究”。“工具性目的”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国联的地位——尽管国际主义者推崇它，但危急时刻他们会拆解其框架，择取所需后重建新秩序。我想强调的是，当意识到美国决策者始终在更广阔的国际语境中行动时，传统的关于美国世界角色的叙事便不再成立。
吴锡柱：本书似乎论证了国际合作、机制与规范先于美国霸权存在，二者交织是后来的事。如此看来，书名或可改为《霸权之前》——与罗伯特·基欧汉的经典著作《霸权之后》呼应。
艾克布拉德：这个视角很巧妙，尽管我并未刻意关联国际关系理论。关于霸权，我试图复杂化对美国国际主义的叙事。书中那句俏皮话——“美国的国际主义本就是国际的”——正是为了提醒当今学者：美国国际主义者不仅在内部互动，更与海外同仁密切交流，这才是其国际主义的本质。
这种互动赋予海外人物影响力，但也使其在危机时可能被吸纳。我未能明确界定的是“影响”与“吸纳”之间的张力。以新西兰经济学家约翰·康德利夫为例，他通过公民社会组织与美国人合作，基于对美国崛起力量的理性分析主动融入美国机构，而非被简单利用。
许多小国行为体因为理解美国权力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而选择与其合作。这既是对霸权的适应，亦是对其的一种塑造。他们通过国际社会网络传播理念，而美国因自身资源局限（尤其二战期间）而乐于接纳这些“流亡国际主义者”的见解，形成责任共担机制。
吴锡柱：那么，小国（或当今“中等强国”）的角色如何复杂化我们对美国20世纪世界构建努力的理解？
艾克布拉德：重点不在于否认美国重塑世界的意图或其权力扩张，而在于追溯这些理念与元素的来源，并探究小国为何接受它们。相关讨论往往不具有官方性质，而是关于全球问题的长期对话。美国早期接受的国际主义（早于联合国）实质上是应对全球事务的技术理念的制度化。
例如，营养学或早期经济发展模型等思想极易渗入美国权力核心，直达罗斯福及其幕僚，进而影响国际政策制定。这表明美国霸权的某些方面与跨国辩论紧密相连。本书希望揭示：探讨美国行动时，不能仅关注其内部讨论，战后霸权本身即是一种广义的“国际组织”，且美国绝非唯一声音。许多海外参与者虽然并不完全认同美国霸权愿景，但仍接受其领导，因后者能实现他们认为对自由主义国际生活至关重要的目标。
吴锡柱：关于20世纪30年代末澳大利亚前总理斯坦利·布鲁斯与挪威保守派卡尔·哈姆布罗领导的国联改革，您的论点似乎更具体：小国国际主义者有意将国联改造为技术专家组织以吸引美国。
艾克布拉德：这是双向的。书中我强调国联官员明确试图以技术合作为诱饵吸引美国。秘书长艾文诺等人竭力塑造国联作为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形象——这无疑是政治行为。尽管当时有人批评此举仅是国联寻求存在理由的托词，但深入个案会发现，这些人物真正相信国联在关键领域提供着无可替代的服务。20世纪30年代这一主张往往成立，这也是美国等国关注国联的主因。
此处您触及了“犁与剑”的桥梁：大萧条时期，国联的经济数据与研究（“犁”）帮助理解世界经济运作；同一套知识在二战中却成为经济战与战后重建的政治工具（“剑”）。国际主义者深知，他们的专业知识既可促进和平，亦可服务于全球战争。
吴锡柱：您如何评价书中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与民主的关系？例如奎因·斯洛博迪安的《全球主义者》或杰米·马丁的《干预者》讨论的相关群体。
艾克布拉德：斯洛博迪安的著作十分出色，但他聚焦的是新自由主义史，而我的重点不同。国联语境中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相信完善统计能解决问题（后人或戏称为朴素实证主义），但西蒙·库兹涅茨等人清楚自己是在“扭曲的木材”上构建体系。斯洛博迪安笔下的新自由主义者视国联为极权主义温床，而康德利夫等人却与这些批评者辩论，主张经济规划必须植根于民主与自由主义。
我对这些历史人物抱有极大的耐心，因其深陷制度缺陷的困境。例如洛夫迪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通信显示，他们身处政治与技术的交汇地带（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些人能够对周围施加影响力，故我反对给他们贴上“技术官僚”标签），他们对极权主义危险与现代社会的应对有着复杂认知。这些被忽视的复杂性提醒我们，他们当时应对的工业现代性问题与激进国家形态（法西斯、军国主义），今日或许会再度浮现。
吴锡柱：能否进一步阐释这种复杂性——他们既支持规划，又对国家持怀疑态度？
艾克布拉德：这涉及对国家干预程度的讨论。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或放任主义）会导致危机，需国家引导，但也警惕国家过度扩张——尤其目睹意德政权的教训。如康德利夫所言，规划须谨慎绕过代议制政府。
需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往往寻求即时解决方案，而非完美理论体系。他们的态度可概括为“需要规划与国家干预的作用，但界限由其他机制决定”。历史学者常期待其观点系统连贯，但当时人可能刻意避免在政策文件中明确表态——这是我的推测。
吴锡柱：最后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本书封面？主题是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却选用苏联赠予联合国的雕塑《铸剑为犁》。
艾克布拉德：封面非我一人之功，但您指出了有趣的反差。最初我想用金德尔伯格螺旋图（拉夫戴称为“蛛网”），即大萧条全球传导的经典图示。最终封面中人物的动作具有双重解读：既可将剑锻为犁，亦可将犁铸为剑。这正是本书核心——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的经济改革理念与战争宣传工具常是一体两面。知识与分析的这种易变性鲜被关注，而封面恰如其分地捕捉了这一点。
文章来源：汤恩比奖基金会
排版：颜鲁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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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