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Dov H. Levin，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国际关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党派选举干预、外国选举干预、美国外交政策和战略公共外交；Paul Musgrave，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行政学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

政策目标如何影响美国民众对选举干预的态度

作者：Dov H. Levin，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国际关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党派选举干预、外国选举干预、美国外交政策和战略公共外交；Paul Musgrave，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行政学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Dov H. Levin and Paul Musgrave. “To What End? Policy Objectives and US Public Support for Political Warfar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1, No. 2, 2025.

导读

尚不清楚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选举干预等政治战策略。

引言

2018 年，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议题采访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被问及美国是否“曾经试图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时，伍尔西承认美国过去“可能”在意大利和希腊这样做过。主持人追问“美国现在会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伍尔西喃喃自语咧嘴一笑，然后郑重表示，美国进行此类干预“只是为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经常干预他国选举。伍尔西的谨慎回应说明，即使是情报高官也可能不愿公开支持此类干预。毕竟如他所言，违背民主自决核心原则的选举干预行为似乎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在美国公众看来，什么可以证明干预选举是“非常崇高的事业”？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后冷战时代超过60%的选举干预是公开进行的，并且秘密进行的选举干预也总有可能被公开，由此官员们必须想好应该怎样说服公众支持干预外国选举。本文研究了“正当理由”影响公众支持的两种方式：第一，选举干预的表面目标如何影响对该行为的支持；第二，干预的政策目标如何影响公众对选举干预相对于其他政治战工具的评价。

第一种方式探讨选举干预的目标如何影响公众支持。促进“民主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人道主义目标以及维护美国霸权，都可能增加对选举干预的支持。验证以上所有假设的原因有二：其一，先前研究可能不适用于选举干预，公众舆论对选举干预的敏感性可能没有对军事干预的敏感性高。其二，公众可能会对干预选举产生道德不适进而设定更高的道德标准对其进行评价，了解公众的评价在这些维度上是否有所不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研究空白。

第二种方式探讨政策的目标如何影响公众对干预的其他替代方式的偏好。意即为，“崇高事业”这种理由是否是决策者使用选举干预而不是其他手段的原因。干预选举是实现美国目标的重要手段。学界普遍认为政策工具是可以替代的，只不过不同的政策在成本、收益和能力方面有所权衡。最近大国竞争的加剧使人们重新对特定形式的治国方略产生兴趣，乔治·凯南称之为“政治战”——即为实现国家目标而进行的不战而下的公开或秘密行动。具体行动包括干预选举、资助政变、支持叛乱和制裁。研究公众如何评估选举干预的竞争性假设尤为重要。

本文进行了三项调查实验，研究发现，“崇高事业”的目标确实提升了公众对干预选举的支持。人道主义目标增加了对干预措施的支持，权力政治目标也是如此但效果略弱。人道主义目标对公众支持的影响，受到受访者对于被干预方的认同的强烈影响。同样，政策目标对批准政治战的影响更加普遍。为人道主义或经济目的进行的干预比旨在保持美国在某个地区领导地位的干预获得了更大支持。选举干预通常比武力的政治战方式（如政变）以及其他一些强制但非暴力的政策选择更受欢迎。并且，政策目标会影响不同政治战方式的选择。

总的来说，本文的关键贡献在于：作者证明了政策目标对于选举干预和政治战争很重要——但对所有受众和所有形式的干预来说，目标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并不相同。作者还证明了不同外交政策之间确实可以替代，因为并非所有政策选项相对支持率的变化都是平行的。

政治战争的目标和公众支持

既有研究探讨了外交政策行动的目标如何影响公众支持。早期研究已经证明，军事干预的主要政策目标对公众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人更有可能支持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以实现人道主义目标或抵制侵略等不良行为，而不是促进政权更迭或持续。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政策目标对非动能战略也很重要。有证据表明，美国公众强烈支持使用制裁来惩罚或阻止侵犯人权的行为。海因里希和小林发现，当提供对外援助能带来实际好处时，尤其是有助于反恐行动时，美国人更愿意向一个“讨厌”的国家提供援助。多尔蒂等人则发现，与支持旨在促进伙伴国经济发展或改善民众健康的援助相比，美国人明显不太愿意支持旨在增强伙伴国军事能力的美国援助。有研究发现，强调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霸权地位或者帮助遭受传染病困扰的外国人，但不强调经济目标，能够增加民众对美国政府与竞争对手在对外援助方面相匹配的支持度。还有研究指出，促进国际合作而非竞争能够增加民众对提供外国气候援助的支持度。然而，没有研究探讨政策目标如何影响公众对选举干预的支持。早期文献还忽视了政策可替代性的作用。许多先前的外交政策和政策目标研究都集中在单一类型的干预或政治战争上，例如制裁或援助，而不是研究不同的目标如何改变对战略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年里，学者从干预的原因和影响两方面加深了对选举干预动态的研究。其中干预的影响包括对选举结果的直接影响、对民主制度和福利的中期影响、以及对干预双方关系的长期影响。第三个研究方向已经开始评估干预国的公众如何看待此类干预。关于公众如何评价选举干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理论假设

1.践行人道主义

践行人道主义成为干预的重要理由。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不希望外国公民遭受重大的反人类罪或因灾难而遭受严重的贫困和大规模死亡。许多美国公众甚至认为，美国政府有义务制止或防止该类暴行。随着冷战后美国海外行动成本的下降，自199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美国公众一直认为继续采取行动是可行的。这些观察结果可以归纳得出：

H1：当干预旨在防止危害人类罪时，受访者将更有可能支持选举干预。

但是人道主义目标的实践并不具有普遍性。例如，与穆斯林公众相比，美国人更愿意向基督教信徒占多数的国家提供援助。这种选择性区分的一个突出解释是内群体认同。早期研究发现，受害者群体的种族对支持人道主义干预的影响要么不存在，要么要弱得多且高度有条件。由于宗教而非种族在该方面具有关键影响作用，本文将宗教信仰作为内外群体的区分标准。相应地，可以将假设一细化为：

H1.1：当干预旨在防止内群体成为危害人类罪的目标时，受访者会更强烈地支持该干预措施；而当潜在的目标群体是外群体时，受访者的支持力度则会减弱。

2.维护美国霸权

美国发动政治战的正当理由是维护美国霸权。比如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大量政治更迭现象，因为美国领导人担心在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敌对领导人可能会威胁其地区和全球领导地位。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一直在追求单极霸权目标。由于敌对政党或联盟可能各自存在不同的潜在赞助者，因此为支持与美国结盟的政党而进行的选举干预可能特别诱人。维护霸权地位可能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安全。一些美国人也认为霸权给美国带来了实质性好处，因此他们将对美国霸权的威胁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H2：对美国主导地位的重大威胁将增加受访者对美国干预选举的支持率。

支持干预的意愿可能会根据不同干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而有所不同，美国公众可能会认为美国在某些领域的霸权特别重要。因此，当一个地区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时，美国公众可能更愿意干预该地的选举以应对对美国地区霸权的潜在威胁，而不管该地区是不是真的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以及构成了多大程度的威胁。

美国决策者有多种方式的政治战选项。有暴力方式如实施秘密政权更迭行动，有非暴力方式如实施制裁迫使他国改变政策等。美国公众对应该使用哪些外交政策工具的偏好与他们对局势是否需要“做点什么”的判断是分开的。此外有研究表明，包括干预目标在内的多种潜在因素可能会影响对使用哪种工具的偏好。公众对选举干预的评价相对于潜在的替代政策可能会有所不同。鉴于美国公众对维护民主制度的明显偏好，作者预计美国人会更倾向于非暴力（但仍然是强制性的）选项，而不是暴力选项。由于选举干预的目标从定义上讲是所有民主政权，因此选择其他形式的政治战争需要更多权衡。

其次，作者预计受访者会倾向于其他非暴力替代方案，而不是选举干预。制裁和政策让步都不会侵犯目标国家公众自由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有研究表明，美国公众倾向于赞成其他不涉及此类违法行为的强制性但非暴力策略，例如制裁。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3：受访者更喜欢选举干预而不是暴力方式，更喜欢非暴力替代方式而不是选举干预。

受访者对替代方式的偏好可能受到政策目标的影响。例如，出于人道主义的道德责任感可能超过对选举干预的担忧。像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表明，一种强烈的西方信念，即侵犯其他国家主权以防止严重侵犯人权的特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义务。将这种逻辑扩展到其他替代方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可能，即向严重侵犯人权的领导人提供政策让步可能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即使这样做可以获得安全利益等好处。因此，受访者可能更喜欢选举干预而不是其他非暴力选项。

H3.1：当政策目标是人道主义时，受访者也会倾向于选举干预，而不是其他非暴力选择。

实证检验

表1 实验和假设

实验1：人道主义目标

实验1于2022年11月初在Prolific Academic在线平台上对1515名成年美国公民进行了研究。该实验对潜在的选举干预目标进行了验证。受访者阅读了一段简短的故事片段。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被告知干预的目标是阻止可能发生的严重人权暴行（人道主义条件，实验组），而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被告知干预的目标是阻止该国从盟友转变为敌人（国家利益条件，对照组）。我们将后一种条件作为对照实验，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明美国为何会进行干预而不加以任何理由说明。在人道主义条件下，受访者还被随机分配告知受害者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因变量是受访者对选举干预的支持程度，体现为总分为7分制的打分结果。

对H1的检验结果显示：首先，对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干预措施的支持水平要比对照组高得多。出于人道主义目标，大多数受访者支持美国干预基督教和穆斯林受害者的生存境况。其次，实验组整体比对照组获得了更强的支持。与基于利益的条件相比，人道主义条件的批准支持率增加了约13个百分点。由此，H1得到了完全的验证。通过受访者分析发现，具有高度鹰派倾向的受访者（通过对常见态度措施的反应指数来衡量）在基于利益的目标实验和人道主义目标实验之间没有表现出差异，而鸽派和中间的受访者则受到人道主义目标的左右。这种影响在共和党人中较弱，而对民主党人的影响最大。

对H1.1的检验结果显示：基督徒和穆斯林实验组的受访者在支持干预方面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但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基督教受访者相比，认同基督徒身份的受访者支持对穆斯林受害者群体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非基督徒受访者更有可能支持对穆斯林受害者群体进行干预。基督教受访者支持对穆斯林受害者群体进行选举干预的概率预计会比支持对基督教受害者进行干预的概率低10.9%，而非基督教受访者支持对非基督教受害者群体进行干预的概率则会比支持对基督教受害者群体进行干预的概率高出9.4%。进一步的验证结果表明，是基督教身份而非宗教参与度或重要性对结果产生了影响，这与先前研究观点一致。这些结果部分证实了美国基督教徒倾向于通过介入干预以支持基督教受害者。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偏好只集中在具有基督教身份的受访者中。

为验证H3和H3.1，作者要求受访者对五个行为的赞成程度进行总分为7分制的评分。包括：选举干预、选举前让步、政变、选举后让步、选举后制裁。对H3和H3.1的检验结果显示：原始结果为H3提供了一些支持证据。在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条件下，政变都是支持最少的替代方案，而选举后的制裁都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受访者并不认为所有非暴力选项都比选举干预更受欢迎，因为选举干预比让步的支持率更高。H3.1推测，当目标是人道主义时，受访者更愿意进行选举干预而不是实施其他替代方案。原始结果与这一假设相矛盾，因为在选举之后但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之前的制裁得到了最高水平的支持。对选举前或选举后让步的支持率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与国家利益条件相比，人道主义条件下对捐款、政变和制裁的支持率有相对较大的增加。这些结果部分支持了H3.1的观点，即选举干预优于提前和选举后的让步，但与H3.1相反的是，制裁威胁比选举干预更受支持。

实验2：区域霸权

实验2是在2022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期间对1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主要探讨了哪些条件会影响美国公众对旨在维护美国霸权的干预的支持。对于H2，关于威胁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影响以及支持干预行动之间的关系，该实验基于整个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将其分为高概率或低概率两种类型。对于H2.1，实验按照战略重要性将地区分为非洲国家、亚洲国家、东欧国家或者拉丁美洲国家。作者对这种分类进行了预测试，结果发现受访者认为亚洲非常重要，撒哈拉以南非洲重要性较低，东欧和拉丁美洲的重要性居于中间。作者排除了中东地区，因为该地区民主国家数量稀少；排除了西欧地区，因为当时西欧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变量是受访者对美国干预选举的支持程度，体现为总分为5分制的打分结果。

对H2和H2.1的检验结果显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程度的加深提高了对除亚洲以外的所有地区进行干预的支持，为维护霸权而进行的干预在各种威胁状况和地区中总体上都不受欢迎。logistic回归显示，H2.1有关区域之间的支持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美国领导层面临的威胁程度确实验证了H2，即受访者更有可能支持在高威胁而不是低威胁条件下进行干预。公众对通过选举干预来捍卫美国霸权的支持显然更多地是由感知到的威胁而不是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驱动的。

实验3：可替代性

实验3是在2022年11月的后半个月对1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主要探讨了不同的目标如何影响对不同干预策略的相对支持。受访者依然是先阅读一段文字，而后以5分制打分对五个政策选项的支持程度进行评估。对H3和H3.1的检验结果显示：相关实验对H3的支持是部分且有限的。选举干预明显比政变更受欢迎，但与H3部分结论相反，选举干预比非暴力选项更受欢迎。选举干预明显比选举前和选举后的让步更受欢迎，并且是总体上第二受欢迎的选择。然而，威胁制裁是最受欢迎的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在现实中作为“首选武器”的地位。

另一项测试受访者对干预时间和政策目标偏好的实验结果显示，在所有情况下，“无干预”是最受青睐的回答。受访者对其他策略的偏好因政策目标而异。为实现人道主义目标，最可取的干预行为是随时的干预，进行选举干预则最有利于获得经济利益。总体而言，支持人道主义目标的干预远比促进美国领导地位（或霸权）的干预更受欢迎，经济目标介于两者之间。数据表明，29.9%的受访者会考虑包括为人道主义目的进行选举干预在内的措施，26%的受访者会支持为经济目标采取类似措施，但只有20%的受访者会这样做来捍卫美国的领导地位。

讨论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干预的目标对公众对政治战的支持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验1和实验3表明，为人道主义目标而进行的选举干预将比其他目的的干预获得了更大支持。实验2表明对美国霸权的重大威胁会引发对采取更强行动的支持，实验3表明经济利益也可能提高对干预的支持。同样，受访者经常更倾向于支持选举干预，而不是一些暴力政策或其他的非暴力政策选项。

实验发现，选举干预既不被认为是有效的工具，也不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忌。选举干预与其他干预策略一同构成了美国政策工具包的一部分。不同的目标导致对干预的不同偏好。在附录中，作者进行了其他分析和叙述。总的来说，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对选举干预的支持程度普遍低于民主党人。种族认同对受访者的影响较小，性别差异似乎也很温和。

结论

发动政治战争的目标会影响受访者对这些政策的支持。尽管为人道主义目标而进行的干预比追求其他目标的干预更受欢迎，但美国公众对政治战争支持的绝对程度相对较低。这可能表明，人道主义目标作为政治战争的理由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因此，研究对使用各种政策工具的支持率时，不应假设这些政策工具存在相似的效用，而应逐一进行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发展更具体的支持外交政策工具的理论。我们的结果支持既有发现，即人道主义危机中受害者的身份会严重影响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支持。随着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与世俗化的发展，现在只有大约五分之三的美国人称自己为基督徒，因此可能导致美国公众舆论与上一代人相比发生重大转变。未来的工作不在于研究普通民众对外交政策行动的评价，而在于更精细地区分谁支持这些行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支持这些行动。

本文也可以提供决策借鉴。本文的受访者显然对重复冷战没什么兴趣。在某种程度上，重现的大国竞争可能涉及政治战争以保持美国在特定地区的领导地位，这些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对此举的支持将是有条件的，并且存在较低上限。特别是，美国公众严重反对利用秘密政变来维护美国霸权的政策。

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展开：可以将有关使用武力和制裁的传统研究思路扩展到非动能战略领域，同时也可以使用更加实证的因果推理方法。未来的研究聚焦于以下主题：美国公众可能支持干预以追求经济利益，以及美国公众对此类工具的看法是一般还是特殊的。

词汇积累

political warfare

政治战

nonkinetic strategy

非动能战略

foreign electoral intervention

外国选举干预

译者：高锐前，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

校对 | 程雪玲 朱子岸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韩雄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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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