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请问是周明生同志吗？我是王老师的妻子...＂登机前，电话那头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让我瞬间呆立原地，心脏猛地收紧。
师恩如海，一路相伴
＂请问是周明生同志吗？我是王老师的妻子...＂登机前，电话那头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让我瞬间呆立原地，心脏猛地收紧。
七月的天空熱得发白，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大厅里人声嘈杂，广播里反复播放着登机提醒。
我攥紧了手中的机票，刚参加完王启忠老师的葬礼，正准备登机返回上海。
那天，我站在告别厅里，望着老师的黑白遗照，怎么也无法将那个音容笑貌与眼前冰冷的遗体联系起来。
＂启忠啊，你就这么走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一阵冷风从告别厅的门缝里钻进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鼻子一酸，眼泪便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这个电话，仿佛将我拉回了三十年前的时光。
那是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中国的城镇乡村，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着邓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讲话。
我家在皖北一个叫＂枣林村＂的偏远小村，土坯房，茅草顶，屋里唯一值钱的是父亲作为先进生产队员领到的一台＂红灯＂牌收音机。
父亲是生产队里的普通社员，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直到星星挂在天上才回来；母亲在公社小卖部做营业员，每月工资不到四十块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妹要養活。
高考那年，我出人意料地考上了县高中，村里人都来我家道喜，爷爷甚至杀了一只养了三年的老母鸡，炖了一锅香气四溢的鸡汤来庆祝。
可是，全家人既高兴又发愁——一年三百多元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娃儿，要不你先回生产队干一年，攒些钱再去念书？＂爷爷坐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眼神里透着心疼。
母亲却一反常态地坚决：＂说啥呢！明生好不容易考上了高中，咋能耽误？家里还有那二亩薄田，我再多上几个夜班，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念完！＂
就这样，我背着用面粉袋改成的书包，揣着母亲偷偷塞给我的五块钱，坐上了去县城的＂解放＂牌卡车。
临走时，父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递给我一个破旧的军用水壶：＂省着点用，肚子饿了就多喝水，顶一顶。＂
开学第一周，我每天只能带两个窝头充饥，上课时常常饿得头晕眼花，字都写不稳。
王启忠老师很快发现了我的异常。
他是县高中里少见的大学毕业生，据说是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说话时总带着浓浓的江南口音，让我们这些农村娃不由得肃然起敬。
一个周五放学后，他叫住了我：＂小周同学，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我心里忐忑不安，以为是今天语文课上走神被老师发现了。
那间小办公室，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充满油墨香气和粉笔灰味道，墙上贴着泛黄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和一张全国地图。
桌上堆满了作文本和几本破旧的《语文教学》杂志，角落里放着一个搪瓷缸，里面插着几支钢笔。
王老师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热乎乎的鸡蛋，还有半个白面馒头。
＂先吃点东西，然后我们谈谈。＂他的声音温和但坚定。
我红着脸摇头，心里又急又羞，哪能吃老师的东西？
＂哎呀，别磨叽了，快吃吧！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你们的难处。＂王老师却轻声说，＂不必害羞，咱们是师生，更是同乡人啊。＂
那个气味混杂着墨水香、粉笔灰和老旧木头味道的下午，我第一次向人倾诉了家庭的困难。
王老师听完，沉默地点了一根＂大前门＂香烟，那是当时难得的＂高档货＂，一包七毛多钱，几乎相当于乡下人一天的工钱。
烟雾缭绕中，他告诉我学校有一笔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他会帮我申请。
＂你的作文写得好，有灵气，不能半途而废。＂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语气里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的油灯下写了一封长信给家里，详细说明了助学金的事情，苦口婆心地劝父母不要放弃我的学业。
此后的三年，我不仅获得了全额助学金，还经常被邀请到王老师家吃饭。
王老师家在学校分配的简陋教工宿舍里，两间小平房，家具简单得可怜，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李师娘总是笑眯眯的，一口地道的徽州口音，见了我就像见了自家孩子一样亲切。
＂小周来了？快坐快坐，肚子一定饿了吧！我熬了小米粥，还炒了几个小菜。＂
李师娘的红烧肉和鸡蛋汤成了我高中时期最奢侈的记忆。
那时候的肉多金贵啊，一斤要两块多钱，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六七十。
但每次去王老师家，餐桌上总有一小碟红烧肉，师娘总说是＂剩的＂，可我分明看见他们夫妻俩筷子都不怎么往那碟子里伸。
高三那年冬天特别冷，我穿着家里寄来的打满补丁的棉袄，被同学们笑话得抬不起头。
一天放学后，王老师叫我去了办公室，递给我一个纸包：＂这是我儿子的旧棉袄，他上大学了，这衣服嫌旧不要了，你身材和他差不多，穿着应该合适。＂
我接过包裹，却发现那棉袄崭新得很，线头都没有一根，明显是刚从＂友谊商店＂买来的新衣。
晚上回到宿舍，我偷偷哭了，泪水打湿了那件散发着樟脑球味道的新棉袄。
毕业那天，我拿着优异的成绩单去向王老师告别。
＂老师，我...我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我声音哽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激。
王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好样的！我就知道你能行！去上海好好读书，将来要报效祖国啊！＂
临别时，他递给我一个小信封：＂这是一点路费，到了上海寄明信片回来，让大家知道咱们县高中也能出栋梁之材！＂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乡，十八岁的我懵懵懂懂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了近二十个小时，我从未见过如此繁华的城市——霓虹灯、高楼大厦、穿着时髦的年轻人，一切都让我眼花缭乱。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做家教，发传单，端盘子，什么活都干。
每个月省下一点钱，寄回家里；每个学期末，给王老师写一封长信，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王老师的回信总是厚厚的，工整的楷体字，详细询问我的生活，鼓励我好好学习，末了常常嘱咐一句：＂有困难一定要说，别硬撑。＂
大学毕业后，我幸运地被一家外资企业录用，留在上海工作，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涯。
工作忙碌成了我疏于联系王老师的借口。
一开始是三个月一封信，然后变成半年一次电话，后来甚至一年都想不起给老家打个电话问候。
我的工资从最初的三百元涨到了上千元，又涨到了大几千。
我换了新住处，买了新家具，甚至有了一辆小轿车，却越来越少想起那个在县高中教我语文的老师。
就连春节回家，也只是匆匆忙忙地逛一圈亲戚，从不抽空去看望王老师。
＂生活总是这样，人长大了，就会慢慢遗忘许多事情。＂我这样安慰自己。
直到五年前，我突发胆囊炎住院，躺在上海最好的医院里，打着昂贵的抗生素，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
一天下午，病房门被轻轻推开，我迷迷糊糊地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了进来。
＂小周，好些了吗？＂熟悉的声音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是王老师！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老师...您怎么...＂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听说你病了，我刚好来上海开会，就过来看看。＂他笑着说，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瓶，＂这是你师娘熬的鸡汤，你趁热喝点。＂
我鼻子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王老师在病床前陪我聊了一下午，说起了我的同学们，有的回乡当了村干部，有的进了县里的机关，还有的开了小厂...
听他说起县高中的变化，新建了教学楼，有了电脑室，甚至盖起了体育馆，我才恍然大悟，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老师，我...＂我想解释这些年为什么很少联系他，却不知从何说起。
＂没事，我知道你忙。＂王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手，＂看到你过得好，我和你师娘就放心了。＂
出院后，我主动联系了王老师，偶尔会打电话问候，逢年过节寄些礼物。
但次数依然不多，而且大多是出于愧疚感。
我早已不是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乡下孩子，他们也不再是我唯一的依靠。
人生的轨迹就这样渐行渐远。
＂明生同志，老王走前特意交代，让我把一个信封给你...＂电话那头，李师娘的声音哽咽着，＂他说，你是他最骄傲的学生之一。＂
我的心猛地一揪，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胸口挣脱出来。
＂师娘，您别急，我现在就回去看您...＂
＂不用不用，你还要赶飞机。＂李师娘轻声说，＂我让人把信封放在你订的宾馆前台了，你取一下就行。＂
挂掉电话，我魂不守舍地走向登机口。
飞机延误了两个小时，我匆匆赶回宾馆，在前台领到了那个泛黄的信封。
回到房间，我颤抖着打开信封。
里面是我高中毕业时写给王老师的一张感谢卡，卡片边角已经泛黄卷曲，但那幼稚的字迹依然清晰：＂启忠老师，您如春风，如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田...＂
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毕业那天，因为家里买不起照相机，王老师特意掏钱帮我在县城唯一的照相馆拍的毕业照。
照片上的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神情青涩而自信，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
照片背面，是王老师熟悉的字迹：＂明生同学毕业留念，1988年7月15日。＂
我猛地坐在床上，眼前浮现出王老师苍老的面容。
记忆像潮水般涌来——他在办公室递给我热乎乎的鸡蛋，他帮我申请助学金时坚定的眼神，他在我离开家乡时拍着我肩膀的那双粗糙的手...
我想起高三那年冬天，数学老李总是针对我，说我这个＂贫下中农＂出身的怎么可能考得上名牌大学。
是王老师站出来维护我，在全班面前说：＂人不分出身高低贵贱，就看他自己怎么走！＂
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可我却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么多年竟连一次像样的探望都没有...
眼泪不争气地滑落，打湿了那张泛黄的照片。
我从行李箱里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文档，想给王老师写一封迟来的信，可打了几个字又全部删掉。
无论写什么，他都看不到了。
那晚，我辗转反侧，想起二十年前第一次来上海时的情景。
火车到站时已是深夜，我提着破旧的帆布包，站在陌生的站台上，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正在我茫然无措时，一个拎着公文包的中年人走过来：＂同学，是来上大学的吧？需要帮忙吗？＂
他帮我查找地址，陪我坐公交车，还请我吃了一碗香喷喷的阳春面，临别时递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我的电话，有事可以找我。＂
我感激地收下了纸条，却从未拨打过那个号码。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王老师为何对我这么好——他不过是在将自己受过的恩惠传递下去罢了。
这世上的温暖，就是这样一代代传递着，绵延不绝。
第二天清晨，我提前赶到机场，改签了晚一天的航班，又买了一张去王老师家乡的火车票。
到达那个小县城时，已是下午四点。
县城比我记忆中大了许多，但老高中的围墙还是那么熟悉，只是墙皮已经斑驳脱落。
我坐出租车来到王老师家，那是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六层小楼，没有电梯，老旧但整洁。
敲开门，李师娘愣住了：＂小周？你不是要赶飞机吗？＂
＂改签了，＂我红着眼睛说，＂我想再看看老师。＂
师娘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许多，但笑起来还是那么慈祥。
＂进来吧，正好有老同志们来吊唁。＂
简陋的客厅里坐满了人，都是些头发花白的老人，见我进来，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这是小周，就是王老师常提起的那个学生，现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做高管呢！＂师娘骄傲地介绍道。
老人们点头微笑，眼神中充满了欣慰。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老师生前常说，你是他教过的学生中出息最大的一个，还说你有颗感恩的心...＂
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师娘拉着我走进内室，指着墙上的一排照片：＂你看，这是你们那届毕业的合影，这是你考上大学后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这是你工作后送的第一个纪念品...＂
我惊讶地发现，墙上挂满了我这些年寄来的每一张明信片、每一封信，还有我从各地带回的小纪念品。
角落的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人民日报》，最上面一份打开着，一篇关于我们公司的报道被红笔圈了出来。
那是两年前的报道，提到了我作为企业高管代表，参加某个经济论坛的发言。
＂老王每天都要看报纸，见到有你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还要剪下来收藏。＂师娘抹着眼泪说，＂前些日子病重，还惦记着你，说要把这些留给你...＂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又酸又痛。
原来，在我逐渐淡忘师恩的这些年里，老师却一直关注着我的每一步成长，为我的每一点进步而骄傲。
那天晚上，我留宿在王老师家。
师娘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尘封多年的纸箱，里面是王老师生前收藏的我的所有资料——成绩单、作文、获奖证书，甚至还有当年申请助学金时我写的家庭情况说明。
＂老王走得很安详，＂师娘轻声说，＂最后一句话是嘱咐我把这些交给你，说这是他最珍贵的教学记忆...＂
次日清晨，我帮师娘收拾了屋子，修好了漏水的水龙头，换上了新的灯泡。
临走前，我留下了一个信封：＂师娘，这些钱您收着，以后生活上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师娘推辞再三，最终还是收下了。
＂明生啊，你能来已经是对老王最大的安慰了，他在天有灵，一定会欣慰的...＂
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了这位与我有着血缘之外亲情的老人。
飞机起飞时，我望着窗外的云层，泪水模糊了视线。
那一刻，我默默许下承诺：要将这份师恩，像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温暖更多如当年的我一样渴望知识的年轻人。
回到上海，我立即着手成立了一个以王老师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专门资助家乡贫困学子。
每个月，我都抽出周末时间去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做义务辅导老师。
看着那些渴望知识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会记得给每个孩子煮鸡蛋，会在冬天关注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衣物，会在他们取得进步时给予真诚的鼓励...
就像当年王老师对我做的那样。
春去秋来，岁月如梭。
转眼又是一年开学季，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信。
那是基金资助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女孩，考上了北京大学，特意给我写信表达感谢。
打开信封，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周叔叔，您的帮助如春风，如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田...＂
窗外，初秋的阳光洒满了上海的街道。
我捧着信，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
原来，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那些曾经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人。
而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就是将这份光明传递下去，照亮更多人的路。
来源：如意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