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从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历史性巨变中，网络平台在资本和技术的合力下，从最初的技术企业迅速迭代为元媒介。网络平台所延伸、建构和控制的是整个人类的认知及组织系统。它不是某个媒介或者某种媒介，它不停留于媒介所谓单数、复数，媒介融合等传统媒介认知层面的讨论，而是可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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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平台型媒体作为新传播生态的元媒介

二、平台型媒体赋能媒体演进的价值取向：结构开放、功能整合与生态重构

（一）结构开放：从“媒体形态竞争”转向“生态位争夺”

（二）功能整合：从“信息传播”转向“认知建构”

（三）生态重构：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三、平台型媒体赋权媒体演进的深层逻辑：媒体化的组织与组织化的连接

（一）媒体化的组织形态：技术、市场与关系的三重建构

（二）组织化的连接结构：外连接与内连接的交织演进

（一）媒体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主流媒体与平台型媒体功能实现的范式转型

（二）连接式共生：媒体演化价值实现的双向创新机制

五、结语

一、引言：平台型媒体作为新传播生态的元媒介

“元”（meta-）一般用于学科或概念名称，意思是“关于什么的什么”。“元”讨论，实则是关于某个理论、术语或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层控规则的讨论。元媒介（metamedia）的概念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提出，用来指称个人计算机的媒体特性，意在描述数字计算机作为一种硬件和软件的集合平台，重新组合和复制了以往的媒体形态。元媒介是替代和整合下一级媒体的媒体，本质上是对原初符号文本的“再媒体化”。从本质上而言，元媒介的“元”是新的传播方式、传播要素、传播关系的嵌入与整合，元媒介概括了数字媒体的可供性。因此，元媒介具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媒体的整合性。在媒体演进的过程中，旧媒体自身的传播要素和价值会被按照新的传播规则和传播关系充分解构并融入新的媒体形态之中，整合成为新的媒体，新媒体对旧媒体进行“再媒体化”的同时，旧媒体也“再媒体化”新媒体，旧媒体也就成为新媒体的元媒介，同时元媒介在技术层面具有跨域转换、构建关系和数据化管理的特征，这是“整合”的本质。二是媒体的认知性。元媒介并不是一种技术形态，而是一种技术范式。元媒介表层特点是媒体形态的交替变化。媒体不仅引导着我们认识世界，还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建构方式。因此，元媒介位于媒体系统中沟通串联的核心位置，使传播在媒体汇流中成为人与社会新的连接方式。

2014年，美国媒体人乔纳森·格里克（Jonathan Glick）在《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一文中首次使用了“platisher”，创造性地将“平台”（platform）和“出版商”（publisher）合并为一个新词。平台型媒体被视为资源整合型、功能型、生态型平台，平台型媒体比之前的平台概念更具包容性，对实践也更具概括力和解释力。近年来，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迭代，有学者认为以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体平台更适合被命名为元媒介。

伴随着社会生活不可逆转的网络化趋势，互联网平台及其衍生出的媒体的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媒体生态越来越复杂，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平台及其媒体进入多维度的整合状态。新传播生态由电信层、平台层和应用层构成，其中电信层提供技术可供性，平台层提供传播实现功能可供性，应用层提供传播变现的价值可供性。互联网是“高维”媒体，传统媒体的“低维”方式无法有效地管理和运作“高维”媒体的事务。平台型媒体是基于互联网逻辑的媒体，具备开放、激活、整合和服务属性。在平台之下，每个用户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通道，激活自身资源，在技术支撑、关系支撑、流量支撑下形成新的传播关系和传播层次，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媒体生态。

平台型媒体作为智能技术发展的主要助推者和受益者，不仅具有媒体属性，同时具备不断演进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平台型媒体作为一种新传播生态元媒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元媒介。从Web1.0到如今的AIGC时代，平台型媒体对大众传播技术进行“补偿”。平台型媒体作为元媒介的关键在于数字化驱动的媒体是物质性媒体实体，表现为多功能、一体化的“富媒体”。二是社会元媒介。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进化之间存在“补偿”机制，这种补偿不仅指涉媒体的技术补偿或功能补偿，还有人们的生理需要补偿和社会需要补偿。平台型媒体整合多种媒体形式和社交功能，成为社会连接的重要枢纽，塑造了高度依赖于平台型媒体的“平台社会”和“平台化生存”。

综上所述，以元媒介为视角，平台型媒体作为新传播生态的元媒介的关键之处在于传播要素、媒体要素、社会要素在平台型媒体的组织之下成为新的变革力量。本文从未来媒体演进的价值取向、组织逻辑和运作路径角度研究平台型媒体在复杂媒体系统下的变革性角色，以及身处复杂传播生态中的结构性重塑。

二、平台型媒体赋能媒体演进的价值取向：结构开放、功能整合与生态重构

当前，平台型媒体赋能未来媒体演进具有明确价值取向。2024年，国家提出媒体系统性变革与一体化发展的全新目标。在推动互联网平台和媒体融合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台型媒体的构建显得越发重要。当前，媒体发展依旧是社会的核心要素，随着平台型媒体进入Web3.0时代，它较之以往更具有数据聚合性、内容多元性、用户开放性、平台智能性、传播节点化的基本特征。平台型媒体的发展不是依靠独自的力量完成内容生产和传播触达，而是形成一个良性的开放式平台，借助平台服务规则，向所有参与者开放，进而完成价值升维。基于此，平台型媒体构建的关键词是结构开放、功能整合和生态重组，平台型媒体作为元媒介，赋能媒体演进的基本范式从“媒体形态竞争”转向“生态位争夺”，从“信息传播”转向“认知建构”，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一）结构开放：从“媒体形态竞争”转向“生态位争夺”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通过自身形态变化和功能演进来争夺市场份额。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提出了“第一媒体”和“第二媒体”的划分，揭示了媒体发展从单向交流到多向互动、从中心主导控制到人人参与传播的形态转变。Web1.0时代，用户所“见”即所得；Web2.0时代，用户所“荐”即所得；Web3.0时代，用户所“建”即所得。Web1.0到Web2.0再到Web3.0的迭代，在内容传输层面是连接信息转向连接价值的过程；在交互层面是一个从被动获取到双向互动再到沉浸交互的过程；在用户权力层面，是一个传播权力不断让渡、用户权益不断扩大的过程。其实，媒体可被视为一个类生态圈，媒体之间的竞争是一个生态学的问题，媒体形态的变化竞争实际是“以我为主”的媒体发展逻辑的具体表现，这种“非此即彼”，或者是“主流与支流”的冲突逻辑无法使得媒体子系统相互促进、优化提升，然而平台型媒体的出现使媒体竞争的焦点转向“生态位争夺”。

生态位代表的是个体与生态群落之间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以及机能关系，是评价个体在生态系统中占据资源、充当角色和发挥功能状况的重要依据。平台型媒体整合媒体机构、媒体业务和媒体基础设施，关键逻辑在于以平台作为媒体进行连接的开放性聚合，打破传统媒体发展中“挤出式替代”的关系逻辑，转向内在“存在论关系”模式，进而获得特定生态定位。平台型媒体的生态位竞争体现在从追求传统的“可见”量到追求“不可见”的价值匹配与连接，平台型媒体通过将细分的“利基市场”整合于平台，呈现出既要“头部”，又要“长尾”的态势，其吸纳开放性的主体和开放性的资源，将基于价值共鸣的社群进行整合并实现社会资源的有序配置。平台技术层面的开放性推动了社会层面的开放性，包括知识共享、协作生产和集体智慧的兴起。这种开放性聚合效应与传统单方面加深的裂变效应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将原来单兵突进式发展的技术，通过结构再造而聚合连接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平台和全新的媒体生态。

（二）功能整合：从“信息传播”转向“认知建构”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体解决的主要是信息触达的问题，横向的数量级关系是考察传播内容与社会融合协同的重要价值标准，信息驱动与用户驱动是重要的变迁逻辑，数量级的变化关系是考察媒体传播效果和媒体实用性的重要指标。在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媒体的变迁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横向连接资源，但是技术和社会场景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平台型媒体的出现，使得“人—货—场”深度融合，主体的认知领域进入大数据与多模态，身体的技术延伸使得原本的感知平衡被打破，技术重启了被大众传播熔断的媒体对话性，关注焦点也从原来的“信道带宽”过渡到“认知带宽”。纵观媒体的发展历史，媒体技术与信息流变下沉至主体的认知空间，进而在不同媒体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认知带宽”。

我们以认知焦点为原点建立“认知带宽”的“广度—深度”二维矩阵，并把“认知带宽”归纳为如下四种类型：高密型带宽（高广度—高深度）、低窄型带宽（低广度—低深度）、浅阔型带宽（高广度—低深度）及狭长型带宽（低广度—高深度）。高密型带宽是理想的认知空间，是媒体变迁想要达到的最佳效果；低窄型带宽的认知效果较为初级，信息加工能力和认知范围处于低水平；浅阔型带宽在认知范围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深度不足；狭长型带宽在认知深度上存在优势。平台型媒体使人们的认知带宽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平台型媒体的开放性、多元性、普适性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万物互联、人机关系和智能社会形态，信息流动、技术搭建和场景互塑共同推动了“资源—能力—认知”的三重搭建。平台型媒体的出现加速了认知带宽的维度提升，可供内容由自然环境下的实践经验逐渐向智能互联下的信息融合过渡，认知领域层次朝“AI智创”的方向迈进，认知带宽也逐步从低窄型带宽向高密型带宽过渡。媒体技术的快速更迭要求未来传播的着力点从认知出发，着力解决认知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价值问题，通过传播内容与个体认知带宽的契合，以认知推进传播信息生态圈层的动态平衡。

（三）生态重构：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理性”划分为“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强调目标手段的计算性和效率性，只考虑方法是不是最优，而不考虑方法的价值性。价值理性强调价值观对人行为的指导或引导。传统媒体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背景下依靠人力要素、数据要素展开流量用户竞争和舆论态度竞争。传统媒体时代，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下，人们主张通过媒体技术嵌入社会场景来计算如何高效率、深层次实现媒体触达的目标。媒体效能提升的“算计”手段是工具理性的核心内容。

平台型媒体的出现恰逢媒体经济向集成经济转型。集成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同领域的产业集成，通过横向、纵向、混合连接形成创新集成体，实现资源共享、循环利用、效率增值。平台成为一个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等传播要素在其中互嵌转化的行动场域。平台型媒体通过打造一个良性的开放式平台去重新构建传播生态，其特征是去中心化和开放连接，强调数字技术与社会人文的融合，以公共价值和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考量。平台型媒体推动媒体发展逻辑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作为争夺重点。社会认知的心理结构又分为深层价值观念、基本社会态度和具体社会意见。基本社会态度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下是最为稳定的层次，而深层价值观念是最为坚固的部分。在平台型媒体的作用下，随着技术要素的介入，围绕社会认知心理结构的竞争逐渐渗透到价值层。同时，作为社会协同和治理的隐性动员平台，平台型媒体在价值理性的逻辑下也将数字平等、数字包容、数字信任、数字安全作为发展变革的核心要素。此外，平台型媒体推动媒体发展逻辑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并不是直接摒弃工具理性，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是复杂的线性关系，两者在媒体演化的过程中不断融合与共生。工具理性是实现媒体价值理性的前提，平台型媒体通过媒体技术的工具性为媒体发展提供动力；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方向引导，人们不仅要关注媒体的效率问题，还要关注媒体发展的社会要素。

三、平台型媒体赋权媒体演进的深层逻辑：媒体化的组织与组织化的连接

从最粗放的角度来说，对于媒体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系谱：实体性和隐喻性。实体的媒体观主要关注媒体组织或者媒体形态，将媒体看作可以被感知的对象、一种发挥特定功能的工具；隐喻的媒体观则关注媒体组织的新关系与新连接，强调媒体的意义空间，揭示媒体作为中介物的抽象意义。两种媒体观其实也印证了媒体在发展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不同角色和不同作用。平台型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连接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基础性、动态化、广泛渗透的特征，媒体演化逻辑也从“去组织化”过渡到“再组织化”，平台型媒体以“组织—连接”的方式成为社会的操作系统和底层逻辑。

（一）媒体化的组织形态：技术、市场与关系的三重建构

在深度媒体化（deep mediatization）的时代，社会和媒体之间表现出一种“暗合”的状态，社会组织建构的基本要素已然扎根于媒体化进程之中。平台型媒体将一系列断裂的、分割的要素按照传播的逻辑和法则整合成新的组织体系和聚合性承载空间，媒体组织从机械型过渡到涌现型，最终展现为一种异质杂合的行动者网络的形态。平台型媒体的社会生产结构与传统媒体社会生产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是工业化逻辑的产物，前者是互联网技术对工业化逻辑的社会生产结构的再组织。平台型媒体从“作为技术的媒体”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建构传播的意义，媒体化的组织也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技术组织、市场组织、关系组织。

一是技术组织。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采用“点对点”的触达方式。而平台型媒体的出现使得这一传播过程内嵌于平台之中，平台型媒体成为内容与用户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传播路径由原来的“内容—用户”变为“内容—平台—用户”。平台型媒体依托算法、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将内容更有效率、更为准确地分发给用户，大大减少了传播折扣。以国内平台型媒体建设为例，浙江安吉县“爱安吉”App涉及数字政务、数字乡村、智慧民生等多个领域，用户通过平台可以享受两千余个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使用虚拟币体验美食、电影等生活服务。平台型媒体通过技术组织聚合网络节点信息，挖掘用户所处的场景的价值，构建“人—平台—物”的媒体组织。

二是市场组织。当前，我国的媒体实践表明，简单的横向扩张和整合已经无法满足微粒化时代用户的多元价值需要。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用户规模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对于可见性的掌控显得尤为重要。平台型媒体在集成经济下更为适配，新木桶理论强调的长板协同将为平台型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从本质上说，平台型媒体分发的不是内容，而是用户与传播内容相遇的可能性，平台型媒体将微资源、微力量、微创新的价值进行聚合。生成式平台型媒体依托媒体技术发挥网络经济强大的资源链接能力，以产业共进共赢为价值纽带，汇聚多样的产业资源，获取协同经济效益、产业集群外溢效益和联结经济效益。

三是关系组织。在平台之下，媒体的边界趋向于从“泾渭分明”转向“多功能一体化”的聚合态势。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使用“平台化树”（platformization tree）的逻辑比喻来描述平台化的三个层面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行。树层（tree layers）包含三个层面：基础设施层面（infrastructure layer）、中介层面（intermediate layer）和行业层面（sectoral layer）。不同层级的主体在社会逻辑与技术逻辑交互作用下构成了平台化的运行机制。基础设施层面主要包括互联网交换点、硬件、数据中心等；中介层面包含浏览器、云端、App商店等交流工具；行业层面是在基础设施层和中介层的加持作用下形成的平台关系组织，例如金融、健康等。三个层面并不是绝对孤立的状态，彼此之间存在高密度的交织和互动，进而形成关系的复合体。

（二）组织化的连接结构：外连接与内连接的交织演进

媒体容器通过整合多种媒体形式，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内容和服务，成为一种形成对话的、有机的互动场域。这就意味着，平台型媒体不只是中介工具，还是连接不同异质行动者的网络。平台型媒体的出现使现代社会裂变为线下的实体面相和线上的平台面相，个人因此分别以实体身份和平台身份出没于实体社会与平台社会。从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视角来看，平台型媒体的互动场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空间，结构与行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平台的结构特征为用户的互动提供了框架，而用户的互动又不断塑造和改变这些结构特征。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网络平台及作为其存在形式的平台型媒体是一个以技术为骨骼、以商业为灵魂的开放、多元、普适的提供基础服务的网络平台，其一般的价值逻辑是通过某种基础性的功能服务（如搜索、社交、交换等）形成与人、信息（知识）、物（商品和服务）的规模化连接，并尽可能地开放连接，形成他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极大地提升平台的价值属性。在网络拓扑学中，连接的方向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将连接分为“外连接”（external connection）和“内连接”（internal connection）。外连接是网络中某个节点与不同纵向层次的其他节点之间的连接，用于实现不同层级之间的通信和数据传输；内连接是网络中同一层次但不同属性的节点之间的连接，用于实现同一层次内节点之间的直接通信和资源共享。因此，前者强调连接的兼容性，而后者强调连接的整合性。这恰恰对应了平台型媒体推动媒体演变的两种连接方式。

外连接是一种粗放型连接方式。传统的媒体连接关系是金字塔式、科层制结构，传播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分配要与社会结构相匹配。外连接是一个跑马圈地式的发展样态，强调数量级上的“多”，遵循着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连接规律。然而这种圈层结构阻碍了社会要素资源的传播和重组，媒体技术发展的重点已经不再是覆盖范围和连接指数规模，要将“粗放型”社会连接转变为“精耕细作”式的关系连接。

可以说，外连接帮助社会完成基础性的接入和分发，平台型媒体则在内连接的逻辑上完成整合工作。内连接是精细化的，强调连接的“精度”。平台型媒体将解构后的传播要素按照新的传播逻辑重建起来，这种内容生产并不是对传统粗放型内容生产进行质量上的提升，而是一个内涵扩展的深度发展样态。平台型媒体实现了对社会的深度嵌入，使人类社会经由技术实现了从连通性到连接性的转变，它充分发挥穿针引线的中介作用，激活内连接，为社会沟通与协同、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提供关键要素。

虽然外连接是粗放型连接方式，内连接是精细型连接方式，但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两种连接需要完成“再组织化”。以此观之，在媒体演进的过程中，人类需要通过外连接实现技术的激活创新，连接现实与虚拟世界，突破现实的制约因素，同时需要激活内连接的社会机制，将用户与内容、内容与平台、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圈层打破，形成完善的一体化社会生态。

媒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是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递归循环”（recursive loop）。具体而言，社会发展变化内嵌于媒体的更新迭代之中，而调整后的媒体又重新应用于社会发展。在以“关系”和“流动”为特征的媒体生态下，主体能量的激活将成为推动传播效果“涌现”的关键力量，我们需要采用更为精细化的结构分析框架。在这个过程之中，主流媒体和平台型媒体虽然都是信息传播的主要主体，但是两者的出发点和目的却有很大差异，在媒体演进的过程中，各自要找到准确的媒体生态位置，运用媒体规则、媒体逻辑、媒体机制为媒体系统内部的异质资源群体提供媒体化的解决方案。

（一）媒体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主流媒体与平台型媒体功能实现的范式转型

媒体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系统内部媒体要素持续结合创新。媒体是社会转型“核心序参量”，媒体技术进步为媒体生态系统的进化提供新的动力，媒体生态系统以从旧质产生新质、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机械型到涌现型的动态演化为中心，自组织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媒体系统越来越先进，进而产生可持续向前发展的动力。2024年，国家从“系统性变革”与“一体化发展”着手，对媒体生态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变革，以期实现过去10年媒体发展未能实现的目标。新传播生态的形成仅依靠主流媒体在整个互联网传播及流量赋魂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仅依靠平台型媒体提供技术、流量和关系基础也无法适应和满足媒体化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新传播生态媒体演进的过程中，媒体系统呈现出个体、技术与环境多维交织的复杂状态，主体被拆解成足够小、单一的元素。在媒体系统的不断自组织过程中，其演化呈现出非线性特征。这种演化是部分与整体、要素与要素之间动态平衡的结果，并通过涌现式的进化转型实现。彼得·圣吉（Peter Senge）认为“系统基模”决定着复杂系统的演化方向，自组织的协同发展需要有效的“系统基模”构建。高速成长的技术逻辑转化为社会逻辑的过程中，主流媒体要发挥价值影响力，否则平台型媒体依旧是在边缘创新的境地徘徊，无法实质性地进入社会系统，而主流媒体自身也会因失去发展主动权被价值边缘化。因此，主流媒体与平台型媒体应在特定模式下完成衔接、功能互补，进而形成叠加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型媒体发展的底层逻辑应该更多地兼容主流媒体的价值逻辑，并创新性地为这种价值逻辑的“落地”提供更多的形式和手段，组织形态也应更多地兼容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与“一体化发展”。在用传播逻辑来重构社会的过程中，应将非内容的各类要素导入传播机制，实现社会因素的连接与整合。

（二）连接式共生：媒体演化价值实现的双向创新机制

在媒体演化的过程中，平台型媒体是在开放的媒体环境中获得规模效应，以普适的服务完成自己的商业价值的；而主流媒体是价值媒体，其通过媒体价值整合完成对社会价值的整合，重点在于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平台型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需要形成互补且相互依赖的关系，为整个传播生态和传播运作规则提供价值引导。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分工合作、协同一致的系统化设计，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主流媒体与平台型媒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传统固有角色被打破重组，并演化成为媒体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价值节点”。

主流媒体可以从传统的“To C”模式（直接服务于用户）转型为“To B”模式（为生产内容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保障），实现对关键资源与力量的激活和整合。同时，平台型媒体是在社会实践“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与“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形成并塑型（mould）社会的，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基底，平台型媒体营造自身价值的重点已不再是平台主体化、资源规模化，而是在自有的社会连接平台上，促成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及个人的资源与能量聚集整合。

在新传播生态中，平台型媒体由于自身的多元性使得价值对齐相对来说较为困难，所以主流媒体和平台型媒体通过角色转型形成价值互补，通过价值交换和互惠形成共生关系。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社会建构与文明发展的价值逻辑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逻辑的整合互动，将打破固化圈层，从而建立主体对齐、情感对齐、关系对齐的细颗粒度层级的价值对齐。

五、结语

数字文明虽表现为复杂纷繁的技术创新，但其在本质上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人类对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更丰富的表达形式、更深入的交往关系的永恒追求。平台型媒体作为元媒介，彻底突破层级传播的传统范式，以互联网元架构为基础逻辑，建立起平台与每一个连接点之间的关系，不仅改变了媒体的形态与功能，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认知结构与权力格局。平台型媒体对社会的媒体化作用将会在技术“应然”和现实“必然”二者间寻得折中路径，未来媒体的终极战场或许是认知主权的争夺——谁掌握定义现实的算法规则，谁就能主导意义生产。去中心化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如必要的社会共识如何产生、维系，如何避免原子化社会的危害，平台集中化是否具有公共价值等。对此，政策制定者要以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平衡创新激励与伦理规制的天平，确保技术发展不会偏离人类社会的伦理轨道，防止平台沦为“技术利维坦”，即人类无法控制其负面影响的“技术巨兽”。政策制定者不仅要紧跟技术前沿发展，更要深入洞察技术背后的社会影响，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为技术创新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有效约束技术的滥用。而对于从业者而言，跳出流量思维的局限，转向价值共创的生态构建尤为重要。在元媒介的视角下，平台型媒体的核心价值在于连接与整合，通过算法与数据的力量，将原本分散的信息、资源、用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商品，而是连接用户、激发共鸣、创造价值的“桥梁”。因此，从业者要更加注重内容的品质与深度，持续优化用户体验，以价值共创的理念不断提升媒体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推动一个更加多元、开放、智能的媒体新时代到来。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CY/T 121-2015

MLA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