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姜主任，您快看电报！大姐她...她没能回来！＂我颤抖的手将那张泛黄的电报递给父亲的老同事，葬礼上的人群顿时一片哗然。

重归亲情

＂姜主任，您快看电报！大姐她...她没能回来！＂我颤抖的手将那张泛黄的电报递给父亲的老同事，葬礼上的人群顿时一片哗然。

母亲听闻此言，当场晕厥过去，我们手忙脚乱地将她扶进里屋，老邻居王婶拿来了自家磨的姜末，掐人中、灌姜汤，母亲才悠悠转醒。

＂丽芬呢？你大姐呢？＂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大姐，我不忍心看她失望的眼神，只能低着头不语。

那是1985年春天，我清晰记得那天下着连绵细雨，屋檐下滴答的水声像是一曲悲伤的小调。

我叫吴长河，生于1960年，家中排行老二。我们三姐弟在河北一个叫青林镇的小县城长大，大姐吴丽芬比我大五岁，小弟吴长明比我小三岁。

在我记忆里，大姐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衣裳，脚上那双解放鞋一穿就是几年。家里红糖紧缺的年代，父亲偶尔从厂里带回的少许红糖，大姐总是悄悄留给我和小弟。

＂吃吧，我不馋这口。＂大姐总是这么说，然后笑着看我们把糖块含在嘴里，慢慢品尝那甜蜜的滋味。

我家住在县棉纺厂的家属院，三间砖瓦平房，青石板铺就的小院，墙角种着几棵月季，是母亲的心爱之物。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见证了我们兄妹的成长。

父亲是县棉纺厂的车间主任，人送外号＂吴铁面＂，为人刚正不阿，从不徇私枉法。即使是文革那几年，他也保持着自己的原则，常说＂做人要正，做事要实＂。

街坊邻居都敬重父亲，就连街道办的干部见了也要打招呼，叫一声＂吴主任＂。

1977年，大姐高中毕业，按理说凭着父亲的关系，她能轻松留在厂里当工人，日后说不定还能接父亲的班。但那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大姐却主动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爹，我想去建设边疆！＂大姐站在父亲面前，眼神坚定得像颗星星。

母亲急了，拉着大姐的手苦劝：＂丫头，那边多苦啊！沙漠、风暴，哪是人待的地方？再说，你一个姑娘家，千里迢迢的，多危险！＂

＂妈，正因为那边苦，才更需要人去建设。＂大姐轻轻拭去母亲的眼泪，＂我读了十多年书，不就是为了报效国家吗？＂

父亲沉默地抽着旱烟袋，浓烟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他最疼爱大姐，但这一次，他没有反对。

临行前夜，我借口上厕所，偷听到父亲和大姐在堂屋低声交谈。

＂丫头，你决心已定，爹不拦你。＂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我们的约定。＂

＂爹，您放心，女儿记得。＂大姐的声音坚定而又轻柔。

我竖起耳朵想听得更清楚，却被一阵咳嗽打断了偷听，赶紧悄悄溜回了屋。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晚他们究竟约定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全家人送大姐去火车站。站台上人头攒动，都是送别亲人的乡亲。

母亲哭得眼睛红肿，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多穿衣服，别冻着；按时吃饭，别饿着；有困难就回家，别撑着...＂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小本子，塞到大姐手里：＂这是我的工资存折，里面有两百块钱，够你应急用的。＂

大姐摇摇头，想推回去，父亲却紧紧握住她的手：＂拿着，到了那边安顿下来再寄信回来。＂

火车汽笛长鸣，大姐依依不舍地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她站在车窗边，泪眼朦胧地望着我们，直到列车驶出站台，我们依然能看到她在车窗挥舞的白手帕。

大姐走后，每月都会给家里寄来一封信和一些钱，尽管数目不多，却十分固定。老旧的信封里，皱巴巴的人民币夹着她工整的字迹，详细询问家中情况，特别是父亲的身体和我们的学习。

＂爹，您的老胃病可好些了？不要总是熬夜看报纸，眼睛会吃不消的。长河今年要中考了，他数学不太好，您得多督促他；长明那孩子胆子小，要多鼓励...＂信中满是对家人的牵挂。

每逢春节，我们盼望着大姐能回家团聚，却总是收到她的贺卡和慰问信：

＂今年连队生产任务重，实在脱不开身，等明年一定回去看望大家...＂然而，明年的承诺总是变成下一个明年。

＂人家张家的闺女再远也回来看爹娘，咱丽芬怎么一次也不回来？＂母亲常常对着大姐的照片叹息。从小最疼大姐的母亲，对大姐的思念日渐加深。

父亲却总是摆摆手：＂孩子在边疆建设祖国，不容易啊。她有她的理由，别埋怨她。＂

1982年，小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是我们全家的骄傲。父亲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贵州茅台＂，和几个老友好好庆祝了一番。

我念完中专后，在县广播站找了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朝九晚五，能照顾家里。每天推着二八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1985年春天的那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我正准备上班，邻居张大娘急匆匆地敲响了我家的门：＂长河，不好了！你爹在厂里...晕倒了！＂

我一路飞奔到县医院，却只看到了父亲盖着白布的遗体。医生说是突发心梗，抢救无效。

父亲走得太突然，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收音机前听着新闻联播，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点评国家大事。谁能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活着的样子。

噩耗传来，乡亲们纷纷赶来吊唁。我连夜拍了电报给大姐和在省城读书的小弟。小弟第二天就赶回来了，而大姐，只回了一封电报，说她因连队生产任务无法脱身。

母亲闻言当场昏厥，醒来后只是呆呆地望着门口，似乎仍在等待大姐的身影。

＂你大姐怎么能这样？＂母亲抹着眼泪，声音哽咽，＂你爹待她最好，她竟连最后一面都不来见！＂

葬礼那天，天下着小雨，黑压压的人群送父亲最后一程。父亲的老同事、邻居、甚至是曾经被他批评过的干部，都来送行。唯独缺了大姐的身影。

我心里也有怨气。大姐啊大姐，爹对你多好，你怎能连最后一面都不见？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和小弟多次写信劝大姐回来看看，大姐却只是在信中说自己走不开，并嘱咐我们好好照顾母亲。

＂她终归是怪爹当年支持她去新疆吧？＂母亲有时会这样猜测，眼泪悄悄滑落。

1988年，小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省城一家设计院。我也在县里相了亲，娶了邻村的姑娘，搬出了老家。母亲坚持要住在老房子里，说是等着大姐回来能找得到家。

这期间，大姐的信依然定期而至，还有那些不多不少的钱。每逢佳节，她总会寄来特产和慰问品，信中从不提父亲，也从不提回家的事情。

＂她在怨你爹呢。＂母亲常这么说。但我不这么想。以前大姐和父亲关系最好，父亲对她抱有特别的期望，两人常常能聊到深夜。怨气从何而来？

时间一年年过去，东边院子里的老王头辞世了，西边李婶家的小子娶了媳妇，对面张家的闺女已经当了妈妈。唯有我家的大姐，成了不曾归家的游子。

1995年1月的一个雪夜，我接到了一封来自新疆的特快专递。拆开一看，是大姐所在连队政治处的通知：大姐因长期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已于上月底去世。

我怔在原地，手中的信纸飘落。怎么会这样？大姐才四十出头啊！

我连夜告诉母亲和小弟这个噩耗。母亲差点又晕过去，缓过劲来后只是一个劲地哭：＂我的丫头啊，你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娘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我和小弟连夜赶往新疆，一路上风尘仆仆，心中充满懊悔和自责。为什么我们没有坚持去看望她？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地理解她？

到达连队时，大姐已经入殓。掀开盖布，我几乎认不出那个面容。十八年的边疆岁月，风沙和劳累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至少十岁。

但她的脸上却带着一种安详，仿佛完成了某种重大使命。

连队的战友们哭着告诉我们，大姐这些年来一直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吃的是最便宜的食堂，穿的是打补丁的旧衣服，从不买新的。即使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她也只穿一件薄薄的棉袄。

＂就是不知道她攒钱干啥，从来不花。＂战友们疑惑地说。

她的宿舍简陋得令人心酸：一张铁床，一个破旧的木柜，一条缝补得看不出原样的棉被。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是她离家前照的，已经泛黄发卷。

收拾大姐的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了一本存折和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张父亲的旧照片，是他四十岁时照的，背面写着一行字：＂父女同心，为教育兴邦＂。

我呆住了，这是什么意思？

更让我惊讶的是那本存折，上面记录着大姐十几年来的积蓄：19，875.60元。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大姐省吃俭用，到底为了什么？

存折夹层里还有一封信，是写给县教育局的申请，信纸已经反复修改多次，字迹清秀工整：

＂兹申请用本人积蓄19，800元，在青林镇中心小学建立＇吴建民图书室＇，购置图书、书架等设施，惠及乡里学子，点亮知识明灯。此为我与父亲吴建民同志生前约定，望予以支持。＂

落款是大姐的名字和日期：1994年12月10日。那是她去世前半个月。

我突然明白了，大姐并非不愿回家，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与父亲的约定。

带着大姐的骨灰回到家乡，母亲在见到那个小小的骨灰盒时，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傻孩子啊，你为啥不回来看看我们？为啥连你爹最后一面都不见？＂

我将存折和信件交给母亲，母亲看完后，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就说丽芬不会怪你爹，原来，原来是这个原因...＂

母亲颤抖着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木盒子，那是父亲的遗物。里面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父亲多年来的思考和计划。翻到最后几页，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丽芬志向高远，愿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我与她约定，她负责边疆建设，我在家乡积攒资金，共同为家乡教育事业做点贡献。她走后，我每月存下工资的三分之一，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镇小学建一间图书室，让更多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字迹到这里戛然而止，那是父亲生命的终点。

＂你爹本想着退休后实现这个愿望，＂母亲抹着眼泪说，＂他常说，咱家丽芬从小就爱看书，要是村里有个图书室，该多好啊。＂

战友们还告诉我们，父亲去世那年，大姐其实请了假，甚至已经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但在半路上，她遇到了一个老乡家的孩子发高烧急需送医。那时路上交通不便，医院又远，她把回家的路费给了那家人，自己默默返回了连队。

＂她说，钱花出去了，就要重新攒。＂战友们回忆着，＂她怕耽误和父亲的约定。＂

听到这些，我们都泣不成声。大姐啊，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倔！

＂难怪你爹临终前还念叨着说，丽芬远在边疆，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母亲咬着手绢，＂我还以为他是在安慰自己呢。＂

带着大姐未完成的心愿，我找到了县教育局。他们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快批准了建图书室的申请，还追加了一部分资金用于扩建。

三个月后，＂吴建民图书室＂在青林镇中心小学落成。书架上摆满了从省城精心挑选的各类书籍：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历史故事...应有尽有。

开馆那天，我将父亲和大姐的照片并排挂在墙上，下面是父亲照片背面的那句话：＂父女同心，为教育兴邦＂。

全镇的人都来参加了剪彩仪式。老街坊们看着照片，都红了眼眶。父亲的老战友姜叔拄着拐杖，站在照片前久久不愿离去。

＂老吴啊老吴，你走得安心吧，丫头完成了你们的约定...＂姜叔抹着眼泪说。

母亲颤巍巍地来到照片前，摸着大姐的脸，低声说：＂傻丫头，你要是能回来一趟，让娘看看你，该多好啊。＂

小学的孩子们不理解大人们为何而泣，他们好奇地翻着新书，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图书室。看着他们天真的笑脸，我仿佛看到了大姐儿时的模样。

后来，我成了图书室的义务管理员，每周末都会来整理书籍、添置新书。小弟也常从省城带来最新出版的好书。我们在完成大姐和父亲的心愿，也在治愈自己的心灵。

1999年，母亲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握着我的手说：＂长河，等我走了，你把我的骨灰一半放在你爹旁边，一半送去新疆，和你大姐在一起...＂

我照着母亲的遗愿做了。如今，大姐的骨灰分葬在两地：一半在父亲母亲身边，一半留在了她奋斗了大半生的新疆。就像她的心，一半在家乡，一半在边疆。

每当夜深人静，我常想起大姐远嫁边疆的那个清晨，她回头看家乡的神情。她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扎着简单的马尾辫，站在火车站台上，目光坚定而又不舍。

如今，每当我走进那间图书室，看着孩子们专注读书的脸庞，我仿佛看到了大姐和父亲的微笑。墙上的两张照片，默默注视着每一个走进来的孩子，见证着一个个梦想的萌芽。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仰头问我：＂叔叔，墙上这两个人是谁啊？＂

我蹲下身，轻声回答：＂他们是图书室的创建者，也是我最敬爱的人。＂

＂他们一定很爱看书吧？＂女孩天真地问。

＂是的，他们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我摸了摸她的头，＂就像你现在做的那样。＂

青林镇的变化很大，砖瓦房变成了楼房，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但图书室依然在那里，父亲和大姐的故事也在镇上口口相传。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去给父母和大姐扫墓。我告诉他们大姐的故事，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亲情，什么是坚守和奉献。

有些爱，不需要言说；有些情，历久弥新。大姐用她的方式，完成了与父亲的约定，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深沉的，它不张扬，不浮夸，却能穿越时间和空间，在生命结束后依然温暖人心。

每当春风拂过图书室的窗棂，翻动书页的声音就像是大姐和父亲的低语。在那些充满书香的日子里，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永恒的安息。

来源：一遍真命题